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717部分在线阅读

但是，就目前来看，有关这方面的资料无论是中文的还是外文的，都不够完整和实用，而在近期内出现令人满意的版本的希望也很微小，在大多数情况下，那些对毛泽东的思想有兴趣的人不得不依靠不同的专家和机构根据他们自己的观点所做出的选择。
大量十分有用的、但不是最好的红卫兵材料的译文由联合出版物研究署在1974年以《毛泽东思想杂录》的书名出版，共两卷。最近出版的一个重要文集，收集了20余篇新近得到的非官方资料，书名为《毛主席的秘密讲话》（1989年），由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蒂莫西·奇克和尤金·吴编辑。一卷的毛泽东于1956—1971年的谈话和信件的书在1974年用英文出版，书名为《毛泽东的讲话和信件》（美国版名为《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由S.R.施拉姆编辑。还可参看杰罗姆·陈编辑的《毛泽东的文章与目录》（1970年）和由莫斯·罗伯茨翻译的毛泽东的《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的论点汇编》（1977年）。
在西方人对毛的思想的阐释中，由约翰·布赖恩·斯塔尔所著的《继续革命：毛的政治思想》（1979年）是一部概述。它具有把毛从1920—1970年所写的一切都看做一个整体的倾向。它用这样一种方法来分析毛的思想，认为毛的整个生活和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顶点。弗雷德里克·E.韦克曼在他的《历史与意愿》一书中同样把五四时期毛泽东的思想与其后期思想相联系，但不像前书那样过于简单化和不加鉴别。在早期的一些著作中，阿瑟特·科恩所著的《毛泽东的共产主义》（1971年[1964年]）强调了毛泽东的思想中的斯大林主义根源。詹姆斯·熊（音）的《思想与实践》则强调了毛的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关系。虽然他把毛泽东的思想作为知识分子活动的独特的中国模式这一点与西方通用的系统教义大相径庭，并因此引起争议，但他的研究从总体上来说无疑是有关这个题目的最富积极意义的工作之一。这可参看S.施拉姆编写的《毛泽东的政治思想》（1969年修订本）。另外，在迪克·威尔逊所著的《在历史天平上的毛泽东》（1977年）一书中可以看到对毛泽东在各方面的贡献所进行的一系列虽不太成熟、但却是有益的评价。
在最近出版的关于1949年以后毛泽东思想的著作中，有两本文集或许是最值得注意的，一本是莫里斯·迈斯纳所著的《马克思主义、毛主义和乌托邦思想》（1982年），书中提出这样的观点：虽然毛倡导的社会目标是秉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但他为达到这个目标所使用的手段却不是。迈斯纳认为毛在“大跃进”，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思想和行动有着深刻的、积极的历史影响。今天，没有多少中国人会同意这个观点，但迈斯纳花费了大量精力来进行论证。另外一本是邹谠所著的《“文化大革命”和毛以后的改革》（1988年），书中进行了更客观、更审慎和深刻的分析，其中大半涉及毛晚年的理论和政策。
许多有关毛的思想的最有趣和最新颖的著作目前出现在中国国内，那里原文的准确程度和学术独立性都有了很大改善。官方对毛泽东历史地位的评价包括在1981年6月27日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中。当然，其中某些方面涉及毛的思想。但是，要使中国学者在几年的时间里脱离过去的框架是不容易的。不过这些束缚还是不断遇到挑战或被给以非常灵活的解释。这种灵活性在《毛泽东思想研究》杂志的文章中很少看到。该杂志在成都出版，处于杨超的影响之下。杨是毛在延安的哲学学习小组的活跃分子，也是该小组成员中目前尚健在的唯一一人。另外一些不太正统的解释也在公开发行的文章中出现，如在由苏绍智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杨超的《唯物辩证法的若干理论问题》（1982年）最初名为《论毛主席哲学体系》（1978年），几乎发表于毛在世的年代。像由萧延中编写、由李锐撰写序言的《晚年毛泽东：关于理论与实践的研究》这一类的著作，是绝不可能在毛在世时出版的。在内部还发表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分析文章，如在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刊物《文献和研究》上以及其他内部刊物上等。确实，前面所提到的有关毛晚年的文章，其资料很多来源于这些内部刊物。
第二章　中国陷入危机
事实上，像任何一个其他城市机构一样，中国官方的出版事业也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受到严重破坏，几乎没有什么新书出版，实际上，所有专业性杂志都停刊了。甚至党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也有几个月暂停出版。国家的宣传机器的确仍在运转——主要有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北京周报》这些刊物和宣传机构进行了大量论战性和言过其实的宣传，这些思想贫乏的文章的绝大部分都被美国驻香港的总领事馆译成了英文并发表在他们的三份杂志上，这三份杂志是：《中国大陆报刊概览》、《中国大陆杂志选》和《当代背景材料》。此外，美国和英国政府都设有机构不断监听和翻译中国国家和各省的电台广播，并把结果记录在外国广播信息处的《动态》和《世界广播概要》上。
