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530部分在线阅读

[5]J.切斯特·郑：《中国红军的政治：人民解放军〈工作通讯〉的译文》[122]；约翰·威尔逊·刘易斯：《中国的保密军队报纸：“牵连”与“揭发”》[440]，见《中国季刊》[133]，18（1964年4—6月），第68—78页；拉尔夫·L.鲍威尔：《共产党中国的军政关系》[587]。
[6]鲍大可和沃格尔：《共产党中国的干部，官僚政治和政权》[28]；科恩编：《刑事程序》[179]；卢西恩·派伊：《中国人的政治精神：政治发展中的危机的心理文化研究》[592]；理查德·所罗门：《毛的革命》[674]；沃格尔：《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广州》[749]。
[7]莫里斯·弗里德曼：《中国人的家系与社会：福建和广东》[256]；S.C.陈和查尔斯·P.里德利：《连江县的农村人民公社》[102]。
[8]李洪勇（音）：《中国文化革命的政治：个案研究》[430]。
[9]高英茂编：《林彪事件：权力、政治和军事政变》[384]。
[10]肯尼思·利伯塔尔等：《中国的中央文件和政治局政治》[453]。
[11]《革命诗钞》[395]，两卷；萧兰编：《天安门诗钞》[821]。
[12]王学文（音）：《“四人帮”事件：中共中央文件的正式揭露》[764]，见《问题和研究》[358]13.9（1977年9月），第46—58页。
[13]詹姆斯·佟（音）编：《中国的地下刊物》[719]，见《中国的法律与政府》[136]，第一部分，13.2—3（1980—1981年秋冬），第二部分，14.3（1981年秋）；詹姆斯·西摩：《第五个现代化：中国的人权运动，1978—1979年》[651]；戴维·S.G.古德曼：《北京街头的呼声》[272]。
[14]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记事》[727]；《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审判：审判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1980年11月—1981年1月》[276]。
基本资料及其局限
中国出版物
中国出版物——书籍、刊物和报纸为研究中国提供了主要的资料。这些资料来自这个政治体制的各个机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它进驻北京之后不久，出版了《人民日报》，并从1958年起，出版《红旗》杂志作为它的指导性理论刊物。国务院出版一份公报，刊登主要指示。[1]
在一次重要的全国性会议，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或中央全会、共青团或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大会之后，通常都有专刊。一本小册子汇集了会议的主要文件：高级领导人的讲话、指示、决议，等等。中央各部、各省、大学、研究院和群众团体如妇联和共青团，一般都有各自的出版社，除了在“文化大革命”及其余波中（1966—1976年）陷于瘫痪外，出版了许多书籍、小册子、刊物和报纸。从20世纪50年代起，许多地区或专区和县都出版报纸，在“大跃进”时期以后中断。在毛以后时期，地方出版社开始出版地方志、地方文学作品和一些刊物。
建立书目管理
研究者的一大难题是建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的书籍、刊物和报纸的书目管理。中国出版的两种书目对此是有帮助的：期刊《全国新书目》和年刊《全国总书目》。这两系列的目录书和小册子在大陆出版，按主要的论题类别把书名分类。中国国外的主要图书馆，拥有这两系列书目中的绝大多数，在大陆中国的图书馆中，不难得到全套。但这两个系列的书目，有着严重的局限性。
有许多书名在西方图书馆中根本没有实际用处，在大陆图书馆也往往找不到书。而且，有些在大陆印刷的非常有趣和有用的书籍和小册子，既不在《全国新书目》中，也不在《全国总书目》中。这些出版物带有“内部”的标志。它们所包含的材料，出于各种理由，使作者或政府认为是敏感的，因此不允许在非中国人中间流传，或法律禁止带出这个国家。这种机密或秘密材料（大多数是1949年以后时期的）没有列入大陆的书目。因此，根据中国书目编纂一本引人注目的书名目录，用处是有限的。对书籍和小册子的书目管理，最后只能通过孜孜不倦地梳理中国国内外图书馆的目录，通过获得出入书库的机会，以及通过拥有私人收藏的西方和中国学者的帮助，建立起来。
建立对刊物和报纸的书目管理是另一件事。大多数主要报纸出版详细的索引。《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上的文章，分类编入《人民日报索引》和《光明日报索引》。有几种地区和省的报纸，如《南方日报》也出版索引。除《人民日报索引》可完全得到外，其他报纸索引西方图书馆一般只有部分收藏，但大陆图书馆往往全都有。
