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618部分在线阅读

按照因果关系和时间顺序来说，“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也与1964年和1965年中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的失利有关。在受到1960年苏联顾问的撤离、苏联经济援助的断绝和“大跃进”及其后“三年自然灾害”萧条期的震动之后，中国的外交政策基本上处于沉寂状态。同时，毛左右更为务实的助手们在努力使国家走上正常的轨道。1962年10月的中印冲突使北京又在外交政策方面活跃起来。[28]不过，此时外交政策的基础已不仅仅是反对美国和苏联，而是增加了一项：扩大与第三世界国家的联系和在第三世界推动革命。北京认为中国的使命已经变为充当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新获独立的国家或不发达国家的领袖了。这不仅是为了在与俄国人的竞争中战胜他们，也是为自身利益的一项策略。支持世界各地社会主义和反帝革命的利他主义思想，与向全球各地扩张势力的国家利益——这对中国而言是第一次——结合了起来。这样的政策与毛个人的革命热情正相符合，因为它的成功可被视为中国革命确实是历史的先驱的明证。
因此，从1963—1965年底，中国的外交政策非常重视第三世界，并在第三世界花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29]表面看来，中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1963年末至1964年初，周恩来总理访问了非洲，1965年夏又去了一次。[30]中国开始实施一项以非洲为中心的对外援助计划，并向外提供军用物资，训练外国的反对派领导人。北京试图抵消苏联在第三世界各个组织中的影响（它获得了一些成功），把它们变成为中国政策服务的工具。北京对亚非人民团结组织尤其重视，准备1965年夏在阿尔及利亚召开“第二次万隆会议”把俄国人排除在这次会议之外。
但是，中国的努力遇到了障碍。第一，中国显然在试图操纵别人，它更感兴趣的是挫败俄国人，而不是帮助前殖民地发展经济。第二，中国缺乏推行其计划的“力量”：北京的雄心壮志往往远远超过其实际能力，无法在远离国土的地方投入足够的力量。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中国的政策存在极为突出的矛盾：一方面试图领导一个统一的第三世界，另一方面又给各国共产党提供武器，支持他们推翻本国的政府。所以，中国的第三世界政策未能全面成功是不足为奇的。苏联并不打算不经战斗就放弃阵地。第三世界在反对西方的问题上并不是铁板一块，也不是中国人认为的那样都接受了社会主义。亚洲和非洲的许多政治家越来越怀疑中国的意图，一直在寻找中国人耍两面派的证据，并常常找到此类证据，如贮藏武器的秘密地点或受中国援助的反政府游击队的训练基地。[31]
令人吃惊的倒是中国的第三世界政策很快就支离破碎。周恩来的非洲之行只获得了无关紧要的成功。[32]他因双重政策而受到了被访问国家首脑们的责难，被迫在口头上作了让步。1964年，中国在刚果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活动因美国和比利时军人的英勇善战而遭到了失败。1965年初，受中国援助的一起谋杀布隆迪总统的阴谋被破获后，该国断绝了与北京的外交关系。中国人为之付出了艰辛努力的阿尔及尔会议被“无限期”推迟，因为非洲的政治家普遍对周恩来的操纵和不择手段的反苏活动感到不满，也因为中国很快就把对本·贝拉——阿尔及利亚国家元首，在6月末会议举行之前不久就不合时宜地被推翻了——的宠爱转移到了继任的布迈丁身上。原定的第二次亚非会议一直未能举行。中国人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周恩来两手空空地回到了中国。[33]
中国还通过帮助建立“泰国爱国阵线”、给该阵线提供中国武器和训练人员来支持泰国的“人民战争”。这些活动引起了曼谷的敌视，使美国在泰国的影响大为增加。[34]中国人在南亚的表现活像一只纸老虎。1965年夏，中国怂恿巴基斯坦人进攻印度的卡奇沼泽地，继而卷入外交交涉，向印度发出了近似于最后通牒的声明。但到最后关头，当新德里态度强硬时，中国都无所作为。他们发现苏联总理柯西金横插一竿，在塔什干为印巴冲突进行斡旋，[35]大为沮丧。
