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524部分在线阅读

苏联方面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从理论上阐述对待战争的正确态度，包括一般战争、局部战争、“民族解放”战争和革命战争。中国人则作出针锋相对的回答，并超出这个范围，重提两个首都之间的具体政策争论。邓小平回顾1956—1959年的事件，包括外间所传苏联对中国军事设施的要求、莫斯科对中印争端的反应、公开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赫鲁晓夫未经证实的对艾森豪威尔谈论中国的言论、苏联报刊的反华运动（其中包括对中国的威胁）、撤回技术人员，以及未加详细说明的“边界侵犯”。[78]
在出席会议的81个共产党中，只有极少数支持北京，其中的阿尔巴尼亚一直在攻击苏联的政策和实践。在一些问题上，澳大利亚、日本、北朝鲜、北越和印尼的代表或多或少站在中国一边。但是，赫鲁晓夫成功地动员了占压倒多数的支持，反对不在场的毛。这次会议一致通过了一个调和的文件，它把分歧意见勉强拼合拢来，避免了一次公开的分裂局面，但没有增进所有出席者发誓要维护的“团结”。这些加上莫斯科撤回经济顾问和援助、1960年公开与非公开的论战，实际上结束了中苏同盟，只剩下工作关系。赫鲁晓夫将争论个人化，表现在他采取最严厉的路线，反对毛的个人领导地位，这就给对抗加上一个额外的因素，至少在四年后他下台之前，排除了任何和解。
第三阶段：1961—1962年
1961—1962年，中国的外交政策议事日程没有增加新的内容，但以前的问题有了新的变化，总的来说是变得更坏了。中苏分歧加进了阿尔巴尼亚作为争论的前哨，在印度问题上的争论变得更加激烈，随着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爆发了公开的论战。印度沿有争议的喜马拉雅山边界同中国的侦察战术竞赛，触发了一场短暂的战争，在战斗中，人民解放军以破竹之势打到拉达克和东北边境特区没有争议的边界。台湾的蒋介石想利用“大跃进”造成的经济灾难，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入侵姿态，人民解放军对此作了相应的部署，北京召唤华盛顿去华沙开大使级紧急会议。几乎与此同时，一大批出逃的人越过新疆边界，导致北京谴责莫斯科企图分离广大的中亚地区。在邻近的老挝，另一次日内瓦会议结束了共产党与非共产党军队之间正在进行的对抗，双方主角和他们的代理人在分歧上达成妥协，足以化解危机，并掩盖对整个印度支那的日益增长的争夺。
但是，使1961—1962年有所不同的，是“大跃进”令人吃惊的后果，由于苏联撤回顾问和援助，情况更糟了。20年后发表的统计数字表明了中国人口的绝对下降，原因是饥饿与疾病导致的死亡增加和低怀孕率与高婴儿死亡率导致的出生率减少。这时获得的人民解放军的秘密档案，透露了军队士气的下降，原因是家乡绝望的经济情况和整个农村实行军事管制，后者是为了防止抢劫粮仓和杀害干部。
这个国内背景促成外交政策上一种增大了的外部威胁感，这种外部威胁被看成是针对中国的经济困难而来的。1962年中期，这种威胁在西、南、东三方面出现，两个超级大国直接或间接地卷入了其中一方面或几方面。虽然这些全都不是新问题，但它们对中国领导者的影响是空前的，以致一个消息灵通的外交官说他们“吓慌了”。[79]
中苏争论
恩维尔·霍查拒绝受1960年莫斯科声明的约束，也没有被莫斯科要对阿尔巴尼亚进行政治干涉的威胁所吓倒。反之，他和毛联合起来谩骂苏联“修正主义”。1961年2月，在地拉那的党代表大会上，出现了一个早期的中—阿协议，那以后，莫斯科撤回了经济顾问和援助。10月，在苏共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对斯大林和阿尔巴尼亚的尖锐攻击，引起周恩来退出会场。赫鲁晓夫于是断绝同阿尔巴尼亚的外交关系，并在1962年从苏联与东欧联系的主要组织经互会和华沙条约集团中，将阿尔巴尼亚驱逐出去。那年春天，莫斯科通过维护“社会主义”团结的言词和行动，修补与贝尔格莱德的裂痕，从反面驳斥了北京的攻击。1962年9月，苏联国家元首勃列日涅夫访问南斯拉夫，以巩固恢复了的关系。