另一种极有用处的索引是《全国主要报刊资料索引》。它的文章分类比较精细，而且有不少期甚至涉及“内部”刊物的文章。西方图书馆有这个索引1955—1959年的全部和20世纪60年代与70年代的零星部分，但在许多大陆图书馆可以看到全部。在广泛收藏省级报刊的中国图书馆使用这个有价值的书目，对研究确定好的题目是一个有效的途径。
使用中国报刊的一个主要困难，是发现它们的存在。许多是属于“内部”保密级的，因此《全国总书目》不常提到。这个书目也不提出版物的性质。《当代中国研究指南》出版于1967年，仍然是对中国定期出版物的一个独一无二的指南，它开列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许多部级刊物，其中不少在“文化大革命”中停刊，到70年代才恢复。[2]
有了定期出版物的名单以后，研究者面临一个新的难题：到何处去找这些刊物和报纸？西方收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报纸和期刊，一般没有联合目录。确有几个部分目录，[3]但如今已过时。研究者别无选择，只好到一些主要的收藏当代中国资料的地方去寻找：在澳大利亚，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和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在英国，有大英博物馆和东方与非洲研究院；在法国，有国立图书馆（巴黎）；在西德，有亚洲情报研究所（汉堡）；在香港，有大学服务中心、中文大学和香港大学；在日本，有国立议会图书馆、经济发展研究所和东洋文库；在瑞典，有大学图书馆（斯德哥尔摩）和隆德大学图书馆；在台湾，有国际关系研究所和调查局；在美国，有国会图书馆（华盛顿）、加利福尼亚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图书馆（伯克利）、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纽约）、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密歇根大学亚洲图书馆（安阿伯）、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托）、华盛顿大学远东图书馆（西雅图）。
另一个选择是利用中国的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和上海市图书馆是主要的知识库，中国科学院的社会科学图书馆和几所大学的图书馆也有丰富的藏书。北京图书馆从1949年起，出版一种有用的馆藏报纸目录，它透露出收藏的广泛，有全国性的、省的，甚至有省以下的报纸。[4]
有三种有价值的报刊文章汇编或摘要值得提到：《复印报刊资料》，联合研究所的剪报档案，《新华月报》。人民大学编辑出版一种全年合订本，收入重要的或有启发性的文章，题目范围很广泛。这个系列和《复印报刊资料》，是翻印人民大学的剪报档案。它显然是在1978年以后开始出版的，在1980—1981年向外国人开放。1982—1983年，标上“内部”，继续向全国的许多图书馆分送，1984年重新向外国人开放。在中国以外，联合研究所在它的香港档案馆继续保持剪报服务。这种服务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末一直很活跃，此后逐渐萎缩。许多西方图书馆得到的是缩微胶卷档案，香港浸礼会学院得到原档案。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这个档案特别丰富，当时联合研究所有一个进取的与基金充裕的计划以获致中国出版物，并有一个胜任的班子剪辑和整理档案。的确，联合研究所的剪报档案对60年代和70年代初写成的专题著作，提供了大量的参考文献。[5]
中国人出版一种定期的主要报刊文章的摘要。从1949年起，《新华月报》以月刊的形式出现（从1956—1961年，以半月刊的形式出现，名为《新华半月刊》）。这种篇幅很大的出版物，平均200—250页，内容是重要的指示、讲话、社论、评论、新闻电讯，以及每月的大事记。1979年，《新华月报》变成专门的档案刊物，即政府和党的政策的一种半官方公报，同时出现一个新的姊妹刊物《新华月报文摘版》（后名《新华文摘》），重印全国各地报刊上有关历史、经济、哲学、文化、政治的文章，以及短篇小说和诗歌。
中国出版物的局限和机会
使用中国出版物带来难题和限制。出版物由国家控制，为统治者的目的和官僚机构的多种多样的组织利益服务，官僚机构控制着各个出版社。中国的新闻事业缺乏独立、批评和尽责的传统，社会科学则缺乏超然的传统。出版物公开承认为宣传任务服务，宣传当前的政策（通常是说好），诋毁先前的、被抛弃了的政策。相当大一部分国内报纸所报道的“新闻”，在西方记者看来不是新闻，而是对当前政策的解释（它可以巧妙地不同意某些部分）和来自模范单位的报道，这些单位成功地贯彻了国家的政策，或来自地方的报道，讲这些地方由于忽视政策而陷入了明显的困难。报道外交事务，也倾向于恪守官方的政策。
只是在毛泽东以后的时期，才开始出现一些书籍和刊物，以系统的方式分析国内政策的效果，或阐明政治、社会和经济过程。例如，新华社从1981年起出版的一种发行很广的期刊《瞭望》，报道中南海（北京的政府所在地）的个人活动与考虑过程。高级官员写的不少回忆录，透露了从20年代到毛去世时的党内人物、作风和政策争论的一鳞半爪。小册子和报刊文章开始讲述1949年以来高层政策斗争的发展情况。除毛以外的高级官员的演讲和著作集开始出现；如朱德、陈云、周恩来、刘少奇、董必武、邓小平等人的选集，现在可以得到。社会科学刊物的数目日益增加，开始从各方面详谈当前的政策选择，并透露反官僚主义的争论意见。看来这些小册子是真想把中国的某个方面告诉一个感兴趣的读者，而不是向读者说教，那个方面为什么是有利的。
