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491部分在线阅读

最后，这些历史学家们说他从来不想伤害建文皇帝，同时断言他的侄子在南京陷落时在宫中是偶然被烧死的。它不说永乐帝是已死之侄的合法继承人。相反，这些历史学家们却说他是按照嫡长继承的原则直接接洪武帝的班，建文朝却是非法的虚君位时期。这个论点很重要，因为虽然建文帝已死，他的子嗣还健在，他的最年长的儿子应该有权继位为皇帝。这些谎言和捏造对永乐皇帝自称的合法权力来说是不可或缺的。由于与这些谎言和捏造相矛盾的原始材料已被系统地销毁，它们就成了记述事件的无可辩驳的材料了。[62]
地图9　明朝初年的中国和亚洲内陆
地图10　永乐帝的几次蒙古之役
谎言和虚假情节也窜入了明太祖时代的记录中。解缙大约在1402年所编的《天潢玉牒》中把洪武帝描述为皇族的先祖，又说他是儒教传统的圣君哲皇。[63]可是，官方历史学者不得不谎称永乐帝是明太祖的原配马皇后所生：这对证明他的合法继承权来说是必须的。现存两种不同的谱系版本却对他的出身有极不相同的说法。
较早的一种本子说马皇后只生了两个儿子：朱棣和朱櫹；另一种本子说她生了五个儿子：朱标、朱樉、朱菼、朱棣和朱櫹。不论是哪一种本子都有证据表明，永乐帝是他父亲的嫡妻所生。第一种本子似乎后来经过修改，因为它说马皇后只生了两个儿子，其中没有一个是在明太祖生前被封为太子的，可见它是弥天大谎。[64]谱牒的改订本后来散发给了皇族的成员。永乐帝的继承权在一开始恐怕就受到怀疑，但是要公开表示这种怀疑，那就要命了。随着人们对此事的淡忘，这些捏造也就作为支持他的合法性的证据而被人们接受了。
他们齐心协力窜改和伪造历史记录的高潮，出现在两次对太祖朝的实录的修订上。实录是记录皇帝活动的权威材料，它要传到后世，并且用为后来修王朝史的主要资料。因此它必须能够证明日后永乐帝继位的合法性的一切说法是对的。现存的实录是在建文帝时代的1402年初编订的，因此它自然而然地有与永乐帝的主张相矛盾的材料，这种材料必须删除。第一次修订开始于1402年末，即紧接在永乐帝登极之后，而成于1403年7月。这些编订者们曾在建文朝供职，工作时间又匆匆忙忙，因此这一版不得永乐帝之心而在后来销毁了。1411年末，皇帝下令再改一次。它成于1418年6月，这就是流传至今的明太祖的实录的文本。
这次修订大加删汰、歪曲和伪造了实录原文，把永乐帝既说成是王朝开创之君的爱子，又说成是一位合法的帝位继承人。第一次修改的目的或许在于根除与这些说法相反的材料，而且要提供有利于永乐皇帝的历史说法。最后的修订本则对这种比较粗糙的说法做了修饰，对事件的叙述比较首尾一贯，使之能传到后世。有几位现代历史学者详细指出了那些宫廷史家怎样改变了重要的史实，怎样在第二次修改中窜入假材料。这些歪曲包括下面一些说法：永乐帝是马后所生；洪武帝原本想封燕王为太子；开国皇帝在1398年曾劝告燕王要他像古代的周公曾经辅佐周王那样做建文帝的摄政；以及洪武帝在弥留之际曾想绕过他的孙子而属意于燕王。[65]明太祖还被形容为天纵之圣的领袖，有神奇的力量，命中注定要君临天下；燕王也有这同样的禀赋，联系到他的非凡的军事领导才能来说，更足以表明他是继承他父亲的最恰当的人选。另一方面，编造出来的一些情节说明，被废黜的建文帝及其子嗣是皇室中最不受欢迎的成员，他们没有得到洪武帝的信任。这种说法就把在逐鹿帝位的斗争中的胜利者和失败者做了最鲜明不过的对比。[66]
正统意识形态的形成
