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531部分在线阅读

中国出版物的翻译
中国出版物是大多数问题必不可少的情报来源。自然，某些问题完全被排除在出版物的论述范围之外：自然灾害和大的政策失误，如1960—1962年的饥荒与营养不良的程度，或“文化大革命”的恐怖与死亡；政策在党的高层的形成过程；公安系统的组织与任务；人事制度（任命、升迁与免职是怎样作出的）；确定与变更价格的方法；国家的中间层——省、特区、自治区和县的组织、职责与作用。不论是在经济、政治或文化方面，出版物对这个体制的最高层和基层的报道都比中层多。除去这些重大的脱漏外，出版物能使研究中国的学者对当前政策、领导人之间的政策分歧和基层的发展得到一个总的印象。不过，即使在这些题目上，出版物在说明的深度上仍有不足。因此，研究者必须把出版物与其他资料结合起来。
中文出版物的一个重要部分有译文。北京的外文出版社和其他单位，用多种外文出版供海外阅读的材料。例如，《人民中国》半月刊从1950年开始出版，至1957年由《北京周报》接替，该刊从1958年3月起，用20种以上的外文出版。中国政府由新华社发布一份每日英文电讯稿。1981年，英文《中国日报》开始在北京出版。
外文出版社通过它所翻译的许多长篇小说和在《中国文学》上发表的短篇小说，提供了接触中国小说的机会。此外，政府和共产党的主要声明、重要讲话以及它们的摘要，照例是以小册子或书籍的形式翻译出版。这样，《毛泽东选集》、《邓小平选集》、每次人民代表大会的文件和中央全会的公报，在中文本出版后不久，就由外文出版社发行。
外国政府把一些中国的译文编进它们自己的翻译丛书，并为这些丛书另外翻译了新闻电讯、报刊文章和书籍。例如，英国广播公司出版日刊《世界广播摘要（远东）》[63]，这套刊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就有了，它收入来自中国的主要新闻的全文或摘要，包括省级新闻广播的译文。美国政府已经出版了几套翻译丛书。从1950年至1979年，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保持一个很大的出版物监视单位，它发行几套丛刊：《中国大陆报刊概览》[738]（1974年后，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报刊概览》）；《中国大陆杂志选粹》[736]（后来名为《中国大陆杂志选录》[737]，1974年后更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报刊概览》）和《当代背景材料》[735]，这是一种题目类似的文章的合编。总领事馆为这三个翻译丛刊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详细的目录索引。但这个索引不涉及增补的丛刊，增补的丛刊归入低级安全保密级，后来才向一般公众开放。《世界广播摘要（远东）》可以订阅，并且是缩微胶卷，因此许多图书馆都有。总领事馆的丛刊，在它们出版的大部分时间里，只发给数目有限的专门研究东亚的图书馆。因此不像《世界广播摘要（远东）》那么容易得到，尽管涉及面更广。
美国政府的外国广播新闻处提供一种监听中国广播的每日汇编。这个汇编以外国广播情报服务处全球范围监听的一部分的分册形式出版。1967年以前，广播监听的中国部分在亚洲分册里，而在1968年，《外国广播新闻处（中国）》[250]以单行本出版。按惯例，它只分送给少数图书馆和学者，但后来可以通过预订得到。香港的出版物监视单位关闭后，《外国广播新闻处》收入了一些以前《中国大陆报刊概览》—《中国大陆杂志选录》丛刊所包含的材料。[14]
美国政府的第三种翻译丛书，是《联合出版物研究服务处》[374]，它提供1957年以来的中国书籍和报刊文章的英文翻译（特别是省一级的）。这套丛书的历史，以及坚持作索引的种种努力，是非常复杂的。只要说一点就够了，《联合出版物研究服务处》改变过几次，因此有几种持续时间不同的分类丛书，题目包括农业、科学与技术、地方政治、能源、教育，以及每期《红旗》杂志的全文翻译。美国政府以香港为基地的翻译丛书在1979年6月结束后，《联合出版物研究服务处》丛书被冠以《中国报道》（China
Report）的名称，并改为六个分类丛书：农业；经济事务；政治的、社会学的与军事的事务；工厂与设备资料；科学与技术；《红旗》。《联合出版物研究服务处》丛书由于它经常变动，没有一个方便而连贯的索引以供检索。1957—1960年上半年有一种单独的索引，而另一位编者编了从1962年至1970年期间的索引。[15]从1979年起，有的分类丛书偶尔把以前各期的内容汇编成单行本。
