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57部分在线阅读

[87]关于多次“党锢”，见《后汉书》卷六七，第2183页以下；陈启云：《荀悦：一个中世纪早期的儒家的一生和反省》，第10页以下；第3章《宦官的作用》，第5章《大放逐（党锢之祸）》。
[88]《后汉书》卷六七，第2187页。
[89]关于荀爽，见《后汉书》卷六二，第2050页以下；卷七九上，第2554页；陈启云：《一个儒家巨子关于政治暴力的思想：荀爽对〈易经〉的解释》，载《通报》，54（1968），第73—115页；陈启云：《荀悦：一个中世纪早期的儒家的一生和反省》，第28页以下各处。
[90]《周易荀氏注》卷一，第18叶。
[91]《周易荀氏注》卷一，第23叶。
[92]《周易荀氏注》卷一，第25叶。
[93]见《九家易解》，第13叶。
[94]《周易荀氏注》卷一，第25叶。
[95]《前汉纪》卷二五，第5叶。
[96]陈启云：《荀悦：一个中世纪早期的儒家的一生和反省》，第30—39页；也见本书第16章《汉代末年民间的道教》。
[97]陈启云：《荀悦：一个中世纪早期的儒家的一生和反省》，第40—65页。见本书第5章《王朝权力的崩溃》。
[98]《后汉书》卷六二，第2051页。
[99]刘义庆：《世说新语》（《四部备要》本）卷一上，第15页（理查德·马瑟译：《世说新语》〔明尼阿波利斯，1976〕，第29页）；《三国志》卷十三，第396页注2引《魏略》。（《三国志》注原文如下：“孙权称臣，斩送关羽。太子书报繇，繇答书曰：‘臣同郡故司空荀爽言：“人当道情，爱我者一何可爱！憎我者一何可憎！”顾会孙权，了更妩媚。’……”——译者）
[100]陈启云：《荀悦：一个中世纪早期的儒家的一生和反省》，第56—65、163页以下。
[101]《前汉纪》卷六，第6叶；陈启云：《〈申鉴〉译注，附导言》，第89页以下。
[102]《前汉纪》卷六，第5叶。
第十六章　[1]
汉代至隋代之间的哲学与宗教
公元2世纪和3世纪汉王朝的崩溃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政治的、社会的和经济的困境，其结果是带来了中国历史上少见其匹的思想上的纷争时代，只有周朝末年（公元前4—前3世纪）、明王朝末年（公元16—17世纪）和20世纪的几次革命可与之相比。在这个时期，某些基本的哲学概念逐渐形成，它们都是后世中国哲学思想的重要成分，并且是永不磨灭的。佛教当其于公元之初传入中国，并且从公元4世纪起就开始深入上层知识阶层的时候，突出了这些变化，与此同时又改变了这些哲学变化的重点。佛教被缓慢地改造得适合于中国人的心理状态，在这个过程中，它既与道教相糅合，又被嫁接到道教之中，因此它就主宰了“中世纪”的中国，直到公元第一个千年之末都是这样。
后汉时期哲学的衰颓
秦、汉两个王朝使中国形成了大一统的帝国。它必须引入一种中央集权的方法，引入以高度组织的军政机器为基础的有秩序和有权威的制度；它的意识形态必须以实用哲学为主，有些像罗马帝国的哲学那样。道家的形而上学倾向和神秘主义倾向，以及帝国统一以前一些旧学派所争鸣的各种各样的思想都一律靠边站了，而让位于儒家。儒家是今世的一种学说，是一种社会学，也是一种通过天—地—人的三位一体而把人和宇宙联系起来的宇宙论，但是它很少注意超自然性质的极其世俗的内容。“天子”是天和地的联系；作为他的臣民的人只需在以皇帝作为中心的国家机器中各安其位就行了。
公元前124年汉武帝设立了太学，在那里博士向未来的官员们教授正统的国家学说；这些学说以古代的经书为依据，也就是按照传统而和孔子之名有联系的“五经”。各郡则设立他种学校作为皇家大学的补充。从原则上讲，每一位教师只讲授一种经书，而每一种经书又只有一种解说。[2]