和关心他的合法地位一样，皇帝也很关心他有一个儒家君主的形象。他早年在翰林学士顾问手下所受的儒家经典教育也使他对这种身份很敏感。像元代那样，他在1404年把程朱的儒家经典的注疏传统规定为科举的正统的标准程式，承认学者们早就给予这个学派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加强这一个正统学派一直是他倾全力关注的事情。皇帝为了确保他的圣君形象，他在1409年发布了一篇训谕式短文，即《圣学心法》。这篇文章是皇帝自己写的，翰林学士顾问们给了某些帮助，它把这种正统传统界说为“正统的”宋儒首先加以阐明的“心学”，并且给他的臣民和后嗣定下了伦常日用的规范。[67]此文在形式和风格上都借鉴了宋代的两种性质相似的书，即范祖禹（1041—1098年）的《帝学》和真德秀（1178—1235年）的《大学衍义》。这两种著作都收有为帝王讲学作准备的材料，它们成了帝王作圣君的指南。特别是后一种书被广泛地认为是阐发“心学”的优秀作品，是理想政府的基础。明太祖对它极为重视。
这两种著作明确地表达了朱熹所定下的正统学说，在元代被视为为人君上的指南；现在正在致力于把这种意识形态定为帝王权力和文官政府的正统的基础，所以它们很有用。
永乐帝在编写他的这篇作品时，广泛地引用了早期儒家经典中的文字和宋儒的哲学著作，其中有些话直接抄自范祖禹和真德秀。他仿照宋人的办法，也对许多段落附上自己的评论以便进一步阐明“心学”。虽然它主要强调为君之道，但是他的教言也旨在使所有臣民受到教益。它的第一部分是讨论一个君主应该以身作则的道德品质和原则：这就是言行一致的原则、克制私欲、敬天法祖、正心诚意。第二部分讨论的是教育皇帝的问题，并且强调了上述的德行和通过学习、实践和自我约束去培养这些德行的义务。皇帝要他的臣民们敬畏和顺从上天，同时他也强调个人自觉的重要作用；这表明他虽然明白宣布要恢复祖宗的传统，但他也不认为自己应受它们的限制。
皇帝在此文的第三部分中强调皇帝极端需要有智慧的进言、正确的教导和忠直不偏的劝告。虽然皇帝很重视大臣们无私的和诚实的谏诤，并且强调需要他们有正直的性格，但他又绝对清楚地指出了君主的无可置疑的权力和他为此目的而培养自己心理素质的重要性。最后，他在关于为臣之道的这一部分中着重指出了忠诚的意义，并强调说：人臣若不能与君上一心一德，就不能为之服务——即他应该对君上全心全意，敞开胸怀而无所隐讳。永乐皇帝不坚持盲目的忠诚，强调君臣之间应该互相交换意见，以使每一件事都能得到自由的讨论。
这篇著作生动地显示了永乐帝为自己所树立的圣君形象，显示了他所设想的君臣之间尽可能有的鱼水深情——这种深情是以具有共同的伦理认识和共同的目标为基础，又是通过“心学”的体验而获致的。它不仅说明了皇帝关于为君之道的看法，也给他的臣民和后代指出了指导性的原则。这篇著作大大地提高了皇帝作为圣哲之君的形象，同时又阐明了渊源于宋儒学说的主要传统——它被宣布为明王朝的正统学说的——帝王思想体系。
1414年末，皇帝命令一批翰林学士汇编朱熹和朱子学派其他宋代大师所写关于《四书》、《五经》的注疏，并且摘编他们关于人性问题的哲学论述。这些汇编著作在1415年10月完成并呈报朝廷，用《五经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为书名，在1417年4月予以颁行。这个做法正式承认它们是熟悉儒家学说的法定的捷径。
编订这些著作的背后有几种原因。首先是需要有一种标准的《五经》、《四书》注疏本，以便在学校和科举中使用。虽然朱熹对于经籍的注释长期以来被视为在这种课题上的定论，但他的注释有不同的版本，学生必须知道哪一种版本被规定在正式场合使用。就《四书》来说，朱熹认为《大学》是对儒家学说的基本的综合，它变成了在帝国学校课程中使用的首要的课本。
可是，也还有其他同样重要的理由来编订这些著作，特别是编订《性理大全》。皇帝认为，宋代哲学家做出了新贡献，他倾向于把他们的著作本身也看作是经典著作。因此，他在给编订者的指示中强调宋代大师们的“发明”，并且要求把他们的观点融合进经书和注疏中去。皇帝用这种办法含蓄地承认，正统传统并不是固定在遥远的古代而停步不前，它给后来的扩充，甚至于革新留下了活动的余地。