中国的中央当局试图通过发布一系列中央指示和传播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来维持“文化大革命”中的社会秩序，大部分这种指示和讲话都通过内部渠道传达，但是有许多被红卫兵组织公布出来，然后被外国研究机构搜集在一起。其中有用的纲领性文件有《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集（1966—1967）》、“有关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文件集”、“外传的中共领导人1966年7—10月的讲话和言论”。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发表的最重要的讲话可以在以下著作中找到：由杰罗姆·陈编的《毛泽东的文章与目录》、《毛泽东思想杂录（1949—1968）》，由S.施拉姆编写的《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1956—1971）》。这些资料都被约翰·布赖恩·斯塔尔和南希·安妮·戴尔按目录分类并编制了索引收进《解放后毛泽东的著作：目录和索引》中。由迈克尔·高英茂编辑的《林彪事件：权力政治和军事政变》一书包括一个类似的林彪讲话选集。
非官方出版的过多的报纸、杂志弥补了官方出版物的缺乏。它们都是由各种不同政治倾向的红卫兵组织出版的。这些出版物包括对中央及各省领导的极富煽动性的谴责；对1949年以来的主要政策批判性的评论；“文化大革命”的年表以及对在不同的单位和机构中派性斗争的感情激动的叙述。某些红卫兵出版物还包括一些“文化大革命”主要受害者的自我批判。当然，红卫兵传播媒介的准确程度是十分值得怀疑的，但如果使用谨慎，它们仍然是一种无法估量的研究工具。
由于从表面上看，在中国国内保存的红卫兵出版物数量很少，因此，有兴趣的学者必须依靠在中国以外保存的资料集。在华盛顿的中国研究资料中心收集了八批红卫兵资料，用微缩胶卷和照相复制本分发给各个对此有兴趣的图书馆。许多这些出版物被依次译出并刊登在《中国大陆杂志选》和《当代背景材料》中。对这些红卫兵出版物的最好的文献指南是李翔云编辑的《红卫兵出版物研究指南（1966—1969）》。此外，联合研究所和密执安大学都出版了他们自己所拥有的红卫兵资料的目录：《联合研究所所藏红卫兵出版物目录》及由汤文和马唯一编辑的《有关红卫兵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原始资料》。
自从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覆灭、华国锋去职以后，人们试图对“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及结果作一次广泛的评价。作为这种努力的一部分，在中国又出现了关于“文化大革命”出版物的第二次高潮。在这些新出现的资料中，有对“四人帮”和林彪的支持者进行审判的记录：《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审判——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1980年9月—1981年1月）》。同样重要的有对“文化大革命”的描述和评价，包括在官方发表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
该历史决议的起草和颁布为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详细材料的出版提供了机会，如：全国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和纪念中国共产党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秘书处编辑的《党史会议报告集》；中共党史研究会编写的《学习历史决议专集》和孙敦璠等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
1976年以来，一批回忆录和个人传记相继问世。其中有“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有趣的资料和特殊的细节。陈再道的“武汉‘七·二○’事件始末”详细叙述了他在1967年7月武汉事件中的经历。中国最高级的军事将领之一聂荣臻的回忆录在1983—1984年出版，也揭示了许多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由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撰写的“在江西的日子里”讲述了她父亲在1967—1973年间受管制和在国内流放的情况。一本对周恩来进行广泛赞扬的《周恩来传略》由方钜成和姜桂侬撰写。对康生进行了深刻批判性研究的是仲侃撰写的《康生评传》。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伤痕文学”对中国知识分子看待“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方式提供了一定的理解依据，一些故事集披露出运动对个人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包括陈若曦的《尹县长的处死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其他故事》；佩里·林克编的《顽固的毒草》和《玫瑰与刺：中国小说的第二次百花齐放（1979—1980）》；海伦·F.绥和泽尔达·斯特恩编写的《毛的收获：中国新一代的呼声》。
