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596部分在线阅读

在晚年，毛把阶级斗争看作一部分“大人物”与全体人民之间的斗争，他在1970年的讲话再次表明了他的这一倾向。但是他的这些讲话正如他在1958年的讲话一样，认为民族作为一种主要的社会组织形式具有根本主义。
虽然毛总是不容置疑地把中国当作“中心地区”，把中国文化当作“中心之花”（“中华”），但我们不应从毛的这一性格中得出像苏联人和他们的支持者，以及托洛茨基和持各种观点的其他“左”派分子通常所提出的结论，即毛毕竟是一个没有多少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旧式的中国民族主义者。
事实表明，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间，毛数十年里潜心打造的综合体基本上分崩离析了，至少就他思想和态度来说是如此。1976年，当毛去“见上帝”或“见马克思”的时候（或许两者都见）——以前他曾对埃德加·斯诺这样说过——出自《左传》和类似典籍的道德和政治标准膨胀起来了，一个由其继承者开创的新时代开始了。
然而，如果我们不去考察毛最后这段可悲的和反常的岁月，而只分析他在1935—1965年间形成的较为严肃的思想理论，那么，归根结底，它构成的是一种源于西方的、相当革命的思想和西方化的载体。
毫无疑问，西方化的影响和毛泽东的不容置辩的中国中心主义之间的重要联系，已在毛所谓的“落后的辩证法”的观点中得到了阐释。他在1960年的《读书笔记》中，最典型地阐释了“主流的毛主义”。毛在其中一节里提出了“落后国家的革命是否更困难”的论题。不必说，他的结论是否定的。他说，资本主义出现两三个世纪以后，在西方先进的国家，资产阶级的毒害极深，影响了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社会的各个阶层。因此，列宁的“国家愈落后，它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就愈困难”这一论断是不正确的：
其实经济越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愈容易，而不是愈困难。人越穷，越要革命。……在东方，像俄国和中国这样的国家，原来都是落后的，贫穷的，现在不仅社会制度比西方先进得多，而且生产力的发展速度也比他们快得多。就资本主义各国发展的历史来看，也是落后的赶过先进的，例如在19世纪末叶，美国超过英国，后来20世纪初德国又超过英国。[265]
今天的中国当然放弃了这种过分乐观的幻想，而强调发展生产力是改造社会制度的前提。毛在刚才所引的这段话里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在西方（其含义是，在中国，一旦经济发展了）“最重要的问题是人民的改造问题”。不管怎样，这一观点至今尚未被一同抛弃。
也许，对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洞察和对人与道德在政治生活中重要性的强调，最终仍将是毛泽东对革命理论和实践的主要贡献，因为这种洞察力是根植于对悠久历史的观察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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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关毛思想与行为中“传统”与“现代”因素之间复杂而模糊关系的讨论，参见斯图尔特·R.施拉姆：“党的领袖还是真正的统治者？——毛泽东个人权力的基础和影响”，见S.施拉姆主编《中国国家权力的基础与范围》。
[2]见《剑桥中国史》第13卷S.施拉姆撰写的一章，第820—822、826—866页。
[3]例见丁伟志、石仲泉：“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载《文献和研究》1983年，第420—428页，尤其是第421—422页。
[4]《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3卷，第119页。（《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页。——译者）
[5]《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3卷，第43—44页。（《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1页。——译者）
[6]关于从另一个角度对这一问题所进行的讨论，见邹谠：“中国共产党国家形成和建设过程中的马列主义党、群众和公民”，载S.施拉姆《国家权力的基础》。
[7]竹内实编《毛泽东集》第6卷除了中文原有改动以外，英文版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43页译文相当不确切，“人民民主制度”被简化为“人民民主”。
[8]《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2卷，第351—352页。（《毛泽东选集》中文版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77页。——译者）
[9]陈北鸥编：《人民学习词典》，第2版，第288—289页。
[10]毛关于各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及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发展，《剑桥中国史》第13卷。
[11]参见《人民大宪章学习手册》，第135页，及《人民大宪章学习资料》，第31页。
