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511部分在线阅读

作为发起人，他保持着区分什么是正确行为与什么是错误行为的权利，保持着事件向前发展时更改定义标准的权利。例如，狂热行为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它在某个阶段是有益的，而在另一个阶段则是有害的。如此，政治盟友可以变成敌人；某个时期曾作为正确的东西提倡的，在另一个时期就会被弃置一旁。在运动的巩固调整阶段，当残存的任何敌对势力可能以各种方式重新组合，企图夺回它们失去的某些东西时，情况尤其复杂。
在下一个主要运动的初始阶段，即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那些自1958年以来的几年内所发生的事件，被解释成是刘少奇及其同伙对1958年推进的毛的正确教育路线所作的逐步破坏。然而，一种似乎更有道理的解释是，60年代初教育方面的发展——在1958年群众运动的高潮及其1959年的调整阶段之后——在很大程度上是依照1958年9月指示所开辟的路线前进的，尽管它遭到了这个时期无法预料的经济困难的破坏。运动就是这样在前进，这条路线所固有的矛盾也随之发展。
举个例子，既发展半工半读学校又发展重点学校和全日制学校的决定，可能最初是想要“既顾到数量，又顾到质量”，这是教育部长在1959年初宣布的。但在实施这条路线期间，这两种学校制度的差别，更重要的是接受其教育的两种人之间的差别，越来越严重了。
在这种发展背景下，出现下面的情况就是必然的了：毛泽东本人在60年代中期放弃了他曾运用于教育的“两条腿走路”的口号，而以否定的措辞把它重新解释为是刘少奇的有害的、不平等的“双轨制”，或两种教育制度。在这一发展背景中，也包含了其他一些矛盾。但不论怎么说，两种不同形式的学校教育之间存在着分工的不同，企图以此为基础来建立一种教育制度，实际上是更扩大了这两种学校教育形式的差别。
半工半读思想的“失败”
就60年代初期而言，当时的来自官方的有关教育的数据资料，尤其是全国范围的资料，是很难见到的。[27]这可能是大混乱的一种反映，这场引起所有各部门统计数据的大混乱是由那个时期的经济困难造成的。有关这几年的大部分可以得到的资料，是事后公布的，即在“文化大革命”拉开序幕和正式开场的1964—1968年间，由官方报刊以及非官方的红卫兵刊物公布的。红卫兵的材料倾向于反映当时所盛行的毛主义的解释，但却详细地展示了大量以前无法得到的资料。[28]现在还有甚至更大量的来源基本相同但通过不同渠道收集的资料补充进来。这些资料是香港学者对从前红卫兵时代的学生的访问记，而这些学生最初是来自广州。[29]
根据这些后来的数据，农业中学在60年代初急剧减少。据官方计算，1960年，这些学校全国共有3万所，在校学生为290万人。到1962年，农业中学减少为3715所，入学人数为26万人。小学也被压缩，与1958年所宣布的学龄儿童80%上小学的比例相比，这一时期只有56%。[30]
这种滑坡很可能要归因于经济问题。但是半工半读思想在1964—1965年又一次流行起来，那时它也被引入小学一级。而官方报刊在那一时期对这一思想的宣传则暴露了它没有取得成功的更为根本的原因。那个预定要由这种学校提供服务的对象群，把这种学校视为正规的全日制学校所提供的“真正”教育的二等替代物。对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传统看法依然占支配地位，并且由于仍处在维持生存水平的农村经济中的日常生活经济状况而增强了。
在香港对几位从前的中国农村学校教师的访问透露，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假设有一种选择：或是送他们的孩子去县城的正规全日制中学（当时一个县一般只有一两所），或是送孩子去离家近一些的半耕半读中学，大多数农村家长都要选择前者。这是因为，他们知道前者质量高，这种教育可以为他们的孩子提供一个逃避农业劳动生活的机会。事实上，绝大多数农村孩子没有机会进正规中学。上这些学校的主要还是些县城里的孩子以及农村中的杰出学生。但是，假如要在送孩子去新的半耕半读农村中学和让孩子全天在家劳动以补充家庭收入这二者间作选择的话，绝大多数农村家长宁愿选择后一条道路。农民们的推理是，为什么要到学校去为劳动生活做准备，为什么当留在家里劳动更有利可图时却要去学校做毫无收益的劳动呢？这些都是从农村家庭对成本一利得的精打细算中显露出来的典型问题。
