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619部分在线阅读

但是，英国政府坚决迎接这些挑战，向香港派遣了一艘载有直升机和海军陆战队的航空母舰。同时，香港的警察（99％是华人）面对袭击没有乱，也未加入骚乱者的行列。然而，随着中国国内秩序的进一步混乱，香港的危机在7月份更加严重了。广东地方政府显然是自作主张地部分开放了中国内地和香港的边界，致使边界村镇发生了不少严重事件，其中包括用机枪射死几名香港警察的事件。由于边界半开半闭，基地设在中国的恐怖分子潜入了九龙中心地区。到夏末为止，共发生了大约160起与中国工人的恐吓有关的炸弹爆炸案。[59]
中国人一开始就把香港的劳资纠纷提到了外交的高度。首先，中国向港英当局正式提出了五项要求（如果英国同意这些要求，香港的政权将落到骚乱者手中）；第二，让大批群众包围英国驻华代办处，肆意辱骂英国外交官，其严重程度是20世纪的中国绝无仅有的。7月和8月，英国驻北京代办处建筑物和上海领事馆也遭到了破坏；第三，在中国驻伦敦代办处周围挑起骚乱（这又被用作进一步侵犯英国在华外交豁免权和严格限制英国官方代表的借口）。[60]这些使事态逐步升级的行动很可能和外交部精心安排的旨在把英国赶出香港殖民地的一系列措施无关，甚至不是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在“党中央”（到1967年夏，除直接的军事管制外，这是中国仅剩的中央政权机关）任职的领导人的决定。相反，它们似乎反映了下述事实：外交部在逐步解体；外交政策实际上掌握在下级官员姚登山及追随他的红卫兵手中；[61]陈毅手中无权；甚至周恩来也不得不（据说是违心地）把自己和香港的革命活动联系起来。
在正常情况下，英国驻华代办唐纳德·霍普森和驻上海领事彼得·休伊特受虐待事件，就足以使英国断绝与中国的外交关系。[62]仅焚烧代办处事件就已提供了充足的理由。但是，由于某些原因，伦敦没有采取这一合乎逻辑的步骤。最明显的原因是，如果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香港将陷入极端危险的境地（实际上，虽然香港的骚乱非常严重，但贸易、旅游和生产仍保持旺势，亦很少有抽走资本之现象）。此外，伦敦意识到，中国人的悖常行为是中国外交政策堕落为国内民众暴力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的结果。这场风暴可能会很快平息下来，事实的确如此。英国决心向中国表明：恐吓政策不会奏效；如果中国想继续做一个文明国家，就必须按文明国家的原则行事。这个观点留有19世纪的痕迹。
英国的这个策略最后得到了报偿。1967年末，随着外交部工作秩序的恢复和全国范围内军事管制的实行，香港殖民地的社会秩序恢复了正常，边界回到了合作控制的正常状态，而且（最重要的是）驻北京的英国外交官被准许在北京市内活动。中国像往常一样，无中生有地声称取得了胜利，然后解除了对英国驻华外交官的压力。不过，完全解除压力还需要一段时间，直到1968年夏，伦敦才得以开始把驻华外交官接出中国。然而，即使到了这时，路透社记者安东尼·格雷仍在受软禁（始于1967年7月），一直到1968年底。同时，英国的船长和海员们仍常常遭扣押、审讯和驱逐，至少有一名英国公民（维克斯—吉玛公司的工程师乔治·瓦特）因被指控犯有间谍罪而被判处三年徒刑。（维克斯—吉玛公司的其他职员于1968年7月被驱逐出境，他们一直在修建一家合成纤维厂。）[63]
“文化大革命”期间英国人在中国的遭遇是此类事件中最极端的例子。但西欧大多数国家的经历与此也大体相似，尽管中国使馆在各驻在国首都屡生事端，这些国家决定继续保留驻华使馆，或者至少保持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中国的邻国或中国影响所及的国家的经历有一些不同。它们更直接地感受到了“文化大革命”向外蔓延所造成的影响，虽然受影响的时间短一些，方式更温和一些。柬埔寨和缅甸爆发了危机，印度、尼泊尔、锡兰（斯里兰卡）、肯尼亚和阿尔及利亚也感受到了“左”派造成的压力。[64]
