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371部分在线阅读

[60][247]E.S.肯尼迪：《撒勒术克和蒙古人统治下的伊朗精密科学》，第668—673页；[653]《元史》，卷7，第136页；卷164，第3845—3852页。
[61][135]傅海波：《蒙古帝国时期的中西接触》，第59页。
[62][195]萧启庆：《元代的军事制度》，第16—25页。
[63][211]井崎隆兴：《元代施行竹专卖及其意义》。
[64][638]《大元马政记》，第1—3页。[33]鲍登、札奇斯钦：《大元马政记简注》，第261—263页。
[65][638]《大元马政记》，第1—3页。[33]鲍登、札奇斯钦：《大元马政记简注》，第261—263页。
[66]两个14世纪的史料，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和萧洵的《故宫遗录》，对当时北京的建筑和规模有极有价值的描述。南希·S.斯坦哈特在她的博士论文[478]《蒙古影响下的都城建筑：忽必烈的帝都大都》中，引用了这些史料。亦见她的论文[479]《忽必烈的都城规划》。中国的考古学家亦开始对大都遗址进行考察，他们近年的发现，见[702]元大都考古队：《元大都的勘察与发掘》；[703]《记元大都发现的八思巴字文物》；[704]《北京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797]张宁：《记元大都出土文物》。
[67][411]保尔·拉契内夫斯基：《中国汗廷中的蒙古祭礼》。
[68][653]见《元史》，卷77，第1923—1927页，特别是1924页。
[69][432]M.D.撒彻迪：《元代国号考》。
[70][653]《元史》，卷67，第1665—1666页；卷88，第2217页。
[71]这个名字有时在蒙古语中读作jingim。但严格说来，是一种误读。
[72][189]康斯坦茨·胡格译：《真金王子的西藏佛教经书》；[143]傅海波：《元代中国的吐蕃人》，第307页。
[73][149]沃尔特·富克斯：《元代的蒙文译著》。
[74][56]陈荣捷：《朱熹和元代理学》，第209页。
[75][52]陈学霖：《王鹗（1190—1273年）》及[46]《元代官修史学：辽、金、宋三史的修撰》，第64—66页。
[76][427]罗沙比：《元代初期的穆斯林》。
[77]译自[230]冉云华：《大都的中国佛教：新形势和新问题》，第395页。
[78]关于八思巴的史料，见[340]中野美代子：《八思巴字与〈蒙古字韵〉研究》，第152—165页；[143]傅海波：《元代中国的吐蕃人》，第305—311页；[377]毕达克：《吐蕃与宋、蒙古的关系》。
[79][126]傅海波：《从部落领袖到至高无上的皇帝和神》，第61页。
[80][348]野上俊静：《元代道佛二教的争执》，第250—251页；[410]保尔·拉契内夫斯基：《蒙古大汗和佛教》。
[81]见里奥剌多·奥勒斯基的引人注目的著作[360]《威廉·布涉：汗廷中的法国艺术家》。
[82][135]傅海波：《蒙古帝国时期的中西接触》，第54页。关于马可·波罗及其著作的文献很多。慕阿德、伯希和的《马可·波罗游记》是最好的译本；亨利·玉尔的《马可·波罗游记》也是有用的译本，亨利·考狄对这一译本作了补充，出版了《玉尔编译〈马可·波罗游记〉的注释和补遗》。对马可·波罗书的最好的研究是[361]里奥剌多·奥勒斯基的《马可·波罗的亚洲》。
[83]有些学者认为马可·波罗从未到过中国，他叙述的一些事件来自于他与波斯、阿拉伯的商人或旅行者的交谈。见[162]约翰·W.海格尔：《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从内证中看到的问题》。马可·波罗自己的叙述引来了这样的疑问。例如，他说曾参加蒙古人对宋重镇襄阳的围攻，但是围攻在他到达中国前两年的1273年已经结束。在他的叙述中，还有其他明显的夸张和漏洞。正如傅海波在《蒙古帝国时期的中西接触》第54页所说，这些疑问还远未解决。亦见[67]柯立夫：《关于马可·波罗离开中国的中文史料和到达波斯的波斯文史料》。近来杨志玖在[752]《元史三论》中驳斥了这些疑问，论证了马可·波罗确在忽必烈时代到了中国，见第97—132页。
[84][328]慕阿德、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第1卷，第77页。
[85]这可能是马可·波罗的又一夸张说法。见[162]海格尔：《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第26—27页。
[86][328]《马可·波罗游记》，第1卷，第77页。
[87][325]慕阿德：《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徒》，第131—132、225—228页；[653]《元史》，卷89，第2273页。
[88]E.A.沃利斯·布治在[41]《中国皇帝忽必烈汗的僧侣》中全文翻译了两位教士的叙利亚文行记。亦见[428]罗沙比：《来自上都的旅行者：列班·骚马与从中国到西方的首次旅行》。
[89][396]罗依果：《论元代的语言问题》，第68页。
[90]关于这种新文字，见[384]尼古拉·鲍培翻译的《蒙古八思巴字文献》和[340]中野美代子：《八思巴字与〈蒙古字韵〉研究》。
[91][653]《元史》，卷7，第142页；[109]戴维·法夸尔：《元代的官印和花押》；[472]斯坦因：《内亚大陆》，第1卷，第441—455页；[254]小山富士夫：《带有八思巴字的中国陶瓷》；[22]约翰·艾尔斯：《元代的典型瓷器》。
[92]关于这一时期戏剧的较深入的研究，是[80]詹姆斯·I.克伦普的《忽必烈汗时期的中国戏剧》。
[93]吴广庆：《四个外来王朝下的中国印刷术》，《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13期，第459页；亦见[194]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导论》，第8页。
[94][282]李雪曼、何惠鉴：《蒙古国时期的中国艺术：元代（1279—1368年）》，第1页。
[95][45]詹姆斯·卡希尔：《山水画：元代的中国画》，第17页。
[96][320]牟复礼：《元代的儒家隐士》，第236页；[124]傅海波：《赵孟覜：一个中国政治家、学者和艺术家在蒙古统治下的生活经历》。
[97][307]玛格丽特·梅得利：《元代瓷器与硬陶器》；[234]保罗·卡尔：《伊斯兰地区的中国瓷器》；[382]约翰·A.波普：《14世纪的青白瓷：伊斯坦布尔脱卡比·撒拉伊博物馆的一组中国瓷器》。
[98][213]石田干之助：《出身尼泊尔王族的元代工艺家阿尼哥》，第250—251页。
[99][321]牟复礼：《中国专制主义的成长：对魏特夫应用于中国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的评论》，第17—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