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525部分在线阅读

北京在新疆、台湾海峡和西藏以好战的态度对待威胁。在老挝，证明使用外交手段就够了。1961年初，肯尼迪政府曾讨论武装干涉，但最后接受了英国的建议，即召开第二次日内瓦会议，安排国际委员会监督停火，然后成立一个以梭发那·富马为首的中立的联合政府。
北京于是不再反对国际委员会的活动，支持日内瓦协商，同时暗地里用军用品和顾问加强巴特寮。中国的政策目的是减少美国干涉的威胁，使老挝脱离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保护，减少河内和巴特寮对苏联援助的需求。协商一直拖到1962年，这时右翼军队突然进攻巴特寮。共产党的一次猛烈反攻，威胁着当地力量的均势，肯尼迪总统于是派遣五千多名海军陆战队到泰老边境，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派出空军部队，对一次东南亚条约组织会议作出呼应。
莫斯科采取低姿态，而北京公开威胁进行干涉。不过，在私下里，北京的劝告显然使巴特寮有所克制，三方面最后同意组成联合政府，并立即得到中国的承认。1962年7月23日，日内瓦会议以确认老挝的中立结束，虽然只由14个签字国联合协商作出保证。在协商过程中，停火从未见效，但以后逐渐平静，三方各自保有自己的军队。北京小心地把公开的漂亮话、外交上的妥协和对巴特寮的暗中支持混合起来，成功地使莫斯科相形见绌，阻止了华盛顿，而没有冒公开对抗的危险。
第四阶段：1963—1964年
概观
在稳住濒于崩溃的经济，挡开在新疆、西藏和台湾海峡的明显威胁后，北京的内忧外患的压力在1963—1964年减少了。但没有一个重要问题得到解决，有些问题则恶化了。中苏争论爆发成公开论战，双方通过发表冗长而详细的信件、声明，互相指责，互相揭发。毛火上加油，暗示他可能要求归还所有根据沙俄条约割让的领土。由于中国坚持就有争议的边界举行双边讨论，边界事件成倍地增加。最后，在莫斯科与华盛顿签订一项核禁试条约后，北京爆炸了它的第一颗原子弹。
由于美国在南越的军事存在迅速膨胀，印度支那的重要性日渐增加。美国威胁北越，如果它不停止支持南方的共产党叛乱，就要对它进行轰炸。1964年8月，美国飞机借口北越巡逻艇在东京湾袭击美国驱逐舰，攻击了北越的巡逻艇基地。北京因此派遣米格战斗机到河内，表示支持北越，莫斯科则避免直接卷入。
老挝被牵连进越南战争，因为共产党从北至南的渗透路线，遭到从泰国的美军基地起飞的飞机的袭击。这样一来，又促使北京增强它在老挝的存在，并鼓励泰国共产党的好斗性。在赫鲁晓夫的下台、周恩来去莫斯科试探新领导的失败之行和印度支那可能发生中美对抗的凶兆中，结束了1964年。在这些反面的事态发展中，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北京外交进展上的一个正面象征，它多少抵消了中国策略在亚非竞技场上的挫折。中国同巴基斯坦、柬埔寨、缅甸和印尼的关系，由于外交手段对革命言辞占了优势，继续得到改善。至于日本，在中国的经济从“大跃进”的灾难中恢复过来以后，贸易有很大的增长，北京认识到，从高层“非官方的”经济协定中，比从早先无益地企图迫使或说服日本重新考虑它同台北和华盛顿的联系，在经济和外交上得到的实惠更多。
中苏的裂缝扩大
1962—1963年之间的冬天，莫斯科同北京的争论在东欧国家的党代表大会上表面化，接着，中国猛烈攻击第三者的党，拿它们代替真正的靶子苏联。亚洲和欧洲感到忧虑的共产党人呼吁和解，促使双方同意在1963年7月举行会谈。但到6月，北京违背“暂停”论战的保证，公开列出25个原则性论点，供双边会谈讨论。这个会谈按计划在7月5日开始，但八天之后，《人民日报》恢复了它的反苏社论。莫斯科立即作出反应，在一篇公开发表的长文中，回顾了争论的起因和历史。
表面看来，中国是不妥协的，在双边关系上制造更大的紧张。但背地里，苏联的政策在多国核武器协议的范围内跨出了重要的一步，它旨在限制中国。这个问题本已搁浅，但自从赫鲁晓夫1958年3月昙花一现地单方面停止试验和他1959年1月提出亚洲无原子武器区的建议以来，这个问题就潜在地造成不和。北京曾支持这两个建议，尽管不及时。但更近一些，它曾私下一再警告莫斯科，反对“同美国签订某种条约，来剥夺中国人民采取措施抵抗美帝国主义核威胁的权利”。[81]