在东南亚的蔓延
金边的形势因越南战争而变得复杂起来。西哈努克亲王想利用中国声称的友谊，阻止越南冲突向西蔓延，尽管北京一直在支持他的反对派武装力量——红色高棉。中国的目的是不让柬埔寨领导人过分担心越共利用柬埔寨领土进行活动；让金边保持对越南的绝对独立；维持红色高棉的活动，但不把它公开当作中国的工具；支持西哈努克在中苏争论中的中立立场。[65]北京的困难在于它不能控制事态的发展。不但俄国人、美国人、越南人和柬埔寨人都各行其是，而且在“文化大革命”的这个阶段，中国革命的向外输出已变成了另一个致乱因素。
1967年3月，中国驻金边使馆向外界散发毛主义的宣传品，鼓励当地华人青年进行红卫兵式的活动，给高棉—中国友好协会提供资金，公开介人柬埔寨的内部政治。[66]西哈努克对这些故意冒犯他的举措不可能置之不理，虽然他依赖中国的外交支持和经济援助。他被迫采取对策，有效地制止了此类活动。他还严厉抨击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67]
如果中国国内不再生事端，事情本来在1967年夏即可得到解决。由于外交部到8月份已混乱不堪，周恩来不得不对来访的柬埔寨外交大臣普里萨拉亲王说，中国实际上已失去对驻柬埔寨使馆的活动的控制。[68]此外，中国仍在支持当时已被西哈努克取缔的高棉一中国友好协会，中国新闻媒介也开始直接攻击这位柬埔寨元首了。这些行动导致西哈努克明确地指责中国干涉柬内政（很准确）。[69]再加上8月英国驻华代办处被烧及中国人在缅甸采取了相似的行动，遂导致西哈努克在9月份宣布撤回柬埔寨驻北京使馆的全体人员。虽然周恩来随后说服他打消了断交的想法，但造成的损失已无法挽回，两国关系在随后的“文化大革命”岁月中一直很疏远。
在缅甸，事态的发展更趋于极端。它表明，一旦“文化大革命”直接影响到外交部的正常运作，就会立即使原本不错的双边关系产生破裂。由于仰光奉行不公开冒犯中国的谨慎政策，也由于北京的目标是在促进两国友好关系，为以后支持共产主义暴力革命奠定基础，故中缅关系历来很好。因此，北京能容忍缅甸的中立和不介入政策，能容忍其对本国“左”倾运动较为严格的控制和在一些政策方面违背中国的意愿，包括对越南冲突和军备控制的态度，以及对第三世界与西方和苏联的最佳立场应该是什么等等。只要缅甸政府能够合作，缅甸国内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还比较薄弱（起初分裂为红旗派和白旗派，60年代中期亲北京的白旗派再次分裂），中国在缅甸就什么也不能（或者不需要）做。因此，中国在1960年与缅甸签订了一项边界条约，1961年又签订了一项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1963年，奈温政府因与“左”派谈判破裂而大力镇压共产党势力时，中国听之任之；而且，1964年缅甸政府实施的把银行和主要工业企业收归国有的政策影响到缅甸华侨的利益时，中国也没有公开反对。[70]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情况就马上不同了。首先，共产党白旗派在内部的一次暴力冲突和血腥清洗后发生转变，变成了毛主义式的纯政治军事组织，由中国培养出来的红卫兵式的干部领导。[71]其次，缅甸在越南冲突、反苏斗争和对待第三世界等问题上没有紧紧追随中国的路线方针，尽管刘少奇、陈毅和周恩来等高层领导人在1965年和1966年先后访问了仰光。[72]此外，中国驻仰光使馆和新华社分社不但资助当地的华语学校，而且在学校课程中加进了许多毛主义的内容。“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这方面的内容就更多了。这种做法把华侨学校的学生变成了住在外国的红卫兵。最后，随着1967年春夏中国外交部的逐步解体，该年早些时候经受“文化大革命”洗礼的中国外交官返回了仰光。他们公开散发毛的语录即“红宝书”、毛的像章和其他具有煽动性的宣传品。当当地政府出面干涉时，他们坚持认为自己有这么做的权利。[73]
