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336部分在线阅读

[91][679]昊广成：《西夏书事》，卷33，17b。
[92][644]《宋史》，卷486，第14024页。
[93][679]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5，9a—11b；[646]《金史》，卷134，第2869页。
[94][644]《宋史》，卷486，第14024—14025页。译者按：《宋史》：“十五年八月，夏重大汉太学，亲释典，弟子员赐予有差。”“大汉”应是宋人自谓，夏所建者是“太学”，“大汉太学”似不当理解为学校名。
[95][489]陶晋生：《12世纪中国女真人的汉化研究》，第41—44页。
[96][679]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6，3b—7a，12a。
[97][644]《宋史》，卷486，第14025页；[679]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6，13b—14b。
[98]关于庄浪，见[646]《金史》，卷91，第2016—2018页。关于西夏与四川的联系，见[644]《宋史》，卷34，第643—644页；卷486，第14026页；[587]周必大（1126—1204年）：《文忠集》，卷61，17b—18a；卷149，16a—17a；[646]《金史》，卷61，第1427页。（译者注：《宋史·西夏传》下：“乾道三年五月，任得敬遣间使至四川宣抚司，约共攻西藩，虞允文报以蜡书。七月，得敬间使再至宣抚司，夏人获其帛书，传至金人。”所获者为任得敬之使。）
[99][646]《金史》，卷91，第2017—2018页。
[100][646]《金史》，卷134，第2869—2870页；[679]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7，13a。
[101][438]佐藤长：《古代吐蕃史研究》，第2卷，第11—14、28—29、711—738页；[381]伊丽莎白·平克斯：《前宋时期的甘州回鹘》，第106—107、114—115页；[3]安部健夫：《西回鹘的都城何在？》，第439—441页。
[102]见[455]岛田正郎：《辽朝官制研究》（英文摘要）。司律思是最早注意到党项统治者与佛教关系的学者之一，见[449]司律思：《蒙古鄂尔多斯的民间传说》，第172页。关于党项人对夏皇帝的佛教尊称，见[693]
卜平：《西夏皇帝称号考》。
[103]参见本书此处注释。
[104][614]虞集：《道园学古录》，卷4，第83—84页；[787]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英文译本，第128页。在这部书中，误将他的姓“Wo（斡）”拼成了“Kuan（翰）”。[544]吴其昱：《列宁格勒藏〈论语〉西夏文译本》。
[105]参见[345]聂力山：《西夏语文学》，第1卷，第82页。关于仁宗剌建新修甘肃黑水桥的文献，见[696]王尧：《西夏黑水桥碑考补》。[669]钟庚起：《甘州府志》，卷13，1ib—12a曾著录了该碑铭，但是没有引起吴广成或戴锡章的注意。沙畹翻译了铭文的汉文部分，见[60]沙畹：《A.
I.伊风阁西夏史论评述》。
[106][700]王静如：《西夏研究》，卷1，第1—10页；[241]希瑟·卡尔梅：《早期汉藏艺术》，第35—45页。有关1227年之前和之后的党项人的佛教活动和党项文三藏的情况，见[719]史金波：《西夏文化》，第64—105页。
[107][646]《金史》，卷134，第2870—2871页；[596]宇文懋昭：《大金国志》，第17页以下。
[108][646]《金史》，卷50，第1114页；[644]《宋史》，卷486，第14026页。
[109][405]拉施特：《史集》，第1卷，第2分册，俄译本，第109—110、127页；[375]伯希和、韩百诗译注《圣武亲征录》，第230、261页；[414]列里赫：《克烈部的西夏封号札阿绀孛》，第41—44页。
[110][405]《史集》，第1卷，第2分册，第134页；[375]《圣武亲征录》，第107页。[653]《元史》，卷1，第23页将此事误系于1226年，并将它作为成吉思汗在这一年入侵的原因。
[111]昊广成称，在这次事件中，由于党项人成功地摆脱了蒙古的威胁，所以他们将首都兴州易名为中兴。但是这种说法只是出于臆测，不足取信。参见此处注释。[653]《元史》，卷1，第13页；[405]《史集》，第1卷，第2分册，第150页；[375]《圣武亲征录》，第118页。
[112][646]《金史》，卷134，第2871页。
[113][42]保罗·比尔：《成吉思汗兴起时汉地与蒙古边界的作用》，第66—68页。又见[394]罗依果对《蒙古秘史》卷11中“Juyin”（乣）的解释。
[114][646]《金史》，卷62，第1480页；卷12，第285页。关于金主的这番话，见[597]《大金国志》，卷21，第23—24页。
[115][653]《元史》，卷60，第1452页；卷1，第14页；卷169，第3977页；[394]罗依果译《蒙古秘史》，第84—85页。
[116][646]《金史》，卷134，第2871页。
[117][644]《宋史》，卷486，第14027页；卷40，第774—775页；[585]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19，乙集，8b。
[118][646]《金史》，卷110，第2421页；卷14，第318—322页。
[119][653]《元史》，卷1，第20页；[646]《金史》，卷15，第334页；[394]罗依果译《蒙古秘史》，卷11，第95—96页。据《秘史》本段记载，成吉思汗的使节提醒西夏，早在1209年时，他（实际上应该是他的前任）曾经答应过要做大汗的右手（即西翼）。
[120][646]《金史》，卷17，第375—376页；卷38，第869页；卷110，第2424、2433—2434页；卷62，第1487—1488页。
[121][653]《元史》，卷1，第23—24页；[373]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注疏》，第1卷，第309—311页；[394]罗依果译《蒙古秘史》，卷12，第21—25、44—45页；[388]罗依果：《耶律楚材的〈西游录〉》，第63—64页，注[138]。
[122][394]罗依果译《蒙古秘史》，卷12，第23页。
[123][653]《元史》，卷121，第2977页；卷122，第3008—3009、3011页；卷120，第2955页。关于昔里铃部，见[723]白滨和史金波：《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
[124][653]《元史》，卷120，第2955—2956页。
[125][653]《元史》，卷134，第3254页；卷146，第3465—3466页；卷1，第24页。关于“搠”的读音，见[374]伯希和：《评E.海涅什的〈成吉思汗的最后一次出征和去世〉》。
[126][653]《元史》，卷146，第3455页；[388]罗依果译：《西游录》，第65页，注[142]。党项大黄是一种很有名的中药材。
[127]积石州，伯希和失考。积石州是位于黄河以南金朝临洮路的属州，而不是在黄河以北。见[373]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注释》，第1卷，第310—311页。
[128][653]《元史》，卷120，第2956页。
[129][388]罗依果译：《蒙古秘史》，卷12，第49—50页。
[130][105]伊丽莎白·思迪科特一韦斯特在《蒙古在中国的统治》，第66—67页中指出：“蒙古、回回、畏兀儿、乃蛮和唐兀达鲁花赤的子弟单独管理并且在承荫时高于同级的契丹、女真和汉人达鲁花赤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