还有三种有用的翻译丛书值得提及。从1955年至1977年，香港的联合研究所出版的《联合研究服务》[734]按各个当代题目汇集译文。M.E.夏普公司从1968年起，出版一系列季刊，每种季刊刊登一个专门领域的译文：《中国的法律与政府》、《中国的经济》、《中国的教育》、《中国的社会学》。这些不同的季刊经常出专号。例如，《中国的法律与政府》就出过关于林彪事件、党的组织、人事管理等专号。一个英国政府机构的香港分支——地区情报处，监听省级电台的广播，出版《省级电台广播》（Prouincial
Radio
Broadcasts）周刊，从1963—1974年，分送少数图书馆、新闻记者和学者。这套优秀的丛刊的有些项目，常常是《外国广播新闻处》和《世界广播摘要（远东）》所没有的。
除了这些经常性的中文资料翻译丛书之外，还有许多限定题目的专门汇编。例如，有关下列题目的原始文献：中国的教育政策，[16]农业政策，[17]经济组织，[18]军事命令，[19]中美关系，[20]中苏争论，[21]几个经过挑选的时期的重要政策声明，[22]领导原则[23]和专题短篇小说选。[24]
总之，通过翻译提供接近中文新闻媒介的门路的尝试是很广泛的。但覆盖面很不均衡，欲对大多数问题进行认真的研究需要使用中文资料。几家全国性大报的文章和社论、高级领导人的讲话，重要的国家指示，是容易得到的，而省级报纸、部级刊物以及篇幅跟一本书一样大的专题论著，并不是都有译文。由于政府（中、美、英的）对主要的翻译业务提供经费和管理，它们倾向于为政府眼前的利益和目的服务，而这并不总是同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长远利益和目的相符。例如，《外国广播新闻处》丛书在美国情报部门内是广泛使用的。虽然它的内容包括题目范围很广的报道，有家庭生活、社会环境、地方政治等，但它的任务是告诉读者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意图、潜在能力与战略。《联合出版物研究服务处》丛书关于社会环境、地方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情报，比《外国广播新闻处》多，但它也特别着重于中国的科学发展和涉及美国的商业问题。结果，翻译丛书在诸如全国性政治、外交政策、军事和科学论题上的覆盖面比较广，而关于党史、文学、哲学、地方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文章的报道，则不大令人满意。翻译的范围在不同时期也有很大的不同。
此外，虽然不能得到确实数字，但可以得到英译文的中文出版物的百分比在两个时期可能是很低的：第一，从1949年至1954年，这时西方的监听和翻译机构正在建立中；第二，从1978年至今，这个时期中国出版的报纸、刊物和书籍的数量猛增，而翻译机构没有相应地增加。覆盖率最高的时期大概是50年代后期，那时翻译工作进展迅速；还有就是“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69年），那时中国出版界引人注目地减少了出版物的数量，重复很普遍，而且出版的东西有很多是已经翻译了的。60年代初期、70年代的初期和中期，就弄不清了，因为许多先前是公开发行的出版物，被列入“内部”，不允许带出这个国家。
回忆录和旅行报告
许多以前在中国居住过的中国人和西方人，发表了感想、回忆、日记，或关于他们在大陆经历的自传性记述：40年代后期，联合国救济总署的一个技术专家，在农村看见过土地改革；1949年留在北京的一对美国夫妇，被当成外国间谍关进监狱；一个天主教神父在共产党的革命中受到宗教迫害；一个中国新闻记者在50年代逃到香港；一个学生经历了她所在大学的改革；一个在朝鲜战争中被俘的美国人，他选择留在中国直到1965年；一个母亲是中国人、父亲是法国人的人，在走向自由之前，在监狱和劳改营度过几年；一个在中国的苏联科学家，他最后叛逃到西方；一个瑞典外交官，他目睹了“大跃进”后最糟几年的北京；一个在中国的非洲学生，受到中国的种族歧视；一个加拿大记者，他在60年代中期从北京发出报道；一个在非洲的年轻中国外交官叛逃到美国；一个受雇当英语教师的澳大利亚人，他所在的学院处于上海“文化大革命”的旋涡中；前孙中山广东军政府外交部长的儿子，他长期受雇于外文出版社，记述了红卫兵对外事系统的冲击；河南省一个年轻的“文化大革命”参加者，同他的美国语言老师结了婚，然后移居到美国；一个英国外交官卷进了1978—1979年的民主墙运动；几个美国、英国和加拿大记者，他们在毛泽东以后的时代的早期，从北京发出报道。这份名单是上百个这类记述的一部分，传达了亲身经历者关于在中国生活的非同寻常的故事。[25]
