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641部分在线阅读

中央军事委员会最近的历史证实了这几年以来人民解放军已牢固地保持了它在中共机构中的地位。在邓的领导下，文职人员将逐渐控制人民解放军，特别是在1985年9月举行的几次主要的中央会议期间，他巧妙地安排几乎所有将领退出政治局并果断地减少人民解放军在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之后。但是军事委员会问题表明，文职人员对军队的控制仍要按照人民解放军提出的条件实施：即必须通过中央军事委员会，而中央军事委员会必须由邓来领导，时间越长越好。也许只有当那些参加过革命的将领们由于退休和死亡退出人民解放军，并且长征成为一段历史而不是一种记忆时，邓以后的一代中共领导人才能取得对军队的领导权，并使它在国家体系中起着常规作用。到那时，可以认为，人民解放军——在革命期间它是夺取胜利的工具，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它是权力的来源[321]——仍将是国家政治中的一个主要因素。如上所述，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影响会起什么作用，将取决于中共的纲领和政策。
毛之后，怎么办？
人民解放军将领们的保守主义是邓小平在振兴中国的运动中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因素，因为邓的改革纲领不仅向“文化大革命”中毛主义的极“左”路线提出了挑战，而且向毛和他的同事们在50年代照搬苏联模式时所奉行的所谓“中国化的斯大林”路线提出了挑战。不仅如此，改革还放松了中央的控制并允许更多的思想和行动自由。但这种宽容对那些在“文化大革命”动乱后维护法律和秩序的人们来说，是不受欢迎的。
本书第6章详细论述了经济改革及其影响。[322]邓废除了1958年“大跃进”期间建立的公社制度，自50年代初期土地改革以来第一次将生产的主动权交还给农民家庭。政府也许会声称没有进行任何意识形态的变革，因为土地名义上仍由集体所有，它只是承包给了农民。农民能自由选择种植方式，自由雇用劳力帮忙，在农村自由市场上自由出售部分产品。[323]但农民也许担心他们新获得的这些自由可能因为政策再来个180度的变化而被突然夺走。但事实上，私人耕作已得到恢复，甚至在那些农民不愿丧失集体农业安全感的地方也是如此。[324]
正如第6章所说，农民的第二次解放，由于国家提高了收购价格而得到了支持，它对生产和农民收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政治含意也是极为重要的。由于8亿农民中大多数已与邓的改革纲领有很大的利害关系，所以当保守思想之风从北京冷冷地刮来时，他们就要发抖。但是，甚至像陈云那样的中国新保守派领导人也曾支持60年代初期所进行的短暂的农业责任制试验。很明显，没有一个北京政界人物对这场农村新政提出挑战——除非它的经济合理性大大变弱，或它对农村和地区平等的消极影响引起阶级斗争的严重危险。
农村干部起初对他们的新任务和被削弱的控制权深感不快。[325]但是当他们开始利用他们的政治手腕和关系网来维护他们的地位，并通过充当经济人角色来增加其收入时，他们开始认识到这种新政对他们也是有利的。[326]从长远的角度看，这场改革对共产党意义重大，相形之下老年干部对这场改革的不信任就无足轻重了。充满活力的富裕农民（往往是从前的干部）被捧为模范，并被吸收为党员。有时，这种情况引起了人们的嫉妒。[327]但是只要这种发展党员的政策不变，那么共产党将由一个贫穷农民党转变为一个富裕农民党。这对阶级态度和意识形态将具有相当大的意义。中共“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气质必定会掺进“致富光荣”的成分。几乎可以肯定，这反过来又将使中共继续避开阶级斗争，把经济发展当作它的主要目标。
正如德怀特·珀金斯所指出的，工业改组和市场改革的复杂性给邓小平和他的同事们带来了更为重大的问题。这不像非集体化那样，采取一个单一的步骤就能取得不可否认的经济突破。相反，城市改革会给许多人造成损失：由于更大的自主权让给了国营企业的经理，官员们丧失了权力；国营企业的经理羡慕“集体”和私营公司享有更大的自由；国营企业中的工人在追求效益的改革中惧怕工作艰苦，就业没保障；他们甚至羡慕非国营企业的工人和乡村农民收入日益提高；城市居民（包括知识分子和学生）因改革引起物价上涨而受到损害。
可以隐约看到的改革纲领对中共的正统观念也有一种根本的威胁。党员干部被告知要“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们必须接受教育，获取知识，以便迎接新时代的到来。中共党内“红”（政治热情）与“专”（专业技术）两者之间长期存在的紧张关系，过去往往偏重于“红”，而现在则似乎已偏重于“专”了。
这对大约50％的党员干部是个潜在打击。因为他们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入党的，主要擅长于政治煽动。但这也给共产党自身的作用打上了一个问号。像苏共和其他党一样，中共关于其先锋作用的主张，深深植根于它的意识形态。即中共由于掌握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永远正确的意识形态，因此，能够有把握地理解现在，计划将来，而这一点是非马克思主义者难以做到的。但是，如果现在要从实践或事实中寻求真理的话，那么意识形态有什么作用呢？
意识形态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夸张和赋予毛泽东思想的那种几乎超越自然的力量而被大大地贬值了。[328]重新强调实践对它是一个严重打击。邓小平宣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四项基本原则之一，是不容置疑的。但这并没能解决问题。[329]虽然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四项基本原则之一，但现在似乎只有以它的能力和成功来证明它是合理的，而且由于毛之后的中国面临着不少问题，它的基础是不稳定的。极权主义意识态说它能够解释世界和世界上人的地位。在中国政治文化里，极权主义深深植根于官僚精英这一观念，因为官僚精英誓死捍卫，且又谙熟官僚精英统治。如今对官僚精英的推崇岌岌可危了。
改革者试图把党政职能分开，这使党的作用日益削弱。[330]把党政职能分开的目的，据说是要党的干部集中精力处理全局性的原则和路线问题。地方政府官员和管理人员（他们并不都是党员）有更大的空间来搞好本职工作，无需考虑意识形态问题。