这一切都打击了北京对第三世界的热情。但是，理性地说万事开头难，付学费是正常的。1965年9月，中国在印度尼西亚遭到了更严重的挫折。当时，受中国支持（也有人说给予物质援助）的印尼共产党企图通过暗杀本国高级将领使印尼军队变得群龙无首，然后在雅加达发动政变夺取政权。这个计划未竟全功，幸存的军队将领发动反击，在全国各地大力镇压印尼共产党，几天之内砍了几十万人的脑壳。[36]由于中国人明显地与这次事件有严重牵连，也由于死亡人数太多（更不用说印尼共产党的生存问题了。事件发生后，该党立即被宣布为非法，从印尼的政坛上消失了），北京的声誉立马遭到巨大的损害。扬帆出征的中国革命政策航船就完全失去了的助力。
这些事件均发生在外国，其中几件乃趋势发展所致，中国无力控制。然而，在每一次事件中，中国的政策都在当地引起了负反应。如果“文化大革命”不是紧随着中国在印度尼西亚的大挫折爆发的话，中国的第三世界政策的失败肯定会更加显眼。事实上，这些事件（特别是雅加达和阿尔及尔的事件）发生的时机对毛很有利，给他多提供了一个从无法坚守的外交阵地上后撤的借口。自从跟俄国人分裂和国家从“大跃进”的灾难中恢复元气以后，毛就把中国引入这个阵地。毛和林彪没有承认失败。他们搬出了斯大林的老式理论：历史是波浪式前进的，暂时的挫折是预料之中的。[37]总之，“文化大革命”给了中国领导人这样一个机会：把全国人民的注意力从外交问题上引开，（通过毛主义者的宣传）把失败说成是胜利，宣称北京手里仅有的政策工具——巧舌如簧——就是唯一必要的工具。
而且，在1966年初中国遭遇致命的打击。这打击几乎成了中国假革命角色的注脚。第一件，达荷美（今贝宁——译者）和中非共和国发现，中国驻在两国的外交官在明目张胆地从事颠覆活动，故两国均断绝了与中国的外交关系。[38]第二件，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此人被视为领导第三世界国家共产主义革命获得成功的典范——与中国决裂，使北京的拉丁美洲政策宣告破产。卡斯特罗与北京决裂先由于中国干涉古巴内政（古巴发现中国人在古巴军官中散发反苏小册子）和利用古巴对大米的需求，诱使哈瓦那改变对苏联的态度。[39]此后，卡斯特罗坚定地站在了苏联阵营一边（苏联人通过对古巴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使卡斯特罗留在苏联阵营内，而中国人在这两方面都难与苏联人相抗衡）。第三件（也许最具象征意义），加纳左派总统恩克鲁玛在刚刚抵达北京后就被推翻了。[40]他的继任者很快就断绝了与中国的关系，因为中国人继续把恩克鲁玛视为该国真正的领导人。
从此时直至70年代末，中国都不得不把革命政策放到一边，因为中国面临着苏联的军事挑战，需要与华盛顿缓和关系，需要恢复社会秩序和发展经济。但在“文化大革命”的“活跃期”，毛声称的外交政策是完全按原则制定的，是最纯洁的。毛自圆其说之词居然使他免遭难堪，原因在于莫斯科和华盛顿都不太重视中国。此外，内乱中的中国只把经济的发展和与外界的联系放在次要位置。1966—1969年间，中国的革命雄辩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中国人在香港、仰光和莫斯科等地虽然也进行过一些可称之为“革命”的活动，但是，把这些活动视为中国的内部动乱在国外的表现也许更合适些。在很大的程度上，革命活动和北京外交政策的大部分内容一样，都退居幕后了。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外交政策，1965—1967年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外交政策主要是按下述两个设想制订的：中国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与外部世界打交道和国际环境继续对中国有利（如此异想天开）；也就是说对外事务不会发生需要中国对外交政策给予过多注意或者发生需要花费过多财力物力的事件，没有外部力量对中国内政构成严重威胁。总的想法是割裂国内和国外事态之间一直存在的那种密切联系，把中国与外界隔开，以北京确定的时间和条件来处理与其他国家和人民间的关系和问题。事实上，这些都是自以为是的主观推想，既反应了整个“文化大革命”精神的不切实际，也反映了毛的傲慢与自大：坚信只有他自己发现了真理，其他人（包括外国人）只要得到正确和充分的教育，就会自觉同意真理的正确性。由于这些臆想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产生的，所以未遇到任何麻烦。但当中国违背它自己的信条以后，国际环境即以可怕的军事威胁的方式对中国展开了报复，迫使它改变“文化大革命”的进程和外交政策的方向。而且，即使在中国将其国内问题与对外事务人为地完全分隔开来期间，内外问题，仍然保持着一定的联系。总而言之，“文化大革命”的决策、各个阶段及每个阶段的转折点都反映在北京的对外立场、政策和行动上，只是程度上打了一个大折扣而已。