对所谓“北京之春”运动的抗议文学作品以及其他近期所写的分析文章，都对当代知识分子如何解释和评价“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过程和结果提供了思路。王希哲的“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一文对该次运动进行了最无情的谴责，其程度远远超出了官方的解释。由更年轻的知识分子撰写的一本有趣的文选于1986年春天在纽约出版，书名是《知识分子》。
在中国之外，“文化大革命”曾经是一系列的次生文学的题目，这些作品有很多被詹姆斯·C.F.王（音）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书目注释》一书中所引用。最早的著作由西方记者和政府官员所写，很多成书于香港。虽然这些著作不具备事后认识和观察的便利条件，但它们大部分最能代表中国观察家的思想。其中特别有价值的是两份香港的时事通讯：《中国新闻分析》，由L.莱德尼神父编撰；《中国新闻概览》，由英国政府出版。更为详细的、相对来讲更全面的当代的评述有罗伯特·S.埃勒根特所著的《毛的大革命》；斯坦利·卡诺的《毛与中国：从革命到革命》和爱德华·E.赖斯的《毛的道路》。具有同样价值的还有由美国政府的一位分析家菲利普·布里奇姆所编辑、收在《中国季刊》的系列文章：“毛的‘文化大革命’：起源和发展”，“毛的‘文化大革命’：夺权斗争”和“毛的‘文化大革命’：巩固权力的斗争”。
所有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政治史都包括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评论，其中最好的是帕里斯·H.张的《中国的权力和政策》（第二次编辑）；于尔根·多姆斯的《中国国内政治（1949—1972）》；雅克·吉勒马的《执政的中国共产党（1949—1976）》和莫里斯·迈斯纳的《毛的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有趣的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入的学术性研究尚付阙如。例外的是琼·多比尔著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史》，该书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按照毛主义的观点来写的。此外还有更客观一些的，有李翔云（音）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个案研究》以及安炳炯的《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大革命”：政治进程动力学》。虽然该书主要是关于60年代早期的情况的，但也包括对“文化大革命”前几个月的详细评述。
要全面了解“文化大革命”，只有通过对该运动在某些具体的地方和单位开展的方式进行考察，对“文化大革命”在一些主要省市展开时的典型事例进行研究。这方面的成果有：维克多·福肯汉的“广西、云南和福建的‘文化大革命’”；加德尔·福尔塔多的“黑龙江和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1966—1968）”；尼尔·亨特的《上海日记》；保罗·海尔和威廉·希顿的“内蒙古的‘文化大革命’”；维克多·倪的“革命和官僚政治：‘文化大革命’在上海”、《各省的“文化大革命”》及安德鲁·G.沃尔德的《张春桥和上海“一月风暴”》。
对在特殊的基层单位开展的“文化大革命”活动的比较分析研究有：马克·J.布里奇和戈登·怀特所著的《当代中国的微型政治》；威廉·欣顿的《百日战争》；戴维·密尔顿和南希·戴尔·密尔顿所著的《风不会减弱》以及维克多·倪的《北京大学的“文化大革命”》。
另一种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是考察积极投身于这个运动中的个人。令人感兴趣的是，虽然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章通常也是毛传记的结尾，但却只有很少的著作把视点集中于毛在该运动中的作用上，更多的则是对其他领导人的描述。如对周恩来，可参见鲁宾逊编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一书中由托马斯·W.鲁宾逊撰写的文章“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关于刘少奇，可看洛厄尔·迪特默的《刘少奇与中国文化革命》；有关“文化革命”人物江青的最著名的两篇传记是罗克珊·威特克的《江青同志》和罗斯·特里尔的《白骨精》。此外，几部关于当年的红卫兵的回忆录也已出版，包括戈登·A.贝内特和罗纳德·N.蒙塔珀图的《红卫兵》；高原的《生来红：文化革命记事》；梁恒和朱迪思·夏皮罗的《“文革”之子》以及肯林的《上天的报应：一个中国年轻人的日记》。
