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627部分在线阅读

[115]江一山：“共产党中国的军事（1968）”，《祖国》第59期（1969年2月），第20—36页。
[116]鲁宾逊：《中苏边界争端》，第1187—1189页。
[117]鲁宾逊：《中苏边界争端》，第1189—1190页。
[118]此处参考了鲁宾逊《中苏边界争端》第1190—1194页及所引用的有关材料。
[119]关于林彪失败和死亡的文字材料虽然很多，但有许多是不可信的。这些资料还充满矛盾，使用的时候应特别注意甄别，参阅姚明乐《林彪的密谋与死亡》。这本书基本上是伪造的。较为可信的是高英茂《林彪事件：权力政治和军事政变》。另可参阅鲁宾逊《林彪的政治军事生涯，第二部（1950—1971）》。
[120]威廉·W.惠特森：《中国的高层指挥：共产党军事政治史（1927—1971）》第11
章，“战略与战术”。
[121]托马斯·M.戈特利布：《中国外交政策的不同派系与战略三角关系的起源》。
[122]6月10—11日的事件，见新华社消息1969年6月11日；《纽约时报》1969年6月12日；《真理报》1969年6月12日。7月8日的事件，见新华社消息，《纽约时报》7月8日；《真理报》7月8日；莫斯科广播电台消息，7月10日；外国广播信息处：《苏联动态》7月14日，A30—32。7月20日的事件，见《真理报》9月11日。8月13日的事件，见《真理报》8月13日；《纽约时报》8月14—16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69年8月14日；《苏联动态》8月15日，A1—4；《消息报》及苏联其他报刊，8月16日；《苏联动态》1974年2月28日，C2—3。
[123]《中国大陆报刊概览》第4435期（1969年6月12日），第24页；新华社消息，1969年8月19日；《纽约时报》1969年9月9日。
[124]中共军队历来把先发制人的进攻当作一种实用战术（而不是总体战略）来加以运用，参阅惠特森《中国的高层指挥》。
[125]塔斯社消息，《真理报》，《消息报》1969年3月30日（译文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69年4月16日，第3—5页；《苏联动态》1969年4月1日，A1—7）。
[126]《苏联动态》1969年4月14日，A1。
[127]林彪：“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周报》第18期（1969年4月30日），第33页。
[128]林彪：“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周报》第18期（1969年4月30日），第33页。
[129]《真理报》1969年5月3日；《消息报》1969年5月5日（译文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69年5月21日，第22页）。
[130]《中国动态》1969年5月12日；《中国大陆报刊概览》第4417期（1969年5月16日），第21—22页。中国的照会指责苏联上年未参加会谈，认为中国这次同意参加新一轮会谈是作了宽宏大量的让步。
[131]《苏联动态》1969年5月23日，A4。中国人于6月6日作了答复，见《中国动态》6月9日，A3—4；《中国大陆报刊概览》第4436期（1969年6月13日），第22—23页。
[132]《苏联动态》1969年7月14日，A1；《纽约时报》1969年7月14日。
[133]《纽约时报》8月9日（苏联的声明）；8月12日（中国的声明）。
[134]这次会议的讲话和文件的译文，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69年7月2、9、16、23、30日；《苏联动态》1969年6月18日。勃列日涅夫的重要讲话，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69年7月
2日，第3—17页；讲话摘要，见《纽约时报》1969年6月8日。
[135]《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69年7月2日，第12页。
[136]《真理报》，《消息报》1969年6月18日第14版。译文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69年8月6日，第14—24页；《苏联动态》1969年6月18日，A21—47。
[137]《共产党人》第11期（1969年7月），第3—16页（引文在第4页）。（译文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69年9月3日，第3—8页。）
[138]“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1969年5月24日，见《中国动态》1969年5月26日，A1—10；《中国大陆报刊概览》第4426期（1969年5月29日），第23—36页。
[139]《真理报》1969年6月14日（译文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69年7月9日，第9—13页）。这是苏联回复中国5月2日的声明和6月6日的抗议（《中国动态》1969年6月9日，A9—13）的一份照会。
[140]信守公约原则是“有义务执行公约的国际法原则”，意指签约各方必须守信履约。与之相对的是情势不变原则。国际法中的这个原则是指，当事人只有在“情势不变”，即环境无实质性变化的情况下才守信履约。
[141]《纽约时报》1969年9月12、13日。