他个人对这项计划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认为《大全》已囊括了所有真正的学识，从而使他义不容辞地把这些真正的学识普及到平民百姓中去，正像古代圣哲之君过去做过的那样。也可以这样说，通过指导帝国的学生用集中精力来学习钦定精选的经书和新儒学学识的方法以准备科举考试，他能够运用一种巧妙的思想控制方式，以保证学生符合他的标准。这种办法产生了压制自由研讨和限制有创造性的及广泛的学术活动的后果，因为要在科场得意，这一切已经没有必要了。[68]
皇帝还支持汇编几种经书和文献的大部头集子，这一方面使他获得了作为经书遗产和学者精英阶层的庇护人的美誉，一方面又为文官和宗室提供了指针和伦理标准。他的一个庞大无比的文献计划是要总括无遗地收进一切现存的经典文献。1402年9月，皇帝任名翰林学士解缙和其他一些人负责这项工作。他们在1403年12月便完工了。皇帝给这部完成的总集命名为《文献大成》，但是他并不满意它所包揽的范围，因此又下令大规模地予以修改。这项计划于是交由姚广孝和解缙承担：有2169名学者从翰林院和国子监抽调出来担任此书的编修。
这项工作全部完成于1407年12月，它被称为《永乐大典》。它包括22277卷，仅目录就达60卷。[69]此书从未公开印行，仅在皇家图书馆保存了几部手稿，至今只存留700卷。但是从这些剩下的卷数来看，就可以意识到它的范围之广泛、材料之丰富和用于搜集与准备的时间与工夫。它包括的材料有下列各种门类，即：经籍、历史、典章制度、礼仪、法典、军事、哲学、佛教、道教、天文、算学、地理、医药、动物、植物、文学、长篇和短篇小说以及戏剧。这部著作还收了整个元代的类书《经世大典》。这部巨著不是没有它的政治实惠的，但是，这部类书汇编对于中国的文献文化来说，其重要性是不可估量的。经典著作久远遗产的丰富材料现在被收集在一起，有易于查阅的分类，并且被传给了后代。仅仅这一点就足以使17世纪编纂更加宏伟的《四库全书》目录学的编者们有可能在当时还大量存在的《永乐大典》中，挑选散见于书中各处的许多引文而恢复了已经遗失的几百种著作。19世纪的纷纷扰扰对此书的最后消失是负有责任的。[70]
由这些学术著作所培养起来的意识形态的一致性，使得皇帝俨然变成了一位圣君，一位人民的导师，一位学识的庇护人。它们也使一种经籍和文献的集成广为传布，这个集成对于学术研究，对于阐述伦理和权威问题上的正统观念，对于科举考试，对于定出公共行为的官方法典来说，都是有用的。除了《永乐大典》外，其余几种小型汇编都曾在官员、帝国的学校和应科举试的士子中散发，有几种甚至送到了日本、朝鲜这样的藩属国家，从而在国外也促进了正统的儒家意识形态。总之，它们形成了士人阶级的理智观和文化观，同时又为帝国政府奠定了意识形态的原理。
对外扩张的军事战役
永乐帝想成为历史上一位伟大的君主，他倾心于用军事征服来达到这个目的。他四面出击：出击北方、西北和东北的边境地区；深入亚洲内陆；通过亚洲海路远至波斯湾以西的各地。他想方设法到处扩张他帝国的政治的、文化的和经济的影响。不是所有这些行动都需要军事对抗或公开的侵略。皇帝也力求用外交使节和给予贸易特权来达到他的目的；这些贸易特权是在洪武帝建立的朝贡制度下给予外国的。然而当局势许可时，皇帝也毫不迟疑地要动用武力。[71]
北方边境的局势在他即位的初年是相对地平静的。在中国北方和西方的大草原上，成吉思汗后人中的蒙古帝位觊觎者们主要已被非成吉思汗子孙的部落领袖们所取代。满洲西北部的几个蒙古部落已向明朝投降，现在并入了明帝国的军事结构中，成为它的兀良哈卫，也称为三卫；有些部落在内战中跟随皇帝一起打仗，并赢得了他的信任。它们一直很友好，并继续它们的朝贡关系而未发生意外。其他蒙古人已归顺汉人统治，并已迁入华北；许多人服帝国的兵役或者做各种其他工作，对新的统治者继续效忠。[72]