不顾北京的反对，1963年7月15日，在中苏会谈中间，赫鲁晓夫开始同美国和英国谈判在大气层禁止核试验。7月21日，中苏会谈休会，“再过一些时候”继续举行。7月25日，禁试条约签字。
赫鲁晓夫的时间选择，再具刺激性不过了，北京相应地作出反应。政府声明、社论、两党之间的通信，在中国和苏联的报纸上激增，对意识形态异端、政治上的背叛和两国的国家利益包括安全受到直接威胁的指责，都用文件作了详细的证明。除了追溯到苏共二十大和炮击金门的行动与事件外，出现了一个新的争论点，涉及中苏边界和沙俄从中国夺去的土地。
领土问题的最初出现，差不多像一个旁白，当赫鲁晓夫1962年12月回敬中国批评他在古巴导弹危机上的行为是“投降主义”时，责骂毛继续容忍葡萄牙和英国统治澳门和香港。1963年3月，北京回答美国共产党重弹赫鲁晓夫的老调，引证了许多19世纪帝国主义侵夺中国领土的例子，包括俄国通过三个“不平等条约”夺去中国西部、北部和东北部的许多领土。《人民日报》社论结尾说：“你们提出这一类问题，是不是要把所有不平等条约问题通通翻出来，进行一次总清算呢？你们是不是想过，这样做会引起什么后果呢？难道你们认为，这样做对你们真的会有什么好处吗？”[82]
北京在《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中，指责莫斯科1962年在新疆进行颠覆活动时，“引诱和胁迫几万中国公民跑到苏联境内”。[83]莫斯科回答说：“从1960年起，中国的军人和平民一贯侵犯苏联边界。仅1962年一年，就有五千多次……记录在案。”[84]莫斯科的声明指责北京拒绝就边界问题进行商量以避免某些误会，而“对据说是过去造成的……某些部分不公平的划界，作出明确的暗示”。
1964年2月25日，双方就这个问题在莫斯科进行会谈。四天后，北京指责道：“最近几年苏联方面经常破坏边界现状，侵占中国领土，制造边界事件。”[85]但这个声明宣称：“尽管与中俄边界有关的旧条约是不平等条约，中国政府仍然愿意尊重它们，并以它们为基础合理地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说法没有维持多久。7月10日，毛接见日本客人时，威胁要重新讨论整个领土问题，指出：苏联面积有二千二百万平方公里，人口只有二亿二千万。现在是结束这种分配的时候了……大约一百年以前，贝加尔[湖]以东的地区变成了俄国的领土，从那时起，海参崴、伯力、堪察加和其他地区成了苏联领土。我们还没有提出算这笔账。[86]随后，周恩来声明，日本报纸对毛主席的话作了某些不正确的解释，但他没有驳斥会见报道的任何具体部分。苏联的宣传工具充分利用毛的话，作为中国“扩张主义”的证明。毛的这番话也许使苏联人暗下决心增加面对中国的军队，这方面的证据从1965年出现，在随后几年继续增加。
1964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在一次实际上的政变后下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和阿历克赛·柯西金就任领导。10月16日，中国爆炸了它的第一颗原子弹。事件的这个巧合，为周恩来11月5日赴莫斯科进行1963年7月以来的第一次高级会谈提供了一个吉利的背景。但当周11月14日回到北京时，没有发表任何联合公报，中苏关系基本上停留在赫鲁晓夫被赶下台以前的状况。
印度支那战争加剧
在日内瓦形成的脆弱的老挝和解，经不住派别之间的战斗，由于河内与华盛顿在南越的隐蔽斗争升级，局势恶化了。北越利用老挝运送军队和给养到南方进行游击战争，促使美国通过泰老中间地带对渗透路线和巴特寮基地进攻。1964年6月，在进行这种进攻时，炸中康开市的中国代表团驻地，炸死一人，伤五人。北京提出抗议，但没有公开的行动。