这些活动，特别是最后一项活动，对仰光民众和奈温政府来说，确实太过分了。所以，当受中国大使馆支持的学生拒绝按缅甸政府的规定摘下佩戴在身上的毛的像章时，反华骚乱就开始了。骚乱迅速转变为对中国大使馆、新华社、华人学校直至许多缅甸华侨的袭击。这些骚乱未能被仰光警察平息，而是一再扩大，致使中国驻缅甸大使的助手被杀身亡。北京对此事的反应与对香港事件的反应相同（金边的事件此时也都在演变中）。首先，北京于6月末发出了一系列警告性的照会，继而向仰光提出了一系列要求（由于这些要求太苛刻，缅甸政府只能拒绝），然后在缅甸驻华使馆周围举行大规模示威，最后又经过外交途径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要求。[74]
即使到了这种地步，如果不是北京站出来（这是第一次）公开支持共产党白旗派以暴力推翻缅甸政府的活动而致使形势全面恶化的话，事情仍然是可以了结的。北京抨击缅甸政府和奈温本人，号召缅甸人民武装起来推翻现政府，在本国建立一个共产党政府。北京还让白旗派利用中国的新闻媒介。[75]形势在6月的最后三天内急遽恶化。这显然是中国外交部内的过激分子造成的。他们违背（实际上破坏）了中国政府自1949年以来处心积虑维持的对缅甸的立场。缅甸政府和人民均作出了相应的反应。7—8月，缅甸各地普遍爆发了示威游行，中国支持的宣传机构遭到查封，左翼团体遭到大规模镇压。缅甸政府还发起了一场反对中国及亲华分子的舆论攻势，并驱逐了几名中国记者。[76]随后，两国不可避免地断绝了外交关系。同年夏，双方各自召回了大使。一年之后，中缅关系才开始恢复。
外交部走向极端
香港、金边、仰光和其他地方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然而，如果中国外交部在1967年夏没有走向极端，外交部长陈毅没有受到人身攻击，外交部的一些档案没有被人为地毁坏，这些事件很可能不会发生。要了解“文化大革命”这个阶段和后来阶段中国的外交政策，就必须就这些事态的发展加以研究，因为它是中国内部事务和外交实践之间的纽带。
“文化大革命”在政府部门的表现是：工作组、红卫兵、革命造反派、革命委员会和其他破坏势力对国务院各部委正常工作的干扰。但是，这些干扰活动的时间先后长短各有不同，它取决于各部的实际情况及“文化大革命”暴力活动的总体方向和发展阶段。外交部是各部委最晚卷入的单位之一，遭受劫难的时间也比较短（虽然在1967年夏受到的打击非常严重）。与其他政府机关明显不同的是，外交部在我们所关注的这个时期仍然在运作。但是，它的运作是妥协的产物。中国外交政策的内容和方向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秩序的混乱和重新整顿紧密相关。
因此，1966年夏外交部长陈毅接受了党派往外交部的工作组。不过，他和其他各部部长一样，把工作组用来维护外交部各部门的完整和免受造反学生的干扰。[77]1966年秋，中共十一中全会正式决定开始进行“文化大革命”后，毛召回了工作组，允许红卫兵在外交部和国务院其他各部委建立革命委员会。但是，陈毅不许红卫兵干扰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他和往常一样坚守职责。他和其他各部的头头们都在做同样的努力，都采取了拖延的办法，希望局势能够好转。[78]