但在一个高级政府官员实际上都是党的高级干部并参与政治局或中央委员会议事的国家里，“纯粹”的党务工作者的作用是什么？这一点并不清楚。当然，他必须开动党的机器，但是在一个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已让位于经济发展的时代里，它的作用也是不明确的。[331]胡耀邦在任中共总书记期间，忽视了党政职能的分离，似乎想要作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有权对国家生活中的所有方面发表意见。他多次出国访问，仿佛他是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332]
1982年召开的十二大通过了新党章，其中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就进一步限制了党的权力。胡耀邦在报告中解释这一“极其重要的原则”时说，现在从中央到基层，一切党组织和党员的活动都不能同国家的宪法和法律相抵触。[333]党章的一条条款本身不算什么保证。但是三中全会以后强调法治（——它是对这些精英们曾深受其害的“文化大革命”的无政府状态的反作用），并通过了各种法律法规，至少第一次使人们懂得党的无限权力最终会危及每个人。[334]
对党进行正式限制的同时，也采取了克服“官僚主义”的具体措施。官僚主义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
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
根据邓的说法，这些行为“不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或是在国际交往中，都已达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335]
对官僚主义的攻击在中共党内并不是新鲜事，它至少可以追溯到40年代初期的延安整风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文化大革命”本身可以解释为毛为激发群众纯洁的革命热情而力图摧毁官僚主义的最后的、也是最具破坏性的尝试。邓的方式更少具有破坏性，他想激发群众，但其目的是为了创造财富而不是制造革命。为此，党员干部再次被推到一边。
尽管对党的权威有这些限制，但普通农民、工人、管理人员，或知识分子在共产党官员面前仍谨慎行事。习惯于服从和对受苦的记忆抑制了过分地考验这种新的宽容的任何尝试。官僚们也许处于守势，但他们仍有很大的权力。
那也许是历史学家对“文化大革命”的最后定论。到1982年召开的中共十二大，“文化大革命”对党的权威的削弱，随后实行的防止滥用权力的措施，意识形态力量的衰落，农民积极性的发挥和搞活城市经济的尝试——所有这一切显示了社会对国家的潜在作用。这个潜在作用可能比从前中国统一在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之下的任何时候都大。毛曾一直强调，坏事能变成好事。在1989年的天安门示威中，这些萌发的社会力量最终对国家权威的统治提出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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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联合研究所：《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集（1966—1967）》，第42页。
[2]同上书，第45、46页。
[3]“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第477页。这是1963—1964年中国共产党为批判苏联共产党的“修正主义”所发表的九评中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评。这些文献对理解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前夜所关注的问题，是十分关键的。
[4]实际上，这在各国共产党历史上也是唯一的一次，只有中国共产党曾把接班人写进党章。没有公开出版的周恩来在九大的讲话中对林彪的过分吹捧，证明了林彪的新的地位；周的讲话收在一个16页的（九大）大会讲话汇编中，被迈克尔·舍恩哈尔斯译成外文并加了注解。
　　一位党史学家称，在任命九大主席团时，毛提议由林当主席，他当副主席，这只受到了林彪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干扰。
　　这位党史学家还说，毛早在1956年初就有意提议林做他的接班人。似乎在1956年9月中共八届一中全会投票时，毛只差一票就是一致通过了。据确认，毛没有投他自己的赞成票，也没有投二号人物刘少奇的赞成票，而是投了林彪的票！见谭宗级：“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崛起及其覆灭”，载《教学参考：全国党校系统中共党史学习讨论会（下）》〔以下简称《教学参考（下）》〕，第40、42页。作者非常感谢米切尔·舍恩哈尔斯让他使用这两条资料。
[5]参考第二章。鉴于中央领导班子里的每一位老同志在他革命生涯的某个时刻实际上都参加了武装斗争，因此计算中央委员会里的军队代表人数，常常是一个占多少比例的问题。《中国历史季刊》（第39期[1969年6—9月]，第145页）估计约有40％的军队代表；高英茂〔《中国的法律和政府》（1972—1973年秋冬季号），第8页〕则估计约有38％；而根据多姆斯的估计，八大中央委员中，解放军代表占40.3％，九大占50％，参考于尔根·多姆斯《中国国内政治（1949—1972）》，第210页。
[6]参考表4。
[7]有关西汉取代秦朝的情况，请参考《剑桥中国史》第1卷，第110—127页；隋唐变迁，则可参考《剑桥中国史》第3卷，第143—168页；元明变迁，可参考《剑桥中国史》第7卷，第44—106页。
[8]参见《剑桥中国史》第11卷第4章。
[9]同上书，第383—388、529—534页，以及第12卷第4章。
[10]参见《剑桥中国史》第12卷第6章。
[11]同上书，第540页。
[12]参见易劳逸《流产的革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1927—1937）》。
[13]《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