在家门口，一个明显的苏联颠覆活动的威胁在新疆出现。1961—1962年，与中国其他地方相类似的经济失调，促使非汉族居民逃亡，他们越过苏联边界去找他们的生活水平较高的同族人。移居者有6—8万人。他们中有许多人得到官方心照不宣的鼓励，像同时在香港边界出现的情形那样。但是，成群出亡的增长与速度显然引起北京的惊慌，1962年5月，突然加强了限制。由于迁移需要得到苏联领事馆的默许，发给旅行签证，地方暴乱和人民解放军的镇压不可避免地涉及苏联人。据说周恩来为这些动乱向莫斯科道歉，但在7月，新的限制迫使苏联关闭在新疆的所有领事馆，并把边界变成一条无人居住的安全地带。
接着，北京公开指责莫斯科企图“分离”新疆。这种事情当时并未发生，但当时的状况很容易使某个或更多的集团信以为真。此时回想起1871年俄国人占领伊犁河谷和1944—1949年苏联支持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就进一步给争论火上加油。
同时，一种渐渐出现的苏印军事关系，似乎预示了次大陆的一个更加坚固的反华联盟。1961年4月，莫斯科卖给新德里8架四引擎军队运输机在拉达克使用。莫斯科接着提供能在17000英尺高度空运人员和给养的直升机。1962年6月，苏印就苏联提供工厂最后在印度成批生产喷气式战斗机进行讨论。
第三个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事态发展，是1962年8月莫斯科通知北京，它已接受美国的建议，停止核扩散，不向非核国家转移核技术。这些国家也要同意保持作为非核国家。北京立即要求莫斯科不要用条约的形式同意这个协定，否则将公开谴责。
在这个实质性分歧的背景下，1962年10月发生了古巴导弹危机。在长达一星期的对抗中，中国人从克制发展为发表一个保证支持莫斯科的政府声明。但危机刚过去，北京就公开责备莫斯科把中程导弹运进古巴是“冒险主义”，在美国发出最后通牒后将它们撤出来是“投降主义”。群众集会严厉指责苏联的做法，为古巴的主权辩护。
北京对莫斯科的短暂支持，正值中印在喜马拉雅山边境发生战斗的第一个星期，这可能反映了北京拿不准苏联会作出什么反应。《真理报》以立即支持中国的立场酬答这个表态。但中印战争一结束，北京对古巴问题的态度也就改变了，1962年12月12日，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讲话，对印度好战的说法表示轻蔑，说中国有关国家安全的论点是把国家安全与边界争端混为一谈。
与在公开的报刊上或秘密会议上进行的意识形态辩论对照，在阿尔巴尼亚的对抗和涉及战争或近乎战争状态的国家利益冲突，使莫斯科在一些真正重大的问题上反对北京。这种更进一步的紧张关系终于分解了中苏同盟，使其不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
中印战争
地图9　1962年中印战争
1962年上半年，印度巡逻队推进到喜马拉雅山边境有争议的地区建立前哨据点，这与先前人民解放军的推进相似，但往往落后于他们。如果像北京声称的，存在可以决定所有权，那么双方都能玩这个游戏。由此而发生的对抗、抗议和偶然事件，逐步上升为公开的谩骂，并在夏末秋初加快了秘密外交的步伐。9月中旬，北京警告新德里不要“玩火”，并建议一个月后进行没有先决条件的讨论。截止时间过去了，印度没有依从，同时更严重的事件造成了双方的伤亡。10月20日，在印度越过麦克马洪线进入没有争议的西藏领土时，人民解放军在边境的东段和西段发动了一次协同进攻，反对所谓印度的“大规模的全面进攻”。