然而，约束激进主义的瓶盖一旦松开就难以再把它关回瓶里了。到1966年底至1967年初，学生和工人开始到处“夺权”。“一月风暴”有意识地把全国和大多数政府机关（包括外交部）推进了混乱的深渊。1月18日，外交部成立了一个革命造反联络站。始于上年秋天的对陈毅的批判现在变得越来越激烈了。陈毅在一次万人大会上被迫作了自我批评，自己承认有“七大罪状”。[79]当然，陈和主持这次万人大会的周恩来的想法一样，为的是利用自己的“坦白”来避免造反派干扰外交部的正常运作，并借周恩来的权威，这也意味着是毛泽东的权威来保住自己的职位。这个办法很有效，外交部造反联络站的一些“左”派被搞掉了。以后的两个月中，中国的外交政策仍是较为理智的。
但是，后来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导致这种策略到1967年初夏便不灵了。首先，中国在这期间召回了所有驻外大使（驻开罗的黄华除外）[80]及各使馆的大多数高级官员，让他们接受“文化大革命”的洗礼。这项措施显然严重削弱了北京了解和分析国外局势的能力。但是，此举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外交部各部门和各驻外使馆（随着外交人员很快返回驻在国）都走向了极端。其次，1967年1月，毛泽东号召解放军支持“左”派夺权。军队临时作为一支稳定秩序和相对保守的力量介入了斗争，在“三结合”（解放军、老干部和红卫兵）时把有经验且不太激进的老干部摆到了首要位置。但是到了4月，军队就因这种做法（被称为“假夺权”）受到了批评，不得不给造反派更多的权力。这样，陈毅在外交部再次受到了压力。这次的压力来自“批判陈毅联络站”。不久，北京举行了反对陈毅的公开游行。1967年5月，经周恩来同意，陈又一次受到了群众的批斗。[81]
再次，造反派在一些争强好胜、能与陈平起平坐的人中推出了自己的带头人来反对外交部长陈毅。1967年4月雅加达驱逐中国代办姚登山，中国和印尼就此断交。4月30日，姚返抵北京，在北京机场受到了整个中国领导层的热烈欢迎。此后，他成了北京市的风云人物，在5月中旬的一次声讨印度尼西亚的群众集会上出尽了风头。姚回到了外交部后，马上就成了反对陈毅的造反派的领袖人物。陈毅还想使中国的外交事务（和外交部资深官员）再次躲过内部暴力活动的大冲击。[82]
但是，外交部在部内外造反派的联合攻击下分崩离析了。5月13日发生了一系列暴力破坏事件：数百名批陈联络站的造反派攻进外交部，打断了部里的正常工作，殴打官员，把档案弄得乱七八糟，还带走了机密材料。5月29日又发生了类似的事件。此后，外交部基本上就不能正常运作了。上文已谈到，当时中国与香港、柬埔寨和缅甸的关系已急遽恶化，与其他三十多个国家的关系也出现了危机。这种局面主要是1967年夏外交部的瘫痪和陈毅派与姚派在部内争权造成的。如果说中国还有外交政策的话，那也是由于周恩来的努力。他不但出面与造反派交涉救陈毅的驾（典型的做法是告诉造反派更全面地调查陈毅的情况，以此来争取时间），而且暂时主管外交部，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发指示处理部务。[83]
但是，暴力活动在1967年盛夏达到了高潮，因为毛认为中国人民需要重温革命经历。各省都发生了武斗。这从两方面对外交部和外交政策产生了影响。一方面，它使中央领导人把几乎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武斗上。毛及其追随者对北京的外交政策造成的问题熟视无睹，让外交部自己解决内部的纠纷而不给予任何帮助。
另一方面，这年夏天最重要的一次事件——武汉事件，[84]造就了新英雄王力（尽管是昙花一现）。他回到北京的情况和姚登山一样，风光得很。权力很快冲昏了他的头脑。他选定外交部为行使权力的部门之一。8月7日，他发表讲话。这是他和姚登山对外交部和陈毅发出的最后一击。随后的两周内，造反派完全控制了外交部，陈毅又一次遭到批斗（在8月11日和27日的两次批斗会上，他又交代了一系列新“罪行”）。[85]中国的外交政策完全陷入了混乱。