“文化大革命”“活跃期”的外交政策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65年11月“文化大革命，的非正式开始到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为止。在这期间，北京基本未参与什么国际性活动。中国对苏联、美国和越南冲突的方针已经确定；第三世界政策基本停留在口头上；领导层的注意力被转移到了内部团结上，所以不可能或者不需要制定新的外交政策。
第二阶段，从1966年8月红卫兵上街到1967年夏天动乱达到高潮——以“武汉事件”和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为代表——为止。在这个阶段，中国严格按“文化大革命”的条件对待外部发生的事件；中国的外交行动和与其他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接触，几乎与中国国内的动乱程度完全一个节拍。因此，当时中国对外政策发生的两件重大事件也都成了国内问题：红卫兵接管外交部，外交部长陈毅暂时去职；对外国驻华外交人员的粗暴待遇，特别是受官方指使的对苏联和英国外交官的暴力事件。在北京的政策的影响下，在中国国境线上也发生了一系列事件。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对外关系仅仅是内部动乱向外蔓延的结果，尽管这种蔓延在香港、柬埔寨和缅甸表现得比较严重。
第三阶段始于1967年夏，当时中国领导人作出了中止暴力活动、实行军管和解决毛的继承人问题的决定。这些措施及苏联的军事活动直接导致了下列事件的发生：1969年3月的中苏边界冲突；4月，中共九届一中全会决定把中国支离破碎的外交政策重新收拢；10月，周恩来和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后，苏联停止了对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压力，此外，还最终促成了中美和解。因此，“文化大革命”“活跃期”结束时，中国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恢复了“文革”刚开始时的模样。中国不但卷入了与超级大国的纠纷之中，而且，国内事务与外交政策间固有的密切联系也恢复了。
第一阶段，1965—1966年
在第一阶段，北京在外交政策方面只担心三点。第一，如果美国对越南的干预进一步升级，是否需要中国作出更直接的反应；第二，如何与莫斯科保持不即不离的关系，也就是说，关系虽坏，但不要太坏；第三，如何对待印度尼西亚迫害华侨的事件及雅加达和印尼其他地方的暴民对中国外交机构的袭击。1965年末及1966年全年，美国大幅度增加了对北越的空袭，并连带轰炸了停靠在海防港口的中国船只及河内和其他地方的中国军事援助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41]这自然又一次引起了北京的担忧：是否应该采取更直接的行动，特别是在美国人把战火烧到中国南部的情况下。但是，美国竭力不让空袭扩大到中国领空，双方达成了两国空军不交锋的默契。[42]不言而喻，只要中国继续向北越提供军需物资、在北越驻军并建立维修设施，中国人必会处在美军空袭的威胁之下。所以，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北京说得多，做得少；随着美军空袭的日益频繁和残酷，北京发出的调门也越来越高；在中国各个城市举行群众集会；当美国战斗机侵入中国领空时它只采取防卫措施而不进行实际的攻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注定要拒绝约翰逊政府首次提出的建议：[43]通过改变对台湾问题的态度和不扩大越南的军事活动来改善中美关系。中国对美国发出的这些明确的和解暗示不感兴趣。尽管如此，美国还是一再提出这些建议，加上苏联的军事压力，最后终于引起了中国的重视。