但所有这些都是最近才有的事，在1949年以后的大部分年代里，把出版物作为可靠的资料来源有效地加以利用，是一门艺术。中国以外的学者研究出各种技巧，以比较精确的方式翻译难解的中国出版物。例如，中国外交政策的观察家仔细检查新闻媒介中的所有声明，以了解中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态度的发展，如参加朝鲜战争，中国在1958年金门一马祖危机中的举动，在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和中苏争论中的表现。[6]从这些研究中了解中国人表示他们意图的方式，中国人在危机中的表现，中国对双边关系的处理。研究高层政治斗争的学者，仔细检查《人民日报》刊登的领导人照片中谁出现，谁缺席，和他们排列的位置，注意领导人宣布当前口号所用的不同顺序（例如，领导人是说“抓革命，促生产”呢，还是“促生产，抓革命”？），留心领导人引用了哪一位元老的话（只引用毛泽东的话？刘少奇的话引用没有？等等），仔细阅读有关一个领导人的新闻，他以前负责别的领域，而现在有了新的职务（撤去以前的职务和任命新的职务都没有正式宣布）。从无数这样的线索中，西方解释出1955—1956年关于农业合作化的争论，1956—1957年对知识分子政策的争论，和在“大跃进”问题上高层领导人之间的分裂。[7]值得注意的是，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和在毛以后时期透露出的情况，表明这些解释虽不是在每个细节上都正确，但在大体上是正确的。
同样，在分析政策的贯彻执行和进行社会学的分析时，也开始采用新的策略。一种显而易见的方法是阅读所有能够得到的关于一个具体现场的材料，对那个现场作详细的考察，再通过访问丰富这些资料。[8]另外一种方法是研究一个具体政策的发展和它在一个时期内的贯彻，[9]还有一种方法是考察一个或一套机构，利用所有能够得到的关于这个组织的材料：有关它的法律条文，谈到它的任务的讲话和文章，有关它的下属机构的文章，等等。[10]这种研究通常主要依赖所要调查的机构控制下的出版物——例如，研究青年团，要从青年出版物中取得大量材料；研究工会，要从工会出版物中取得大量材料，等等。（研究人民解放军除外，因为军队出版物通常是高度保密的，不能得到。）不论是把注意力放在一个具体的现场，还是放在政策问题或是机构上，依赖出版物都会碰到问题。出版物谈结构而不谈过程，更注意正式的而不是非正式的方面。它使人感到中国的机构是有效率和胜任的，它暗示政策是符合实际的，它示意全国是一致的。虽然这些意见准确地传达了来自北京的想法，但实际情况往往离政策很远。中国比它的精英人物通常承认的要参差不齐得多——至少在毛泽东的时期是如此。
结果是促进了另一种使用出版物的策略：把资料聚集起来，把事例放在它们特定的背景中，从中国极大的多样性导引出可以证实的假设。例如，在研究企业管理时，斯蒂芬·安多斯和安德鲁·瓦尔德用了187个从出版物上搜集来的管理实例，验证何种类型的工厂在一个时期内运用特殊的管理形式。安多斯和瓦尔德想知道哪一类工业（重、轻或化学）更易采用工人参加管理，或干部参加劳动。理查德·鲍姆根据广东报纸提到的“文化大革命”在农村的后果，仔细标出它们的地理位置，以确定哪一类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在1966—1969年的动乱中受害。[11]
在不同的研究中，约翰·伯恩斯和伊丽莎白·佩里都仔细阅读出版物中有关农民的政治表现的报道。伯恩斯由此发展出一种类型学，研究农民如何追求他们的政治利益，而佩里则探索引起农民参加暴力抗议的情况发展。[12]弗雷德里克·泰韦斯仔细阅读省一级出版物，以估计各省响应中央各种计划的程度，然后通过参照各省的某些政治与经济条件，对这种响应作出解释。他按响应的程度排列各省，又按党组织的强弱或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排列各省，验明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13]
这些以及其他的研究尝试，仔细地积累了许多实例、事例、行为或实践的例子（包括工厂管理、省里对中央指示的响应，或农民的利益追求等类型），这些是研究者想了解的。行为类型学于是发展起来，并根据类型学，把记录下来的实例加以分类。运用社会科学的一种传统方法，这些实际应用被看做因变数。分析者的任务是通过参照行为发生的不同场合，解释实例在不同行为类型中的分布状况。这样，尽管大陆的出版物有缺陷，仍然可以用来对彼时彼地的特殊现象的变化试着进行解释。不过，这些分析的正确性，多少仍有待证明。出版物没有提供一个有代表性的样品；能从出版物上搜集到的实例，通常数量很少，不允许使用复杂的质量分析技术；对实例的来龙去脉知道得不够多，不能验证和衡量所有有关的自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