在“文化大革命”中卷入最深的三个社会集团是被当做运动目标的党和国家的干部，作为打击武器的红卫兵和主要的直接受益者人民解放军。对国家官员试图在红卫兵的扫荡中逃生的描述与分析可看帕里斯·H.张的“省级党的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生存策略”和理查德·鲍姆的“困难条件下的精英行为”。关于“文化大革命”对党政中枢构成的影响有以下文章和著作：理查德·K.迪奥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经济界精英的影响”；唐纳德·w.克莱恩的“国务院和‘文化大革命’”；查尔斯·纽豪瑟尔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共机器的影响”和弗雷德里克·C.泰维斯的《中国的省的领导层：“文化大革命”及其后果》。关于中共九大所作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变动的分析可看唐纳德·W.克莱因和洛伊斯·B.黑格的“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和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的“中共领导层的变化”。
关于对红卫兵运动及致力于领导这个运动的激进的知识分子的研究，下列著作是比较值得注意的：安妮塔·詹的“中国社会结构的反映”；帕里斯·H.张的《中国文化革命中的激进分子和激进思想》；克劳斯·梅内尔特的《北京和国内外的新左派》；斯坦利·罗森的《红卫兵的派性与广州的“文化大革命”》；马丁·辛格的《受过教育的青年与“文化大革命”》。托马斯·P.伯恩斯坦的《上山下乡》描述了当年的红卫兵在1968年运动结束后被送往农村地区的情况。
有关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的研究有以下著作：钱玉生（音）的《衰退的中国革命》；于尔根·多姆斯的“‘文化大革命’与军队”和“军队在革命委员会成立中的作用（1967—1968）”；哈维·W.内尔森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军事力量”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军队官僚”。
其他社会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影响较小，如关于农民的可看理查德·鲍姆的“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关于知识分子的可看默尔·戈德曼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及安妮·F.瑟斯顿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看不见的创伤”。
最后，还有一大批对“文化大革命”进行阐释的文学作品，它们考察“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评价它的结果，从更加客观的理论和历史的视角来确定它的地位。一般来讲，在毛去世和“四人帮”覆灭之前所撰写的著作对“文化大革命”有更多的同情，自那之后的著作则更具批判性。理查德·鲍姆和路易斯·B.贝内特编写的《中国在骚动：“文化大革命”透视》就是一个实际的例子。其他值得注意的阐释性文章有安炳炯的“‘文化大革命’和中国对政治秩序的寻求”；约翰·伊斯雷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的连续性与不连续性”；罗伯特·杰伊·利夫顿的《革命的不朽》；莫里斯·迈斯纳的文章“列宁主义和毛主义”；S.施拉姆的“从历史角度看‘文化大革命’”；理查德·所罗门的《毛的革命和中国的政治文化》以及邹谠的文章“‘文化大革命’与中国的政治制度”。约翰·刘易斯的《中国的党的领导和革命权力》一书中的三篇文章同样很有价值，它们是：伦纳德·夏皮罗与约翰·威尔逊·刘易斯的“在极权主义领袖之下坚如磐石的党的作用”；许华茨的“在美德统治下”以及S.施拉姆的“中国共产主义思想意识中的党”。
第三章　中苏对抗：中国北部边疆地区的战争与外交
除了正式的（经常是宣传性的）官方声明，从当时北京制定外交政策的两个机构外交部和中国共产党得到的原始资料十分有限，因此，除红卫兵的材料之外，专家们只能主要依据讲话、官方报纸的评论、政府出版物透露的消息、宣传小册子以及对电台广播的监听——所有这些都必须谨慎使用，因为首先，不同文字间的分析技术不够完善，其次，在这一章的事例中使用的是非中文材料，大部分是英文和俄文的一手或二手资料。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以后，中文材料取消了限制，诸如回忆录、可靠的中国方面的分析资料及内部材料等仍见得不太多。但愿这种状况在不久的将来会改变。
