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383部分在线阅读

[100][653]《元史》，卷23，第518页；卷175，第4091、4094页；[687]《新元史》，卷201，第156页。
[101][613]马祖常：《马石田文集》，卷12，第146页
；[653]《元史》，卷176，第4168页。
[102][630]长谷真逸：《农田余话》，上，6b；[733]全汉昇：《元代的纸币》，第403页。
[103][653]《元史》，卷22，第480页；卷24，第536页。
[104][653]《元史》，卷175，第4084页。
[105]关于汉文化对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影响，见[653]《元史》，卷24，第535—536页；[557]吉川幸次郎：《元代诸帝的文学》，第235—240页；[122]傅海波：《蒙古皇帝能读、写汉文吗？》，第31—33页；[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13—15页；[801]罗贤佑：《元朝诸帝汉化述议》，第71—72页。
[106][653]《元史》，卷174，第4087页。
[107][653]《元史》，卷178，第4140页。
[108][653]《元史》，卷138，第3324页；卷204，第4551页。
[109][653]《元史》，卷24，第537页。
[110][653]《元史》，卷24，第545—546、549、552页。
[111][653]《元史》，卷24，第537页。
[112][653]《元史》，卷24，第545—548页。
[113][653]《元史》，卷83，第2061页。
[114][653]《元史》，卷183，第4220页；亦见[729]许凡：《元代吏制研究》，第53—54页。
[115]关于元代科举考试长期停废的原因，见[2]安部健夫：《元代知识分子与科举》；[692]丁昆健：《元代的科举制度》；[824]姚大力：《元代科举制度的行废及其社会背景》，第33—38页；[88]狄百瑞：《理学和心学》，第53—54页；[273]刘元珠：《关于元代的考试制度：北方程朱理学儒士的作用》。
[116][653]《元史》，卷175，第4089页；卷178，第4142页；[616]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43，5b。
[117][88]狄百瑞：《理学和心学》，第57—66页。
[118][824]姚大力：《元代科举制度的行废及其社会背景》，第47—48页。关于爱育黎拔力八达推行的科举考试制度及其后来的发展，亦见[315]宫崎市定：《元朝的蒙古官职和蒙汉关系：科举复兴意义再探》；[755]杨树藩：《元代科举制度》。
[119][859]萧启庆：《元代科举与精英流动：以元统元年进士为中心》，第129—160页。
[120][63]陈恒昭：《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第14—23页；[517]植松正：《汇辑〈至元新格〉与解说》。
[121][63]陈恒昭：《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第24—26页；[623]孛术鲁翀：《大元通制序》，《国朝文类》，卷36，7a。
[122]《大元通制》的条格类的一部分保存下来并在1930年由国立北京图书馆重印，名为《通制条格》。
[123][63]陈恒昭：《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第29页。
[124]见黄时鉴：《大元通制考辨》，《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第157—171页；亦见[1]安部健夫：《〈大元通制〉解说》。
[125]关于元代将汉文著作翻译成蒙古文，见[149]沃尔特·富克斯：《元代的蒙文译著》；[118]傅海波：《蒙古统治下的中国史学：民族涵化中史学的作用》；关于元代仅存的蒙文汉译著作《孝经》的研究和译注，见[71]柯立夫：《早期蒙文译本〈孝经〉第一章》、《早期蒙文译本〈孝经〉第二章》；[69]《早期蒙文译本（孝经〉第十八章》。亦见罗依果：[392]《蒙文译本〈孝经〉》；[389]《蒙文译本〈孝经〉续论》。
[126]关于下列书的翻译，见[653]《元史》，卷24，第536、544页；卷25，第565页；卷26，第578页；卷137，第3311页；卷181，第4172页。
[127][653]《元史》，卷24，第536页；卷26，第587页。
[128][653]《元史》，卷24，第544页。
[129]研究元代“投下”的成果很多，如[336]村上正二：《元朝投下的意义》；[220]岩村忍：《蒙古社会经济史研究》，第401—469页；[413]保尔·拉契内夫斯基：《蒙古时期投下的意义》；[809]周良霄：《元代投下分封制度初探》；[822]洪金富：《从投下分封制度看元朝政权的性质》。
[130][653]《元史》，卷24，第547页。
[131]关于断事官，见[483]田村实造：《中国征服王朝研究》，第2卷，第444—463页；[711]札奇斯钦：《说〈元史〉中的札鲁忽赤并兼论元初的尚书省》。
[132][653]《元史》，卷25，第572—573页；[628]《元典章》，卷9，7a。亦见[105]伊丽莎自·恩迪科特—韦斯特：《蒙古在中国的统治：元代的地方行政管理》，第96—97页。
[133]达鲁花赤是个蒙古语词，原意为“镇守者”，后专指各官府的最高监治长官。按照元朝的制度，在中央和地方的许多机构，达鲁花赤都位于所有在职官员之上，他们的作用比行政官员大得多。除了极少的例外，只有蒙古人和色目人才能充任达鲁花赤。见[68]柯立夫：《达鲁花赤考》；札奇斯钦：《说〈元史〉中的达鲁花赤》，第465—631页；[105]伊丽莎自·恩迪科特—韦斯特的《蒙古在中国的统治：元代的地方行政管理》是研究达鲁花赤制度的专著。
[134]《元史》，卷25，第569页。
[135][628]《元典章》，卷9，9a—10a；[653]《元史》，卷25，第573—574页；卷26，第579页；亦见[103]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在《元代的中央机构》第545页的评述和她的《蒙古在中国的统治：元代的地方行政管理》，第97—101页。
[136][653]《元史》，卷24，第538页。
[137][715]史卫民：《元岁赐考实》，第148页。
[138][220]岩村忍：《蒙古社会经济史研究》，第458—461页。
[139][653]《元史》，卷26，第5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