这些发展促使皇帝把这些忠诚的蒙古部落也计算在北方边境的一个1403年4月付诸实行的新的防御计划之内。他把忠诚的兀良哈蒙古人再南迁到今天的热河（从前宁王的藩封）的大宁附近，希望他们的存在会加强边境的防御。为了减少军事开支，他把洪武帝建于长城以北各卫所的防御部队南移到北京正北的地区。与此同时，皇帝又把位于内蒙大宁的北京都指挥使司南撤到北京西南的保定。除了在满洲女真人住地所建立的卫所部队之外，没有正规的中国卫再设立在长城沿线之北了。这些新措施在当时不能说没有好处，但它们是以目光短浅的假设为基础的，即假定蒙古各部落会永矢其忠诚。但是，防御方针上的这些改变给后来北方边境上的防御带来了有害无益的影响。[73]
在西面，皇帝尽量与绿洲上的诸穆斯林国家和城镇建立友谊；这些国家和城镇位于从中国土耳其斯坦境内的哈密和吐鲁番往西远至撒马儿罕和哈烈的商路上，撒马儿罕和哈烈当时在帖木儿帝国的统治之下。明朝廷派出的使节给这些国家和城市的统治者们送上了礼物和封号，并邀请他们以朝贡国身份和中国做生意。许多这种国家都起而响应。1404年7月，哈密的统治者安克帖木儿受明朝廷的王的封号；1409年6月，瓦刺的三个酋长——远在准噶尔的西部蒙古的主要集团——也学了样。帖木儿帝国的强大君主帖木儿仍然是皇帝在极西部的唯一的敌手。从未喜欢过中国人的帖木儿曾经处死了洪武帝和永乐帝两人派来的使臣。1404年12月，他对中国发动了全面的侵袭。但是中国人很幸运，他在离最近的明朝前哨几百英里的路途中死去，因此避免了一场血腥的对抗。[74]
蒙古人仍然是明帝国的最大威胁。在兀良哈诸卫的西方和北方，外蒙古的蒙古人一直拒绝承认明王朝的权力。在西方，卫拉特诸部落的领袖们虽然已接受了中国的封号，但经常既打明人，又打东部蒙古人。东部蒙古人也一般地敌视明朝的统治，他们常常侵犯明朝边境，掳掠边境地区的粮食和畜群。由雄心勃勃的酋长马合木（1416年死）率领的瓦刺蒙古人也同样受经济的和政治的不稳定之苦，他们不仅和东部蒙古人世为仇敌，也经常进犯明朝边境抢劫粮食和其他日用品。[75]皇帝在这种艰难复杂的情况下于1410—1424年之间发动了五次战役来惩罚东部蒙古人和瓦刺蒙古人诸部落，以稳定中国与兀良哈三卫的关系，并且防止出现有雄才大略的蒙古领袖重新控制整个蒙古民族。
蒙古之役
第一次蒙古之役的发动是实行报复，因为1409年东部蒙古的本雅失里汗处决了中国人派出的一个使节，其后丘福所统领的大规模讨伐又被打败。在1409年9月胪朐河的战斗中，丘福和其他几名高级将领都在蒙古知院阿鲁台手下丧生。经过悉心的计划之后，1410年3月，皇帝率领逾30万的大军从北京出发，通过宣府北向兴和，直抵胪朐河。他及时抵达位于斡难河畔本雅失里汗的大帐，按照中国人的记载他在6月15日把它摧毁。但是，本雅失里汗并未丧生，而是向西逃去。7月份，明军追赶本雅失里的知院阿鲁台东至分隔蒙古和满洲的兴安岭，并在一次大战中打败了他。但是，帝国的军队又一次没有能完全使他屈服。正在这个时候皇帝从大草原撤兵，于8月中旬回到了南京，他宣布取得了胜利。[76]
1410年的战役未能给北方边境带来安全。在西北的瓦刺蒙古人此时构成了新的威胁。1409年，被明朝册封为王的强大的酋长马哈木在他逃避中国军队时于1412年春刺杀了本雅失里。他然后在蒙古的旧都哈尔和林立了一个傀儡君主，并且开始向东进军去对付阿鲁台，其明显的目的是要统一蒙古民族。明朝廷试图在这两个对手之间进行挑拨。阿鲁台在1413年7月被封为和宁王，并被授予朝贡制度下的贸易特权。1413年末阿鲁台告知明朝廷，马哈木的军队已跨过胪朐河，这件事促使皇帝发动了第二次蒙古之役。[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