这些解说决不是字面上的，而是包含了大量宇宙论的理论，我们主要是通过董仲舒（约公元前179—前104年）的著作而知道这些理论的。董仲舒搞出了一套微观—宏观宇宙交相感应的可以预告未来的体系。这些交相感应包括阴与阳之间、左与右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五行之间、五音之间、四季之间、罗经点之间、五色之间和五味之间、四肢百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还包括命理学诸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3]在那个时候流传着许多被称为“谶”和“纬”的一类著作；后者包含对经书本身的注释在内。西方汉学家们把这两种经文都视为汉代的伪经；它们的奥秘性质可见之于董仲舒下惟讲诵的传说。[4]在谶纬典籍中，孔子变成了“素王”：他不君临天下，但他受有天命来改造世界。汉代的官方哲学只限于对这类相对来说的低级东西进行思考。
可是，这并不是说道家思想已完全被人忽视，至少在汉初不是如此，因为那时也有人曾想从老子书中引出一种用于实际的政治学说。据说，汉武帝（公元前141—前87年在位）之前的两位皇帝，即汉文帝（公元前180—前157年在位）和汉景帝（公元前157—前141年在位）即以出于老子的“无为”原则进行统治。文、景二帝分别为窦后（死于公元前135年，更以“窦太后”著名）之夫和子，她本人即信奉道家思想。在她的影响下，这两位皇帝也都崇尚道家思想。[5]一种颇具民间风格的道家思想很受出身于平民的汉代后宫中后妃们的钟爱，而且有几位皇后是这一学说的有名的信奉者。甚至汉朝开国的皇帝汉高祖（公元前206—前195年在位）也让一位道家张良（死于公元前187年）说服而实行了柔顺和谦卑的政策；汉武帝本人一方面开始独尊儒术，一方面又找方士来乞求长生之术。
在汉代的典籍中，老子往往与黄帝联系在一起，并称为“黄老”。黄帝是上古时期的一个神话人物，他后来变成了玄学和医药的创始人；那些大部分已经遗佚以及那些部分地类似老子著作的作品，被汉代目录学家归于黄帝的名下。[6]这种联系便为神化老子铺平了道路。当汉代典籍提及老子或黄老的时候，它通常要联系某种道德和政治的问题，再不然就联系到长生术的问题；总而言之，它多半要联系到实际问题，而不大联系哲学学说本身。
古代最伟大的道家哲学家庄子却很少在汉代典籍中出现。他被老子的光辉所遮盖，几乎不在有教育的人士中被诵习，更不用说在道教信仰很盛行的社会的下层阶级了（可是，我们对此却所知甚少）。对于像汉朝这样的时期来说，《庄子》显得过分智识化了，过分地卖弄辩证法了，又过分地咬文嚼字了，因为汉代是行动重于思想。虽然此书以庄子为名，它是一部成文年代极其不同、内容极庞杂的大部头著作，它主要研讨哲学问题。[7]
在汉代典籍中，庄子几乎总是和老子联系在一起，地位或多或少地在老子之下。《庄子·天下篇第三十三》批判地论述了古代世界（中国）各学派的哲学观点，它可能是此书最晚出的部分中的一篇。庄子的思想在这里被陈述得和老子的一模一样，很像是乌托邦式的，而不是实用的。甚至早在公元前3世纪，哲学家荀卿就责备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史记》则说庄子只是老子的一个追随者。[8]按照司马迁的话说，庄子用写得很有文采的寓言来说明了老子的学说，但是，他的极其流畅的华丽文词却无益于世界上的统治者。司马迁和他的父亲司马谈一样，有时被人们指责为道家异端。一个世纪以后，即从前汉到后汉的过渡时期，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年）从老子得到启发写出了他的《太玄经》；但是他把庄子和杨朱捏合在一块，认为他们是“荡而不法”的人。[9]
可是，到了公元前2世纪之末，庄子在聚集于淮南王宫庭中的一班文人学士中仍非常出名；淮南王是汉朝开国皇帝之孙和皇室王子，但他决心脱离中央政府。这些人编纂的这部文集命名为《淮南子》（公元前139年），它经常引用庄子。像他的堂兄弟河间王（死于公元前130年）那样，淮南王也是一位搜藏古书的大藏书家，这些书中当然也有《庄子》一书的修订本。但是，这些书必定逐渐成为珍本，这从《汉书·叙传》中关于班家的家世叙述中可以知道。[10]班彪的从兄和同学班嗣，从他父亲班斿（死于公元前2年）手中继承了一部《庄子》稿本，此书得之于成帝（公元前33—前7年在位）；这本书和其他关于哲学的书一起都称为“秘籍”。