关于中国外交政策的著作需要使用所有可能的资料并附加一些辅助材料，即：在中国文件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导论，再结合以外部来源的资料。人们必须在各种各样的资料中寻求逻辑上的一致性。由于在这一章的事例中大部分材料都不是中文而是俄文的，很多重要时期的材料在事件发生后不久便得到了，因此审慎地筛选和压缩将会得出比较满意，有时是决定性的结果。
红卫兵的材料目前全被图书馆控制着。参见中国研究资料中心出版的《红卫兵出版物》（23卷并8篇附录），美国主要的大学研究图书馆都有大量中国资料集刊（伯克利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密执安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它们都有自己的目录索引，国会图书馆也是如此。
除此之外，人们还必须借助正式的中国官方出版物，如《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北京周报》、《世界知识》、《红旗》杂志，然而，目前最重要的资料来源是美国政府出的译文集《中国动态》，由国外广播信息处出版。（总的来说，英国刊物《世界广播概览：远东》并不能与《动态》完全重叠，两种刊物须相互补充。）没有《动态》，撰写有关中国外交政策的著作均会感到相当的不便并留下很多空白。当然，也还需其他美国政府的译文集作为补充。如：《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译文集》（根据题目附有不同的小标题），由联合出版物研究署出版。《中国大陆报刊概览》及与此相关的较次要的资料集，由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一直出版到1977年9月30日。苏联的资料与中国官方资料一样有其局限性。这包括俄国的《真理报》、《消息报》和塔斯社。对苏联资料来源的必不可少的参照是外国广播信息处的《苏联动态》和《当代苏联报刊文摘》。
有一些中国文件集包括中国对外政策以及中苏关系方面的主要公报和声明。它们是：哈罗德·欣顿编的5卷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1979）》（还有两卷增补本《中华人民共和国（1979—1984）》）；约翰·吉廷斯编的《中苏争论概观》以及詹姆斯·T.迈尔斯编的2卷本的《中国政治：文件和分析》。令人遗憾的是，权威的《现代中国社会》（由施坚雅主持编写）却未收进中国外交政策的条目。
一些中文的研究著作、回忆录和有关外交政策方面的文集在1980年开始出现。这包括高皋和严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66—1976）》；郑德荣等编的《新中国记事（1949—1984）》、《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当代中国外交》；郝梦笔和段浩然编的《中国共产党六十年》。
一些英文杂志对研究中国外交政策也是十分有用的，特别是不可或缺的《中国季刊》，它有一个季度年表和文件表，按照国家和专题对中国的外交关系进行观察。同样有参考价值的还有《问题与研究》（台北）、《亚洲概览》、《共产主义问题》、《远东经济评论》、《时事》（香港，1961—1972年）、《当代中国》（19
74—1979年）、《中国大陆评论》（香港，1965—1967年）、《太平洋事务》和《中国新闻概要》。非常有用的还有韩国杂志《中苏关系》，它有一部分内容是英文的。还有两份台湾杂志经常包括一些在其他地方无法得到的信息，但使用时必须谨慎。它们是《大陆中国内幕》和《中共研究》。最重要的俄文杂志是《远东问题》，它主要研究中国问题。其他有关的俄文杂志有《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共产党人》和《国际事务》。还可参看内部年鉴《中国的国家和社会》，该年鉴资料由莫斯科东方研究所的中国科编写，其中经常包括一些关于苏联对中国政策的洞察与分析。
有关中国外交政策的文献为数不算多。一些特殊题目的原始资料只有在国会图书馆的计算机复制服务处能够得到。但必须注意在关键词句上不要探究和解释得过宽或过窄。托马斯·W.鲁宾逊有一部未发表的著作《中国对外关系文献目录（1949—1975）》，它有3637个条目；并有作者和题目的双重索引。另外还有杰西卡·S.布朗等编的《中苏冲突：历史文献目录》。更近期的英文著述资料有《外交事务》，著作有《近期国际关系丛书》，系列文章有《政治学ABC》和《有关中国问题的博士论文》。《亚洲研究杂志》确实在它的年鉴文献中编列了中国外文政策的资料栏，但内容每年出入相当大。在苏联方面，《斯拉夫评论》出版了一个年鉴文献，但有着同样的局限。幸运的是，俄文材料的索引很完善。首先，有V.P.朱拉夫勒瓦的《中国文献》年鉴。它是由P.E.斯卡奇科夫编写的早期的一份同名的传统年鉴的补充（但那份年鉴至今仍未作为单独的一卷出版）。除此之外，还有《远东问题》杂志的评论专栏，《人民中国》年鉴、《亚非人民》杂志以及正式的俄文著作、文章和重要的报纸（《当代苏联报刊文摘》上附有《真理报》和《消息报》的英文索引）。
关于中苏关系的著作数量相当大，大多数是对基本政策的分析。下面所列的只是使用原始资料及分析质量很高的著作。遗憾的是，篇幅有限，因此只能容纳与本章所涉及的时期有关的著述，且对每个大的领域只能收入一部典型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