由于农业劳动仍然毫无改变地被视为人类生产活动阶梯上的最低一级，因此半耕半读农业学校就继续被人们看做是提供向上和向外发展道路的正规教育形式中最低下的一种。如果某个农村青年上了这样一所学校，并且仍然不得不回到农业劳动中去，就会被所有的人认为是受了屈，至少被认为是一种浪费。只要有这种环境存在，当地的干部和教师——他们得不到那种使得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坚持下去并取得成功的高级支持者的激励——便无法把他们自己的半耕半读学校建设成为一种可以接受的替代物。[31]
这里，还有以另一种形式表现的，最早在1957年就承认了的发展着的问题，即怎样提供合理的中级教育形式，它既可以成为某些人的大学预备学校，也能使大多数人在此完成学业。如果没有任何中学，问题就不会发生。如果有了中学但却表现为两种不同的形式，那么在那些久已对利益不均的每一个具体表现都非常敏感的人们中间，必然出现的矛盾就尖锐起来了。
尽管如此，1965年4月，教育部还是召开了关于农村半耕半读教育的第一次全国会议。会议赞扬了为在农村普及小学教育、发展中学教育铺平道路方面所取得的“多快好省”的成绩。这次会议报告了正规全日制学校的许多不足，并要求它们进行整顿。但这次会议承认，“两种教育制度”，即全日制和半工半读制度，将一起继续存在相当长一个时期，然而半工半读代表了社会主义教育发展的长期方向。在中学一级，半工半读学校教育将成为这种制度的主要依靠。[32]
1965年11月，举行了城市半工半读会议。刘少奇引人注目地出现在这两次会议上，并在两次会议上都表示，发展两种教育制度就是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但是，半工半读班级的低下地位显然也被认识到了。在城市中，它被作为一种手段而得到提倡，依靠这种手段，那些小学毕业而不能升入正规初中的学生能被组织起来边劳动边学习。另外，只有少数城市青年此后还能继续他们的学习或是在城市中找工作；大多数人将不得不接受在农村中的工作任务。半工半读学校被看作一种为城市青年过那种生活做准备的工具。[33]
后来对刘少奇的指责，正是说他宣扬了两种分离的、不平等的教育制度的这种显而易见的发展，而没有提倡半工半读思想本身。他被说成是阉割了这一思想的“革命性精髓”。
正规全日制的“成功”
专业学者，不论是受通才型的西方学问影响的，还是被迫接受更专门化的苏联模式的，或是不得已而选定新的中国社会主义方向的，他们仍然还是知识分子。他们利用“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所提供的机会，利用“大跃进”以后所承认的恢复教育秩序和质量的需要，为某种制度的建立而迈出了他们自己的“腿”。这种制度，不仅在他们自己的眼里，而且同样在其他任何人的眼里，都完全优于另一制度。
在金字塔顶端的照例是精英们的重点学校，这些学校在全日制学校制度的各级上发展起来。从幼儿园一直到大学。有关重点学校的历史，似乎湮没在时间的迷雾中了。据1980年在中国对12所大学及许多中学的行政管理人员所作的访问，关于这一制度的准确起源以及何人对此负责，都没能得到明确的回答。一位教育部的发言人有个最为详细的答复，其中有一些还是由别人补充的，所有这些答复还没有在别处遭到过反驳。这位发言人否认这个制度曾受过苏联教育范例的任何启示。相反，这一制度的起源应归之于这种重点思想：它是中国共产党在1937—1949年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经济发展策略的基础，这一策略就是在贫困的农村根据地为经济建设的目的而集中使用人力、物力。
这种思想随后被用在教育方面。其最早的实例是“中心学校”，推行这种学校是1942年延安改革的一部分。1949年以后对这种思想的宣传推广，现在可以追溯到1953年由毛发出的办好重点中学的一项被广为引用的指示，尽管这一指示在当时并未发表。直到1959年，在周恩来于当年4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援引了上述指示之后，重点学校才开始有组织地建立起来。它们在“大跃进”期间出现的群众性教育迅速扩展的背景下，被用来当做保持教育质量的一种手段。[34]尽管从50年代中期起重点学校就已存在——通常是简单地指定那些1949年以前最有声望的学校——但这种制度直到1960—1966年期间才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协调一致的发展。