下面我们将要看到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班斿积极地参加了前汉末年所进行的皇家图书馆的图书搜集和分类的工作。他因此赢得了成帝的宠信，并且接受了当时据说不见公开流通的图书。注疏对于这一点的解释表明，它们从来没有离开过皇家图书馆。《汉书》说得更详细一些。成帝在即位初年曾拒绝他的一个伯叔辈去观摩“‘诸子’秘籍”，因为他的一名顾问认为这些书有害于正统儒家经书；这就是称之为“秘”的理由。[11]《汉书》的另一段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把《庄子》列入“秘”籍之中。继承了这些图书的班嗣尤为重视老子和庄子的学说，虽然他未曾忽视他的儒经研究；并且我们知道他应该很熟悉《庄子》。桓谭（约公元前43—公元28年）是一位藏书家并自己拥有一个著名的图书馆，当他向班嗣借书时，班嗣高傲地拒绝了，同时说道，他应该留心永远不把这类书借给丝毫不懂庄子教义的儒生。他说：
若夫严子者，绝圣弃智，修生保真，清虚淡泊，归之自然，独师友造化，而不为世俗所役者也……不絓圣人之罔，不嗅骄君之饵，荡然肆志，谈者不得而名焉，故可贵也……[12]
由此可见，庄子的自由意志论哲学在后汉之初已从有高度文化教养的家庭中找到了一位解读其书的高手，他小心翼翼地保守其秘密，不把这部已成为珍本的书借给他人。大多数古代哲学家的典籍的际遇与此相同，只有老子是例外，因此这些哲学家的思想在公元3世纪得重见于世，也使古代的典籍得重见于世。
大约在班嗣之后一百年，伟大的注释家马融（公元79—166年）在取消官方学校中所教授的浮华理论从而给儒家经典的注疏注入新的生命这一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他被纯正统派人士指责为道家。[13]他确实曾经注释过《老子》和《淮南子》，并且据说他在早年曾经拒绝过“非其好也”的职位，而退隐到边疆地区。可是，夷狄民族的侵犯引起了饥馑，因此他最后还是接受了官职，以免饥饿而死。他向他的朋友解释说，因细小的屈辱而抛弃自己的生命，这“殆非老庄所谓也”；他也暗示过庄子的一段话，[14]即人们应该拒绝最高权力，谢绝爵位和荣誉，以便在有生之年勤修得“道”的功夫。
在马融的时代，受过教育的人们，甚至包括儒生在内，不像儒家教义所要求的那样，都开始拒绝卷入公共事务，而是沉浸在自己的内心生活中。他们都有哲学的和宗教的爱好，这是因为受了庄子著作的启发。新趋势是恢复庄子的荣誉地位。这也有几种理由和几种先例。儒家的禁锢已经不能约束王充（约公元27—100年），他在他的《论衡》中掀起了一个运动，反对官方学派在五经的注疏中所教授的文字使用不当和前后相违忤之处。这种注疏导致了明显的学院式作风。据说，现在已经遗逸的前汉的一些注疏有时为了注解五个字的一句话竟有芜累至二三万字的。[15]
在公元2世纪之初，词典编纂家许慎在他的《五经异义》中认为能够很容易地指出某些固有的困难。马融和他的弟子郑玄（公元127—200年）则想挽救传统，他用的是把经书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评注的方法，目的在于引出一套首尾一贯的学说，而不是像官方那样把它们单个地加以处理。这些人是一千年后的宋代儒学复兴以前的最后几位经学注释大师，有机会在儒学的发展历史中强调注疏的重要性。儒学的发展史便是经学注疏的发展史，正像基督教的发展史便是《圣经》注疏的发展史一样；佛教发展史的道理也是这样。
但是，公元2世纪注疏家们进行改革的企图，并没有能够挽救汉代的经学免于它所面临的屈辱。正是在这个时期，像王符（约公元90—165年）的《潜夫论》或崔寔（死于公元170年）的《政论》这些猛烈的抨击，都证明了文人学士们对儒家正统抱有蹈瑕寻隙的态度。[16]在整个公元2世纪，经学的古文派和今文派之争促成了儒家正统的基础的破坏。用古文字——即汉代以前的文字——书写的经书稿本被说成是新发现的，把这种典籍拿来和口头相传并且用当时的文字书写的汉代版本作比较，马上就引起了关于经书教义的解释的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