这些记述为中国的出版物提供了有价值的补充。它们往往谈到一些中国出版物所不谈或谈得不充分的题目：监狱制度；中国生活中触目的不公正、暴力、压迫、社会的不断变动；中国共产党的严密控制和逃避控制的机会。亲身经历者偶尔被卷进政治意义重大的事件，如1957年5月北京大学的“百花运动”，或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亲身经历者参与中国的生活史，看到了出生、结婚、礼拜、养儿育女、找工作、变老、死亡。
由于中国的出版物不肯细讲中国的这些方面，由于中国小说喜欢用过分光辉的词句描写生活，个人的记述就为社会科学家和社会历史学家提供了特别重要的材料。例如，《剑桥中国史》第15卷马丁·怀特的文章，从亲身经历者的记述中汲取了不少材料。但这些记述有着严重的局限。显然，它们并不比观察者机敏，有许多作者不是很严谨、很有察觉力，或很好问。回忆录往往不完整。许多西方观察者不会讲汉语，从而成了他们的翻译者的俘虏。许多人本想深入了解中国，结果只是看到了中国。许多中国人报道中国，拣西方人或出版者爱听的说。还有一些人利用这个机会向他们自己或向读者证明他们的生活是正当的。总之，亲身经历者关于中国的记述，具有这一类固有的缺陷。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在高度分割的社会里练就高瞻远瞩能力的问题，在这样的社会里，某一职业与居住区的成员，可能很少知道别的地方的发展情况，而由于政策的变化，生活经常是在变动中。结果是，个人观察的正确性往往受到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很难知道这类记述所提供的见识是否具有普遍意义。
一个与此有关的类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短期访问者的记述。在70年代中国开放以前，这类通常由新闻记者所写的报道，是大学生和公众用以窥视所谓竹幕后中国的流行方式。典型的做法是，到北京、某些省城和几个供参观的工厂和公社作一两个月的旅行，然后写出旅行报告，企图捕捉住中国的基调。它们的标题就传达出它们的调子：《我看见了红色中国》、《中国醒来的时候》、《中国没有苍蝇》、《蚁冢》、《黄风》、《大河彼岸》。[26]它们对在读者中形成中国这个时期的形象有影响。浏览一下这些书，提醒我们，现时来自中国的报告能够把人引入歧途到什么程度，特别是如果旅行者进入中国而没有充分的准备。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往往被忽略，而当前的成功和表面的一致常常被强调。70年代有一个时期，当中国的开放使访问者在欣快情绪的支配下蜂拥到这片他们新发现的土地时，这种类型的报告增加了。那些得出比较暗淡但比较准确的评价的人，知道反面的报道会危及他们的中国主人和朋友，往往既不谈他们的反应，也不私下散布他们的印象。即便是大学里的中国专家，大多数也不太清楚在毛的最后几年里，经济困难、政治恐怖和国家精英之间关系紧张的程度。
但有一类旅行报告证明是有用的，这就是训练有素的职业观察家对中国有限的方面所作的严谨的报告。[27]例如，美国的美中学者交流委员会派出许多科学代表团到中国去考察各个领域的状况。社会科学家代表团、人文学者代表团，在特定的地方，工程师和技术员也去。其他国家的各种机构也在进行类似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同北京打交道的公司，开始在它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中国的机构作出简要的描述和评价。有些公司——例如在70年代初独家承建几座大型化肥厂的普尔曼—凯洛格公司——对中国有广泛的暴露。中国雇用的外国人常常写一些范围广泛和引人入胜的有关他们经历的记事。结果产生许多有关某些学术和商业领域的专题著作和非公开的论文，可以作为基准，用以衡量毛以后时期的连续性与变化[28]这些代表团的成员，也常常把他们的观察写进日记或记事，供私下传阅。这些材料对将来研究70年代的中国，可能十分有用。