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与缅甸和柬埔寨的关系严重恶化，英国代办处被焚烧。这些都是姚和王的过激行为造成的。姚自作主张给中国驻外使馆打电报，还“到处作报告制造麻烦”，[86]俨然以外交部长自居。党中央（即毛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对这些过火行动不是不愿制止，就是无力制止，直到8月底为止。
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和蓄意挑起的内乱给国家造成的严重危害终于震惊了毛派领导人。9月1日的一项决定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向：停止“武斗”或“夺权”；红卫兵不再搞串联活动，一律留在原单位；用政治斗争代替武斗作为革国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命的主要手段；革命派被告知要停止“打、砸、烧、抄家和阻塞交通”。[87]这个180度的大转弯马上对外交部产生了影响：姚、王及其追随者受到清理和审查；陈毅恢复职权（表面的和象征性的）；驻外使馆奉命停止制造革命；严禁在外交部搞夺权活动。[88]中国和许多国家的关系已经受到了严重伤害，裂痕是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弥合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要么已经断绝，要么非常紧张。但是局势已开始向好的方面转变。
中国外交政策的低谷，1967—1968年
1967年夏季内乱之后一年半的时间里，中国实际上在国际舞台上没有任何作为。但是，中国外交政策的真正悲剧是，1969年初中国人自己挑起的中苏冲突本来是不必要的和可以避免的。1969年3月初的中苏边界冲突引起了俄国人军事上的过激反应，使此后十年中国的外交政策丧失了主动权。这次冲突几乎完全是由“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内部政治问题和毛自己不明智的决定造成的。在此，我们先简要论述一下1968年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几件与对外关系有关的而在时间顺序上并不相联系的事情。
1968年是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最疏远的一年。尽管官方发布了禁令，暴力活动全年不断发生，甚至党和政府的重建工作也是过了很长时间才正式开始的。[89]中国实际上已把政策工具减到了零。北京只能旁观国外的事态，不时地发表一些评论，并开始恢复与前三年内和中国失和的那些国家间的关系。对于美国，中国只讲它干的坏事，主要是与美国在越南的军事作用有关的一些事情。[90]所以，它没有采取任何改善中美关系的举措，甚至一点暗示都没有。直到1968年夏苏联人推翻捷克政府之后，情况才发生了变化。
对于越南，北京担心的仍是河内可能会与美国认真谈判，而不利用美国停止轰炸和提出各种和谈建议并进行会谈的时机部署下一次战役。[91]尽管有这些担忧，尽管不同意武元甲的军事战略（春节攻势即是证明），中国仍不断向北越提供军用物资和经济援助。然而，中越两国不和的证据也在不断涌现出来。1968年6月，越南驻广州、昆明和南宁的领事馆前，均发生了群众示威，抗议河内（在苏联调停下）接受美国提出的巴黎和谈建议。驻昆明领事馆还遭到了严重破坏。[92]