1965年以前，发展城市半工半读学校的作用是为农村培养人才；相反，以城市为基础的重点学校制度的主要作用从一开始就是为高等院校培养人才。重点学校的意思直接被解释成大学的预备班，与这种学校相联系的每个人的生活都围绕着这个目标。例如，1962年，广州城区与近郊区的中学根据其大学升学率而划分了等级。学校被分为三类。在第一类最好的学校中，每年都有70%—90%的毕业生能够升入大学，广州的大学生大多数都是来自第一类中学。第二类学校通常可达到15%—30%的升学率，或者还要少些。第三类学校包括民办中学和农业中学，它们的学生通常进不了大学。
具有从初中升高中进而升大学的最高升学率的学校，被指定为重点学校，保证它们能得到最好的教师，最充足的财政经费，最良好的设备以及最优秀的小学和初中毕业生的源源不断的供应。那些在中学入学考试中获得最高分的能够进入第一类学校，学术成就的天平也因此而向他们倾斜。仅据1962年官方所宣布和当地报纸所发表的材料看，这种等级体系仍然继续在内部使用，并根据公众意见进行了改善，此后它成了评价这些学校的根据。[35]
所有原始资料显示，在60年代初期，这种用于中小学的等级制度不仅限于广州，而且成了一种全国性的现象。例如在邻省福建，在那些相邻的沿海城镇中有一些1949年以前由华侨提供基金而创建的好学校，由于这些学校的布局及其地理上的接近，便促成了一种全省性的考试竞争方式。这些竞争每年在大学入学考试时达到顶点，福建也因这些学校所达到的升学率而受到了全国的称赞。省教育厅厅长王于井利用其职位和声望的影响推动这种工作，亲自视察沿海城镇和升学率高的学校。她鼓励这些学校为夺取优胜红旗而展开竞赛。这种竞争进行得非常坚决。据在香港被访问的一位从前的学生说，在经济萧条的那几年中，他所在的学校里年龄小些的学生要把他们每月粮食定量的一部分捐给毕业班的大同学。这不仅仅是要在紧张的试前死记硬背阶段保持这些学生的体力，而且也是要使整个学生群体投入为学校赢得好评和“荣誉”的斗争中去。
至于在这种新的成绩等级制度中受惠的是什么人的子女，罗森和昂格尔在一次对广州一些中学的随机取样调查中发现，“优秀的”工农阶级的青年在那些升学率最低的质次的正规初级中学中占多数。这就导致了新学校都建立在从前没有学校的工人阶级聚居区内。相比之下，在最好的重点初中里，只有11%的学生出身于工农家庭；48%则是“革命干部”子女。革命干部是另一“优秀”类别，他们不仅是官僚等级制度中的高级官员，而且都是在1949年以前入党和参加革命的。
在邻近的一些初级中学中，比例几乎完全相反，只有8%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的学生，却有42%工农家庭出身的学生。知识分子的孩子在质量较低的学校中占20%，而在精英学校中却占32%。在招生人数更少的高中一级，竞争就更为激烈，学术标准因此较高，干部子女的比例明显下降。在最好的重点学校里，他们占学生总数的27%，而工农青年占12%。知识分子孩子的比例达到34%，而其他非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家庭的子女占36%。[36]
这项调查涉及1962—1966年的5年时间。在更为详尽地观察了那一时期的变化后，罗森得出结论，由于有关方针目的的冲突加剧，教育制度日益分为两叉。在1961—1962年，恢复了对学校成绩和入学考试分数的强调，以便在1958—1959年靠推荐接受工农入学的试验之后提高质量。陈毅的著名讲话为此定了调。他在1961年指出：“学习专业是学生的政治责任。”第二年周恩来再次肯定了“大跃进”后的调整，他在1962年4月的二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报告中表明了这一点。他强调，政府将继续调整文化、教育、科研和公共卫生事业，改进工作质量。[37]
但是，提高正规学校的质量并非是事情的全部。1961年，毛泽东写了一个指示，赞扬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半工半读方向；1962年，他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著名告诫。[38]这一号召出现在毛泽东给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信中和全会公报上，它表明1962年9月召开的这次会议再次肯定了阶级斗争学说。[39]
重申阶级斗争还预示了最后融合进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来临。这一运动是作为一场教育与灌输运动而展开的，旨在纠正“大跃进”以后“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发展起来的农村干部的贪污腐败以及农民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等“不良倾向”。[40]到1964年，这场运动逐步升级为以农村干部为对象的大规模整风运动，并伴随了新的全国范围的对政治的强调。