同样有价值的观察者记事，是同中国人进行谈判的政治人物、外交官和军人的回忆录。马修·李奇微和C.特纳·乔伊是朝鲜战争和板门店和谈的美方参加者，他们的两本朝鲜战争记事，对这些题目提供了原材料。1950年下半年印度驻华大使的回忆录，对中国通过外交手段阻止美国军队接近鸭绿江，提供了重要情报。[29]印度外交官阿瑟·拉尔提供了中国人1962年在日内瓦的表现的内幕。[30]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理查德·尼克松、吉米·卡特、亨利·基辛格、赛勒斯·万斯、日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亚力山大·黑格、威廉·萨弗埃尔和罗伯特·霍尔德曼的回忆录，它们记述了1972—1982年的中美关系，描写了许多中国领导人。写回忆录的也不限于比较健谈的美国和印度官员。英国、加拿大、荷兰、法国、日本和苏联的官员也记述了他们同中国官员的交往。这些记述不总是准确的，有的则是为个人利益服务的，但它们都有独特的见闻与见识。
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得以对这些根本不同的并且常常是昙花一现的材料的书目进行核查。少数大学图书馆有计划地购买所有这些从前的居留者、旅行家和官员所写的个人记事，但从目录的书目提要项目，通常既看不出书的种类，也不大知道作者的情况，更不可能请中国高级官员验证一下该书是否简化了与他们的会谈。这些书对政治史家可能很有用，即使作者当时并不明白会见中所传达的信息的重要意义。例如，回想周恩来从1971年至1973年对西方人士的许多次会见，其中包含了关于林彪事件和他自己的国内政治斗争的微妙信息。然而在这些会见中，只有少数几次被完全和准确地记录下来，而它们的汇编，西方连一本也没有。
对昙花一现的材料的取得，甚至更加困难，虽然就美国来说，有三个收集工作是有益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保有它自己的组织档案，详细记录了它早期与中国商业和工业机构的谨小慎微的接触，并将访问者记述中国经济各个方面的文章，编成内容广博的档案。这些档案存放在密歇根大学的杰拉尔德·R.福特总统图书馆。美中学者交流委员会建立了关于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广泛的档案，通过全国科学院可以得到它们。最后，密歇根大学的本特利历史图书馆，依靠一笔基金赠款，建立了中美关系档案，它企图收集凡是可以得到的在70年代初访问中国的美国人所写的旅行报告，包括私人日记。[31]
艺术创作
大多数外国社会的研究者，常常发现他所研究的那个社会的艺术创作具有内在的美学价值，但当艺术家经常处于恐怖和政治控制之下时，艺术创作就不会繁荣。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也是这样，自1949年以来，引起公众注意的艺术创作很少，看来也不会有持久的价值。中国人民在毛主义时代体验到的紧张情绪、英雄主义与剥夺，使艺术的被愚弄显得更加可悲。一个与历史相称的诗史时代，在艺术创作中作了不适当的表现。
然而，研究中国社会的学者却发现这些艺术创作对许多研究目的是有用的。也许，最没有充分地加以利用的信息来源是虚构的文学作品：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剧本、歌剧和诗歌。其他的艺术创作则更多地揭示了社会：招贴画、电影、广播和电视剧、绘画、广告、通俗喜剧，等等。这些材料对经济学家或政治学家也许不像对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或文化史家那样有直接的重大意义，但它们愈来愈多地被一切社会科学用做了解大众文化的形成和表现的手段。（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包括莱维一斯特劳斯和布劳德在内的法国社会学家和社会历史家在中国研究领域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了对验证全体居民的共有意识及其对精英人物的影响的日益增长的兴趣。）但因为是由国家指导、审查和控制艺术创作，一些不同的艺术形式如小说、儿童故事和招贴画，就多是表达政治领导人的信念和目标，而很少反映大众的价值观念——虽然作品一定要充分体现当前的文化才能使它的信息被理解。
因此，以艺术创作为根据的大多数研究，就是要利用这些材料来弄清楚领导人企图向大众反复灌输的信念和价值观念。例如，社会学家玛丽·谢里登利用虚构的文学作品探索英雄模范所做的贡献，这些英雄模范是中国人民的仿效对象，[32]查尔斯·里德利和艾琳·布卢门撒尔在各自的研究中分析儿童读物的主题，以查明向13岁以下孩子灌输的价值观念。[33]约瑟夫·黄把中国的长篇小说作为生活的反映来研究。[34]文艺界被用做高层政治斗争的一个战场，尤其是在毛泽东的时期，有几位学者研究被争夺的领域（特别是江青企图改革的京剧），以及60年代初借古喻今的戏剧和批评。[35]