[12]在初版中，此词为“政权”，而不叫“政体”，但后者被用在下一段的第一句中，从而对这一质的内涵产生根本的影响。（《毛泽东集》第7卷，第165—166页。）
[13]《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2卷，第352页。（《毛泽东选集》中文版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77页。——译者）
[14]《工作方法六十条》，载于《毛泽东思想万岁》（附录），第34页。（S.施拉姆译；也可见杰罗姆·陈编《毛泽东的文章与目录》，第68—69页。）
[15]这里的引文来自1967—1969年红卫兵整理的毛讲话版本，见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谈话和信件（1956—1971）》，第71—72页。（参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75页。——译者）
[16]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73页。（参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77页。——译者）
[17]《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5卷，第294页。（《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76页。——译者）
[18]4月25日讲话在当时只在党内高级干部中传达；1965年12月，《论十大关系》传达到了县及相当于县级的干部。这个讲话标明的日期是4月25日，但实际上却是1956年5月2日讲话的版本。后一次因为要对非党群众传达，所以就可以理解在处理诸如与苏联的关系等各种问题时，变得不那么明确和强硬。（举例说，在公布“百花齐放”的口号时，毛在5月2日实际上脱离了他4月份的立场，但那一段将在后一章论述的谈话就没有收入1965年12月的文本中。）红卫兵以《论十大关系》为题重印的是毛在5月2日讲话的删节本，这个版本在70年代被翻译到西方。只是到了1975年7月，在邓小平的建议下，这两次讲话才被结合起来成为官方版本。编辑工作是在邓的领导下由胡乔木做的。在当时经毛的同意在党内传达，只是到1976年12月才公开出版。根据这些事实，我在讲话刚一披露就写的那篇文章的题目（S.施拉姆：“华主席编辑毛的文学遗产：‘论十大关系’”，载《中国季刊》第69卷[1977年3月号]）现在看来有点可笑了。
　　上面注释中的所有信息均来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243—245页）（下文简称《1981年决议·注释本》），这本书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这个机构专门负责出版毛泽东（也包括其他领导人如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著作，其权威性是无疑的。这本书公开出版的版本比最初在1983年出现的内部版本内容稍微丰富，因而也就受到青睐。关于《论十大关系》这篇文章，有关的段落实际上是一致的。
[19]《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35页；《毛泽东思想杂录》（1949—1968年），第30页。
[20]这一文本基于中国官方文本，在翻译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93页。但翻译在有些地方有所修改，使用了S.施拉姆在《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72页中的词语。（参见《毛泽东选集》中文版第5卷，1977年版，第275—276页。——译者）
[21]弗朗兹·舒尔曼：《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第167—175、196—198页。
[22]哈里·哈丁：《组织中国：官僚问题（1949—1976）》，第107—115、175—182页。舒尔曼和哈丁都是根据关于陈的观点的第二手材料；陈云自己的话现在可以在尼古拉斯·拉迪和肯尼思·利伯撤尔编的《陈云的中国发展战略：一种非毛主义的选择》一书中见到。
[23]舒尔曼：《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第86—87页。
[24]《毛泽东思想万岁》（附录），第34—35页（由S.施拉姆翻译）。
[25]关于这一概念意义演变的更详细讨论，见S.施拉姆：“中央集权国家的分权：理论与实践（1940—1984）”，载S.施拉姆编：《中国国家权力的基础与范围》，第81—125页，特别是第87—89页；关于“一元化”一词，也见《剑桥中国史》第13卷，第864—866页，施拉姆写的一章。
[26]《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36页；《毛泽东思想杂录》，第31页。“关于增强党性的决议”1941年7月1日由政治局通过（鲍大可：《毛的中国》，第156—160页
），当时没使用“一元化”一词，但强调了集中与“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的重要性。毛公开认为这一讨论是确立党的一元化领导的第一步，这在1942年到1943年有进一步的表达。
[27]“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148页；《毛泽东思想杂录》，第79—80页；《毛泽东思想万岁》（附录），第34—35页。
[28]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63—1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