中苏关系主要受下述两个方面的制约。第一，苏联在越南冲突中的作用；第二，北越和美国在苏联调停下和解的可能性（不管这种可能性在当时有多少）。[44]考虑到美国已几次试图利用克里姆林宫的调停（虽然这些调停基本上未见效）把越南人拉到谈判桌边，中国人非常担心苏美会“互相勾结”，作出与国际缓和有关的决策。美国的几次努力都无结果，因为河内不打算再次在未获全胜的情况下结束战争。[45]但这丝毫未减轻中国人的疑虑：苏美两国可能避开越南问题和战略武器控制问题而达成全球性谅解，包括取消苏联对中国的核保护（旨在抗击美国的进攻）。因此，北京继续利用一切机会攻击苏联：在次数日益减少的中苏双方都参加的共产党内部会议上，在中国国内规模日益扩大的反苏集会上，在中国的新闻媒介中，[46]一有机会（只要不引起苏联真正具有威胁性的强烈反应），中国就直接抨击俄国人。所以，北京拒绝出席1966年初在莫斯科召开的苏共第23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及后来苏联召开的其他会议，并谴责俄国人向其他主要的共产党递交了秘密信件。北京拒绝苏联在信中对中国的一切指责，特别驳斥了关于中国阻止苏联的军事设备通过中国领土运往河内（这种指控似乎确有其事）的传言（和苏联的谴责），并故意实施一项傲视克里姆林宫的计划——明确颁布了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控制苏联船只航行的规定。[47]
虽然北京和河内的关系几乎完全受美越冲突的制约，但有迹象表明，两国共产党并非真正亲密无间。河内怀疑北京把阻断苏联的供应当作一种政治筹码，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反苏。在武元甲已经决定由游击战转为用大部队进行正规战以后，中国告诉越南人应该怎样进行斗争（如林彪论人民战争的文章），河内很难对此表示赞赏。此外，越南劳动党也不喜欢中共的这种做法：迫使越南在中苏争论中站在中国一边而不顾此举会对越苏关系带来多大的伤害。
最后一点，即使在早期，胡志明和他的同事们就知道中国不赞成北越收复南越，重建一个统一的越南，更不希望出现一个由越南控制的共产主义的印度支那。[48]中国对东南亚的长期政策似乎是：可以共产主义化，但不能统一。由于当时面临着美国的军事威胁，双方把分歧暂时放在了一边，但北京很清楚，就中国的利益而言，越南共产党的独立性太大。中国人最了解自力更生的好处，他们在反对俄国人的运动中就很好地运用过这个方针。他们当然不愿看到这种斗争手段被用来反对他们自己。因此，70年代中越冲突的种子，在60年代，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双方对待对方的态度中就已扎下根了。[49]
这个阶段，中国的外交政策越来越被动。北京无力有效地回应印度尼西亚对中国国家利益的挑战，就是对这一点的生动说明。1965年9月，印尼共产党的政变计划流产以后，苏哈托政权大肆迫害所有共产党员及共产党嫌疑分子，允许军队和普通公民对共产党及嫌疑分子发现多少杀掉多少，常常对他们的家属也不放过。[50]中国当然很尴尬，很痛心，但却无能为力。然而，当袭击蔓延到印尼华侨身上并进而波及到中国在雅加达和其他城市的外交官和其他官方人员及设施时，中国进行合法干预的道路就畅通无阻了。1966年春夏，袭击、抄家、强行搜查、抢劫中国大使馆和一些领事馆、驱逐中国外交人员的事件相继发生，使印度尼西亚的反华暴力活动达到了高潮。然而，中国除了提出抗议、撤回官方人员及留学生、取消经济援助之外，仍然无所作为。当华侨普遍受到迫害时，中国外交部曾要求印度尼西亚允许中国派船接回所有希望返国的人。[51]1966年末，印度尼西亚允许一艘中国客轮前去接运华侨。中国最后共接回4000余名华侨。
鉴于印度尼西亚如此挑衅，中国应立即断绝外交关系。然而，想不到中国当时会采取那么软弱的政策。在每个阶段，采取断然措施的都是印度尼西亚而非中国。只是到后来，在1967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达到高潮的时候，红卫兵暴徒闯入并焚烧了印尼驻北京大使馆，形势才转为对印度尼西亚人不利。而在1965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苗头已经显露，加上北京还不能把它的力量投放到远离国土的地方，致使中国的外交政策基本上处于被动应付的状态。在与苏联、美国和越南的关系中，中国唯一可用的选择是，对其他国家所作出的举措、对国际事件，以及在北京无发言权的重大问题上所做的决定，做一些口头上的反应而已。
第二阶段，1966—1967年
在1966年9月至1967年8月“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时期，中国的外交政策完全是骚乱、暴动和复仇活动——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国的内政就是如此——的产物。中国不再对国外的事态作出反应，因为外界也准确地断定中国不仅甘愿处于孤立，而且更希望外界不要打扰它。其时，中国的外交政策只是对国内事态作出反应。一度红卫兵夺占外交部并揪出陈毅进行批斗和戏弄，这时北京的外交政策就降低到在外交部大楼正门口与吵吵闹闹的“革命”青年进行谈判的水平了。中国终于获得了长期奋斗的目标：彻底摆脱外国的要求和控制。不过，这是以完全失去外交政策为代价的。