[142]《纽约时报》1969年9月12、13日。显然，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充当了调解人。罗总理扬·杰奥尔盖·毛雷尔奉命参加了胡志明的葬礼，然后前往北京，在柯西金抵达北京前数小时会晤了周恩来。
[143]《世界报》（巴黎）1974年11月10—11日。后来，周恩来讲了他对机场会晤的意义的理解（双方未签署文字协议）。在周看来，双方达成了如下共识：（1）在通过谈判彻底解决边界争端之前，维持边界地区的现状；（2）双方尽量避免进一步的武装冲突，并撤走边界线附近的军队；（3）双方通过协商“重新划定边界线”，周认为“这个问题不难解决”，见《纽约时报》1973年11月24日（周与C.L.舒尔茨伯格的谈话）；《共同社消息》1973年1月28日（周与日本众议院议员的会谈）。关于机场谅解的执行，周和柯西金的看法不同。第一，周认为，只有在其他方面的问题都得到重视之后，谈判才能够开始并持续下去，才能最终获得结果。第二，双方对“现状”一词的解释不同。柯西金认为“现状”指的是双方都不再侵犯边界，而周认为它不但指不侵犯边界，而且意味着边界地区的军事平衡不发生重大变化。第三，双方在非军事区的问题上存在分歧。柯西金显然认为它指的是双方军队均撤出某些已发生冲突或可能会发生冲突的地段。周（可能知道柯西金的解释，也可能不知道）认为它指的仅是苏联军队撤出那些有争议的地区，即中国提出主权要求的那些苏联领土。这些分歧是双方难以达成协议的重要原因。
[144]《纽约时报》1969年9月17日。
[145]《纽约时报》1969年9月19日。
[146]1969年9月25日的《纽约时报》报道了美国共产党领导人格斯·霍尔由河内返国途中拜会勃列日涅夫的情况。勃列日涅夫告诉霍尔，柯西金向周恩来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建议。其一与边界有关，其二与外交代表须保持在大使级有关，其三是要扩大贸易规模。另据报道，10月初贸易谈判已在进行，参阅《苏联动态》1969年10月3日，A4，该处转述的是一位驻莫斯科的南斯拉夫消息灵通人士的话。实际上，贸易谈判可能在8月份就开始了，见《中国动态》1969年10月7日，A2。
[147]中国方面发表的公报说，柯西金是“从河内回国途经北京”。这不是事实。它说明北京是被迫接待柯西金的。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第4498期（1969年9月18日），第25页；《远东经济评论》1969年9月25日，第759页。
[148]路透社消息1969年9月30日；《纽约时报》1969年10月1日。
[149]《纽约时报》1969年10月4日。
[150]“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1969年10月7日，见《北京周报》第41期（1969年10月10日），第3—4页；《纽约时报》1969年10月8日。
[15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文件”，1969年10月9日，见《北京周报》第41期（1969年10月10日），第8—15页；《中国大陆报刊概览》第4517期（1969年10月10日），第30—39页。
[152]《纽约时报》1969年10月8、19、21日，《真理报》和《消息报》10月19日（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69年11月12日，第15页）；《中国大陆报刊概览》第4523期（1969年10月24日），第30页；第4524期（1969年10月27日），第27页；《人民日报》1969年10月21日；《北京周报》第43期（1969年10月25日），第4—5页。
[153]《纽约时报》1969年9月19日；1970年11月19日；1972年12月11日；《明报》1970年1月19日；《新时代》第36期（1973年），第19页（指责中国在中蒙边界举行了151次“军事演习”，蓄意进入蒙古境内1520公里不等，开枪射击牛羊群，肆意辱骂边防战士，散发小册子等宣传品），《共青团真理报》1972年1月12日（见《苏联动态》，D7）；《洛杉矶时报》1972年12月11日；《苏联动态》1972年12月12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2年9月19日；《土库曼火花报》1974年2月15日（见《苏联动态》1974年2月15日，R6—8）；《苏联分析家》1974年11月28日，第2页（刊登了一位前苏联公民对中蒙边界发生的一次大规模战斗的描述。双方均未公开承认这次死伤人数很多的战斗）；《每日电讯报》1974年12月17日（见《苏联动态》1974年12月17日，W1—2）；戴维·弗洛伊德报道说11月份在中蒙边界发生了五次冲突，但中苏两国政府均予以否认，见《中国动态》1974年12月19日，E2；《苏联动态》1974年12月19日，C1，尤睦佳·泽登巴尔（蒙古共产党领导人）：“超越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远东问题》第4期（1974年），第6—29页。他在文章中宣称，“成群的中国士兵越过边界，砍伐树木，在森林中纵火，还把感染上严重传染病的牛群赶到蒙古境内”。《远东经济评论》（1974年1月28日，第18—19页）详细报道了1970年6月2日、1971年5月26日和1973年4月20日中国侵犯中蒙边界的事件。
[154]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发生之后，中国组建了新的生产建设兵团（特别在内蒙古和东北地区），成员均是原来城市里的红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