8月，两艘美国驱逐舰在东京湾执行电子情报任务，配合隐蔽的南越人攻击北越的雷达设施，遭到河内鱼雷艇的袭击，没有造成大的损害或任何伤亡。两天后，这两艘驱逐舰在夜里回来时，又报告它们遭到袭击。（后来发现报告是错误的。）约翰逊总统立即下令空袭六个北越海军基地。莫斯科跟河内的愿望相反，建议把这个事件提交联合国，但北京派出一中队由在中国训练的越南人驾驶的米格-15和米格-17式飞机。
中国公开地发出警告：“美帝国主义任何时候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领土、领海和领空，中国人民义无反顾，必将坚决支援越南人民反抗美国侵略者的正义战争……如果它敢于发动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进攻，中国人民绝不会袖手旁观，坐视不救。”[87]暗地里，北京在它的南方地区增加战斗机的品种，并在紧靠印度支那的北边，修建了三个新机场，其中两个看来是预备支持北越的空中防御的。[88]
地图10　中国和东南亚
到1964年底，美国在泰国的军事人员达到6500人，绝大多数是空军。飞机从泰国的秘密基地出动，加上中央情报局领导的老挝人的出击，从地面和空中攻击巴特寮和老挝东部的所谓胡志明小道。10月1日，泰国共产党祝贺中国国庆的贺信号召推翻曼谷政权，表现出空前的好战。一个月后，秘密电台泰国人民之声用汉语广播，发起泰国独立运动，公开承认目标是驱逐“美帝国主义出泰国和推翻他侬政府”。[89]同时，北京电台将它的泰语节目从每周14小时增加到21小时。
这些措施没有一项使北京承担了任何具体行动的义务。各种公开的和隐蔽的手段，目的都在于制止华盛顿将它空袭北越的威胁付诸实行和制止曼谷参与老挝的斗争。但尽管这些措施仅限于表示将来可能采取的步骤，却改变了中国卷入印度支那的性质。北京对河内的保证暗示中国将对美国轰炸北方作出反应，如果美国真这样做的话。不作出反应，会使中国此后的制止努力丧失信誉，从而在中苏对第三世界的影响的竞争中，有利于莫斯科。此外，北京鼓励泰国共产党的好斗性，改变了它自1955年万隆会议以来的温和姿态。放松对当地起义的控制，再要收住就很难不向河内作出让步，因为河内也是泰共的保护人，且不说这样做对中国在别处的革命声誉也是潜在损害。
亚非世界
这个革命声誉已经受到与中国外交目的相反的压力，特别是在当时已被纳入亚非的第三世界。1964年初，北京提出，在国际体系中有一个“辽阔的中间地带”，它“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已经独立和正在争取独立的国家……另一部分是整个西欧、大洋洲和加拿大等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既剥削和压迫别人，同时又受到美国的控制、干涉和欺负……在这方面，它们同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人民有共同点”。[90]
这一阐述，正好是在1950年以来第一个主要大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一星期作出的。1964年1月27日，法国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从而证明对这个“中间地带”第二部分的说法有道理。尽管戴高乐总统的行动在日本引起争论，池田首相没有表示要照他的样子行事而不跟美国走的意向。1964年11月接任首相的佐藤，起初似乎答应加强关系，但不久，中国人认为他像他的兄弟、50年代后期担任首相的岸信介一样敌视他们的利益。他们只得满足于作为1962年廖—高碕贸易协议的结果而建立的事实上的外交联系，它导致把外交和贸易官员派进北京的日本“民间”贸易办事处。
在“中间地带”的第一部分中，中华人民共和国赢得承认的有肯尼亚、布隆迪、突尼斯、刚果（布拉柴维尔）、中非共和国、赞比亚和达荷美，时间都在1963年12月至1964年11月之间。这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总数达到52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