一个星期后，人民解放军停止了进攻，北京静观新德里、莫斯科和华盛顿的反应。外国进攻引起的民族主义情绪，加强了印度拒绝调解的态度，加上两个超级大国由于忙于它们自己的纷争，对此比较消极，促使中国在三星期后恢复了进攻。11月20日，在发起进攻整整一个月后，北京宣布单方面停火，把军队从1959年11月7日的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条件是印度军队也停止战斗，并且不再企图收复冲突开始前占有的阵地。
人民解放军证明它在各方面都占优势。占据高地，并有很好的公路供应路线，人民解放军的火力很容易就摧毁了印度的进攻，印军是上山，并且仅仅依靠搬运工爬上高海拔的崎岖地带搬运给养。中国人把印度军队从北京声称的所有领土上赶走，但没有越过任何没有争议的边界。人民解放军俘虏3968人；印度则一个也没有。新德里宣布的伤亡数字为死亡1383人，失踪1696人。北京没有发表可供比较的统计，但从战斗的特点看，中国的损失无疑小得多。许多印军小队在突然袭击下倒下，其余的逃走。在政治上，北京给新德里以最后的羞辱，不仅无偿归还全部东北边境特区，而且归还全部战俘以及开列出详细清单的卡车、大炮和弹药。最后的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在同赫鲁晓夫处理古巴问题的暗中对比中，毛既不是“冒险主义”，也不是“投降主义”。他独一无二的结束战争行动的做法，排除了“帝国主义”或“修正主义”替尼赫鲁采取任何行动的可能，而同时保住了具有战略意义的阿克赛钦高原，新疆至西藏的公路就从那里通过。
台湾制造的紧张局势
1962年5月29日，外交部长陈毅在一次与新闻界的会见中，详细谈到中国对美国和印度的外交政策问题。他一再提到台湾利用大陆的严重经济问题在美国支持下进犯大陆的可能性。承认反对共产主义的人在中国“可能有几百万”，陈指出，“蒋介石的进犯，意味着他们又有一个攻击政府的理由”。[80]
北京的警报是对台湾准备进攻的迹象作出的反应，台湾准备进攻似乎是受到了美国高级官员访台的鼓励。3月，台北提前一年征召新兵，并无限期地延长原定退伍的军人的服役时间。它还把海上运输组成“动员编组”。5月，向工商业征收一种税率很高的“入侵准备捐”。同时，华盛顿任命一个具有两栖作战经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海军上将为驻台湾大使。
这时，在1962年的整个5月间，数万难民越过香港边界，从经济混乱中寻求救助。这引起全世界对中国国内危机的注意，导致从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向香港紧急运送粮食，以及美国提高中国移民限额。在这种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于6月的头三个星期，赶调10万人以上的军队到台湾对面的浙江和福建。6月23日，北京只提前24小时通知召开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对支持蒋介石侵犯大陆提出警告，特别暗示了朝鲜战争给美国带来的后果。
除了美国大使否认有任何这样的企图外，四天后，肯尼迪总统公开确认，美国的政策是“反对在这个地区使用武力”。这些再保证证明是可信的，人民解放军撤销部署，危机于是过去。但是，这个插曲促成了来自印度的威胁的意识，因为印度与台湾和中央情报局进行合作，为西藏游击队提供庇护和给养。这种联系受到《人民日报》一篇文章的注意，它报道一家印度报纸的话：中国面临“在两条战线上作战”的前景。这样，新疆的居民出逃、苏联对新德里的军事援助、印度巡逻队的前进行动和台湾的进犯准备，所有这些在时间上的巧合，在北京看来，在1962年夏天融汇成了一种互相配合的威胁。
老挝：第二次日内瓦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