从1963年起，重新把高中和大学入学标准的重点放在了政治条件和阶级出身上。针对每一个人尤其是针对青年人的“社会主义教育”加强了，其注意力集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观念、阶级斗争和直接参加劳动上面。对那些不了解1949年以前的中国的小学生和中学生来说，关键问题是要将旧社会的剥削压迫之苦与新社会之甜进行对比。每个有苦难经历可以诉说的老工人和老农民，成了学校集会与讲坛上经常被请来的发言人。由于国家正在从“大跃进”以后的经济低谷中摆脱出来，由于青年人可能难于正确地进行比较，这种做法便具有显而易见的重要性。例如，在广州，社会教育的一个早期课题，就是“回忆对比大旱之年新旧社会的不同遭遇”。广东在那时，即1963年5月，正处于一场严重的旱灾之中，这场旱灾是“连续几年”频繁的自然灾害中最近的一次灾害。
作为政治教育的一部分，大学师生在1964—1965年曾一度有几个月被派送到农村，在那里，他们参加工作组，调查农村干部，重新给农民家庭分类，并获取农民生活的第一手知识。到1965年年中，不断加剧的政治活动被称为是一场“文化战线上深入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一位评论员指出：“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发生变化以后，作为意识形态一种类型的文化，也必须随之发生变化。”否则，社会主义革命就有半途而废的危险，其成果将会损失殆尽。[41]这一论题进而预示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在1964年初的春节讲话中，毛泽东还批评了正规中小学教育的学究气和不切实际性，这是他对这一问题所作的许多公开性评论的第一次。12年学制太长；课程设置既多且繁；考试过于呆板；学生毕业后难以找到工作，因为他们只做了继续学习的准备，而不是打算去从事劳动。[42]这也预告了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充分发展的主题。
可是，对学校成绩的强调依然令人不安地与不断发展着的政治活动结合在一起。1964年，高教部得到恢复，表明了对精英层质量的继续关心。第二年，高教部长承认，大学入学条件实际上仍然遵循1958年以前的定则，工农青年只有当其考分达到竞争标准时才能给予优先。
由于在这些矛盾的要求下进退两难，正规学校制度只得努力去满足两方面的要求。政治学习和竞赛运动，如1963—1964年学习社会主义英雄雷锋的运动，被带进了依然为追求合格率所支配的学校生活。这种对合格率的追求甚至扩展到了普通学校，它们也加入了竞争，都沿着提高分数的最佳途径去制定策略，以此来提高它们的声望。在这些情况下，重新以阶级出身为重点的精英层的主要受益者，就只能是那些革命干部的子女，他们具有无可挑剔的阶级凭证，除此之外是那些知识分子以及其他中产阶级成员的高分子女。出身不好或剥削阶级出身的青年发现，不论其学习成绩如何，获得入学许可都越来越困难。
工农青年，尽管有着好的阶级出身，也难以在竞争中取胜。在他们生活的地区，提供给他们的多是一些最新的学校，其中很多不过是刚刚建立的，甚至连高中班都没有。当然，1961—1962年以后，高中一级几乎没有发展。因此，工人阶级的青年在学术上处于劣势。他们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在念完初中或许在上职业学校以后，为了找工作，也很愿意结束自己的正规教育。广州在1964—1965年建立了31所新的职业学校，主要是在半工半读基础上开办的。[43]
表9　1958—1965年学校数与学生数
资料来源——1958年：国家统计局：《伟大的十年》[681]，第192页；1959年：杨秀峰：《积极进行学校制度的改革》，新华社，北京，1960年4月8日，载《当代背景材料》，[735]，623（1960年6月29日），第11页；1960—1964年：罗伯特·泰勒：《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700]，第138页；1965年：入学学生总数引自《北京周报》[568]，5（1978年2月3日），第16—17页；学校数与农业、职业学校入学人数引自《1980年中国百科年鉴》，第535—5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