中国内部的动乱规模和它对外部世界的言词抨击程度几乎是完全成正比。1967年6月外交部被整垮以前，中国一直在通过群众集会推行其外交政策。这使人回忆起了巴黎公社的情景。因此，当中国想对苏联的某些行动发泄不满时，就在苏联驻京大使馆前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第一次示威发生在1967年1月。这次示威整整持续了三个星期，日夜不停。[52]此外，北京企图在苏联首都向克里姆林宫传授革命的艺术：中国留学生途经莫斯科时，下车到红场煽动俄国人，引起了流血冲突，然后在西伯利亚的归途上向火车内的乘客展示包扎着伤口的绷带（他们说伤口是沙俄式的骑兵的殴打造成的）。他们在苏联的各火车站进行反克里姆林宫的宣传。[53]在此阶段，在其他国家（特别是英国、缅甸和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前的游行示威也时有发生，旨在报复各该国政府的所谓罪恶行径，或者仅仅是针对（中国人看来）他们所具有的社会政治特点。
当俄国人成为中国人开口必骂的目标时，中苏关系当然就更加恶化了。当双方针锋相对、互相驱逐外交及其他人员（特别是记者）时，两国的外交关系有好几次几乎断绝。[54]中国在其他国家——如法国和伊拉克——的留学生也在当地苏联使馆前举行示威。当警察与他们的带头人冲突时，这些人就成了英雄人物。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把（除用毛的语录赞美“文化大革命”之外的）全部精力用于对苏联广播，播音时间增加至每天24小时。中国人曾直接袭击在华的苏联公民，这是他们所犯的付出代价最大的错误。不但苏联大使馆的部分房屋遭到了抢劫，而且停泊在大连港的一艘俄国船上的官员们也因拒绝佩戴毛泽东的像章而被押到市内游街示众。[55]此外，经北京机场撤离的苏联外交人员的家属，受到了临时召集起来的成千上万红卫兵的嘲笑、威胁和唾骂。[56]这些行动在1969年和1969年以后因苏联人激烈的报复而使中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中国还在所有的出版物上继续攻击克里姆林宫，指责苏联与美国“互相勾结”；在国内外推行修正主义；蓄意利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残余势力）来反华；对越南假支援真出卖等等。[57]但是，由于北京与莫斯科的关系已冻结，而且中国根本不想改善，故而，双方外交关系的地位已不很重要了。更重要的是边界地区的军事形势（虽然还未公开）。在中苏边界，边界事件和军队的集结活动已屡见不鲜，[58]发生爆炸性事件的舞台已经搭好。爆炸性事件很快发生，中国暂时停止“文化大革命”就很有必要了。
这个阶段，中国基本上实现了外交政策的目标：使本国与外部世界隔绝，而且愈彻底愈好。例如，除官方委派的人员外，其余的外国人都被要求离开中国。外国高级官员的来访或者被中止，或者被减至最低限度。但中国并未被密封住，特别是在社会动乱、夺权、示威游行和乱找替罪羊的活动盛行的情况下，向外蔓延是不可避免的。最严重的事件发生在香港。
香港的骚乱
对激进分子来说，香港这块英国尚存的殖民地是一个吸引人的和必然的目标。当外交部停止运转，中国的外交政策决定权落入早已变得急于表现满腔革命热情的地方官员手中时，英国的这块殖民地迟早会直接感受到街头革命行动的威力。另外，香港一点就着。它是盛行一时的自由资本主义的最后一个堡垒，是过去卡尔·马克思描述的资产阶级丑恶社会的最典型的现代例证，香港自然符合毛泽东主义进行社会经济革命的标准。
事情开始于1967年5月初香港的一次劳资纠纷。如果不是中国插手其间，鼓励罢工工人，公开支持工人及其家属的游行示威的话，这场纠纷无疑会很快解决。从纠纷一开始，中国的支持就传到了香港，其中包括通过广播电台播送指示；在维多利亚商业区的中国银行大楼安装转播大陆电台消息的高音喇叭；付钱给罢工工人和示威群众；中国工会还通过了支持罢工的决议。这样，劳资纠纷很快演变成了全面骚乱，并进而威胁到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大逮捕开始了，有时一天中就有数百人被捕。罢工先波及其他的私人企业，后来发展到交通、煤气供应等公共服务机构，最后还蔓延到了政府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