有少数学者企图从虚构的文学作品中得到社会学的资料。他们的论点是，虚构的文学作品与行为模式有某种关系，即使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想化描写，也反映了有关的真实，如中国地方领导人的社会经济描述，小集团的行为动态，解决冲突的机制等。[36]最后，少数中国作家揭示了中国官僚主义作风的性质和“文化大革命”的悲怆感情，其感人而有洞察力的风格不亚于任何社会科学家。小说家王蒙详细描写了党内的人事工作。爱调查研究的新闻记者刘宾雁揭示了党委内部的权力关系。陈若曦讲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酷、虚伪与痛苦。1976年贴在天安门广场的悲愤的诗词，有力地传达出70年代中期许多城市居民的愤世嫉俗与怨恨。这类作品对于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如索尔任尼琴和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对于了解斯大林主义及其遗产一样必要。
因此，艺术创作对了解精英人物和群众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补充渠道。80年代，中国开始出版许多有关文化领域的研究指南和书目提要。但尽管有这些帮助，仍然很难得到有关的材料。一种英文资料来源《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特别有帮助。也许从远处了解中国文学的唯一办法，是通过主要的文学出版物，如《文艺报》，但这些是直系刊物，有些更有趣和富有革新精神的作品，出现在知名度较小的刊物和地方刊物上。在中国文艺界险恶的浅滩上航行，不时会碰上宗派主义、谨小慎微和含沙射影的暗礁，大多数研究者需要中国知情人士的帮助——虽然他们给予这种帮助是小心谨慎并可能是为个人利益服务的。但到80年代中期，许多研究中国文学的外国学者，通过会议见到了他们的中国同行，并同他们保持直接联系。在他们的帮助下，翻译中国新的虚构文学作品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成了中国研究中最活跃与最令人兴奋的领域之一。[37]
访问从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
自1949年以来，有计划地访问从前的中国居民，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情报来源。有几个因素说明了访问逃亡者的重要性。学者对研究现实社会无能为力，无疑是主要的因素。这不仅因为在毛的时期实地研究中国在事实上不可能，而且因为中国对研究的开放还不到能进行现场研究的程度。除了1979—1981年的一个短暂时期和少数其他难得的情况外，外国社会学家和人类学者一直不能使用他们的学科的研究方法：长期住在一个社区里，向他们所研究的居民提出秘密的与公开的问题单，进行随机取样。
即使在有观察与访问机会的地方，学者也不得不在权力主义的政治制度下进行他的研究。关于提供信息者的机密性，总是有不能保持的危险。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有必要采取不寻常的措施，以保护向他们提供信息的人不受政治迫害，特别是在这些人提供了政府所不喜欢的数据或说明的情况下。此外，从问题是否受欢迎、许可停留时间的长短和研究者为加深调查而需要接触文件材料等方面来说，在中国进行现场研究，至今仍然是艰苦与受限制的。这意味着多数研究者宁肯在进入中国之前做好准备；初步研究在中国之外完成。
此外，相当多的中国人移居香港、台湾、印度和西方国家，提供了一批具有吸引力的提供情况的人。逃亡者来自中国各地，其中大多数来自广东和沿海城市（特别是上海）。虽然在逃亡者中，知识分子所占的百分比比他们在总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比高出许多，但在逃亡者中也有农民、工人和青年，因此可以对不同职业和不同代的人进行研究。虽然少数过去的党员、公安人员和人民解放军成员离开了这个国家，但逃亡者中最大的缺陷是担任过重要职务的官员相对地少。不像苏联和东欧，中国还没有一个高层的叛逃者。但是，在1962年由于恶劣的经济情况而逃到香港的逃亡者中，有少数层次较低的官僚，他们有助于了解中国的组织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