中国人对俄国人仍是一句好话也没有，新闻媒介在所有问题上对克里姆林宫的指责越来越多。[93]至少在此前的两年内，中国没有对莫斯科采取过多的不适当的暴力活动。1968年8月，东欧发生了将对中苏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与边界有关的问题将在下文述及）：苏联红军入侵了捷克斯洛伐克。此前，北京与亚历山大·杜布切克领导的捷克共产党一直保持着距离，因为捷共奉行的显然是修正主义的改革政策。然而，当俄国坦克出现在布拉格街头时，中国马上转变立场，口头上支持起这位（已被剥夺权力的）捷克领导人来了（虽然不支持他的改革计划）。[94]苏联的军事入侵使中国人大为震惊。勃列日涅夫提出为克里姆林宫行动辩护的理论（一个国家一旦成为共产党国家，就永远是共产党国家，苏联负责单方面义务确保它们性质不变）以后，中国人就更是紧张不安。勃的理论推而广之，显然中国也会被包括在内。当时，俄国人在文章中指出，中国已不再是一个马列主义的国家。他们对中国的谴责变得十分激烈。[95]中国担心它自己可能会成为苏联的下一个军事进攻的目标。尽管这种担心缺乏依据，但它却在1969年初俄国人血洒乌苏里江冰面的事件中起了相当大作用。按照毛的思维逻辑，残酷的谋杀会使俄国人措手不及，还可能使他们在进攻中国之前有所醒悟。
中英关于香港问题和英国驻华外交官受虐待一事的争执仍在继续。1968年仍然发生了一些事件，尽管都不像1967年那般严重。[96]北京与印度尼西亚和缅甸（尤其是前者）的关系（或从外交意义上说，没有关系）亦是如此。1967年末，为报复早些时候印度尼西亚驻北京使馆遭抢劫，印尼群众洗劫了中国驻雅加达使馆，使馆内的20名中国人受了伤，数名印尼人失去了性命，其中的几个是被中国人开枪打死的。[97]最后，双方各自召回了驻对方首都的外交人员。西哈努克尽管几存疑虑，公开说中国拥有双重动机，但中柬关系还是有了一些好转。美国轰炸越共阵地和北越在柬埔寨的供应线的决定，直接导致了中柬两国的初步和解。中国答应“全力支持”西哈努克，以帮助柬埔寨赶走美国人。1968年初，中国的军事援助开始源源不断地运往柬埔寨。[98]（然而，北京同时也加紧了对反西哈努克的红色高棉的武器供应和军事训练。西哈努克无力说服北京停止给这些叛乱者提供物质援助。这是他数年后被赶下台的因素之一。）
1968年，中国对日本、印度和北朝鲜等对中国来说很重要的三个亚洲国家的政策引起了人们的注目。北京对东京的态度日趋强硬。“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中国经常拘捕和驱逐日本记者，理由是他们对中国国内的事态打听得过分详细。在1967年和1968年下半年，一些日本商人也遭到了驱逐。[99]其结果是，前来中国的商人和记者大幅度减少，甚至在广州交易会上亦是如此。这对中日贸易产生了不利影响。1968年4月，中国指责东京在致力于用核武器重新武装自己（后来甚至指责日本和南朝鲜在进行秘密军事合作以反对中国）。[100]这是中国外交政策犯的基本错误的最好的一个例子。这些错误是外交部保存的中国对重要国家的外交政策的档案材料被毁坏造成的。
北京还对印度发起了宣传攻势，号召印度人民通过暴力推翻印度政府。北京给那加游击队秘密提供武器和军事训练，称赞纳萨尔巴里的农民暴动，赞扬比哈尔的骚乱，口头上鼓励印度共产党（当时已分裂为三派）中的亲北京派放弃走议会道路，改走暴力之路。[101]《人民日报》在2月份的一篇社论中宣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让印度的农民革命风暴更猛烈些吧！”
自然，印度政府对内对外作出的反应都很强硬。新德里更加接近莫斯科，决意把军队建得更强大，以便抗击中国，还进一步限制了喜马拉雅山边境各邦的外交自治权。1962年中国入侵印度以后，中印间的军事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在1967年9月得到了验证。当时，中印两国的正规军曾在锡金和西藏边界作战一周，双方互有伤亡。这次战斗胜负难分（这是印度军队的训练和装备都比以前好的结果），所以北京和新德里达成默契，都没有声张此事。[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