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492部分在线阅读

经过几个月的准备之后，第二次蒙古之役在1414年4月开始。皇帝这一次又亲统大军，在西蒙古人向东蒙古迁移时力图集中力量把他们歼灭。明军深入到蒙古，与马哈木的大帐交战于土刺河上游。在接下来的战斗中，明军使用了大炮攻击瓦刺人。虽然明军遭受重大损失，他们仍迫使瓦刺人退却，马哈木率众溃退，兵力锐减。这次战役打了不足五个月，皇帝于8月份凯旋回到北京。他在班师途中想与东蒙古人的阿鲁台会见一面，但阿鲁台假装生病，避而不见。可是，阿鲁台继续进贡了几年。
马哈木死于1416年，他的大帐随之而来的解体暂时解除了西部很不服节制的瓦刺蒙古人的威胁。这就使得皇帝能够转移注意力来建设新都北京。这也促使阿鲁台向西把他的影响扩展到瓦刺诸部，他开始就明朝接受他的使节和他的津贴的数额与明朝廷发生争执。到了1421年阿鲁台停止了进贡，他的徒众们也时不时地越境进行零星的袭击。皇帝的反应是准备再进行一次战役，但是这一次他在朝廷内遇到户部尚书夏元吉及其他高级官员以军费为理由的顽强的反对。最后，皇帝占了上风：夏元吉被囚禁，他的副手方宾自杀。
1422年4月皇帝离开北京，亲统大军去讨伐阿鲁台。此时阿鲁台已经占领了张家口之北的兴和要塞，并且降服了屏障明朝东北边境的兀良哈三卫；他计划在长城附近阻止中国军队，使之不能靠近他的基地。皇帝却是直趋多伦（在开平卫）附近的阿鲁台的营地，同时派了2万人马进攻兀良哈三卫，终于在7月使之降服。等到明军抵达多伦时，阿鲁台携人马远遁至外蒙古。皇帝不想穷追不舍，在9月末返回了北京。[78]
1423年，皇帝发动了第四次反对阿鲁台的战役，以阻挡他们对北方边境的迫在眼前的进攻。这是一次小规模的远征行动，皇帝直到8月末才离开北京。明军在通过了兴和和万全以后尚未能与阿鲁台的人马接触。皇帝在10月份才知道阿鲁台已被瓦刺人打败，他的部队也已溃散。所以皇帝在12月返回北京，这次战役是无功而还。
1424年，皇帝发起了他的最后的第五次蒙古之役。皇帝对阿鲁台的党羽侵入开平并南下进逼大同作出反应，在北京和宣府集结了大军。4月初，他在视察了军队之后便统率远征部队离京作最后一战。在以后两个月时间内，明军通过土木进抵开平之北，但是又没有能够遇上阿鲁台的大帐。有些将官请求给一个月粮以便深入敌人领土，但永乐帝担心他自己已经过分地深入敌境，就拒绝了这些建议，并撤回了他的军队。1424年8月12日，他病逝于多伦之北的榆木川，留下的蒙古问题和他登极初年一样悬而未决。
在这些战役中，皇帝既没有摧毁蒙古人的诸帐部落，也没有能够限制他们对北方边境的进犯，这就造成了一个政策上的大难题。永乐帝放弃了明太祖的战略方针，他不再在长城塞外的设防卫所内部署兵力。这种部署兵力的方式在补给上会花费很大，同时把戍守部队长期束缚在防守阵地上。结果，他把几个关键性的前沿卫所撤到了长城以南，按保卫新京师的需要重新部署了兵力。在撤退的卫中，有一个卫是在大同西北的东胜，它变成了明军内线防御工事的象征。但是，当皇帝采取主动，并尽力搜寻敌人的时候，又当他执行一个分而战胜之的政策以使蒙古领袖们自己互相残杀的时候，他的这些计划都要落空。他很难追踪到蒙古那些飘忽不定的诸帐部落并与他们作战，分而治之的政策在最后疏远了蒙古人的各个派系。这些不起决定性作用的战役也大大损耗了帝国的财力，伤害了军队的士气。
他的政策在无意之间削弱了北方沿边的安全。在永乐帝死后，除了1449年的一次惨败之外，再也没有组织讨伐了。中国人丧失了对塞外地区的控制，只有组织长城以内的防御线。这肯定是永乐帝咄咄逼人的边境政策的最严重的负效果。在这些讨伐中大量浪费的精力和物力，并没有取得长远的效益。[79]
干涉安南
不管永乐帝在蒙古的战略方针设想得多么不周到，北方边境确实是引起关心的原因。但在极南方的问题上就不能这么说了。安南是今天越南的北部，它本是一个受中国文化强烈影响的藩属国家。但它自10世纪以来在政治上一直是独立的，并且顽强地反对中国的政治干涉。早期的中国统治者们充分注意到了安南的战略重要意义，曾经想间接通过外交和文化压力来迫使它就范。明太祖1395年的《祖训录》曾把安南以及占城国和柬埔寨一起都包括进不许中国人入侵的外国之列。永乐帝不顾这种祖训，错误地认为安南的内部事件威胁着明帝国的安全，于是他想把安南并入帝国的版图。这一决定造成了明代初年政治上和军事上最大的灾祸。[80]
陈氏王朝在14世纪90年代失去了对安南的控制，有位有野心的朝臣黎季（约1335—1407年）逐渐获得了权力。他侵占广西边境上的思明县城，并且向南侵入了占城国的边境，从而打破了现状。黎季在1400年废黜了陈氏君主，杀害了他的大部分家族成员，自封为王，并且改姓胡氏。1402年他逊位给他的儿子黎汉苍（胡），不过他仍在继续进行统治。1403年5月，他派使臣到明廷请求册封胡（黎）汉苍，其理由是陈氏家族已经死绝，而他的儿子又是陈氏之甥。皇帝由于不知已经发生的事件，就及时地答应了他的请求。
后来在1404年10月，有个叫陈天平的安南难民来到南京，声称他是陈氏家族的一个王子。他一一缕述了黎季的背主变节和一切暴行，请求明朝廷恢复他的王位。皇帝没有立即采取行动，直到1405年初来了一名安南使节证实了这位王子的指控。皇帝于是发布诏旨谴责篡权者，并且要求恢复这个陈氏王子的王位。黎季怀疑这位王子要求复位的权力；但是他宁可不予辩驳，派使节到南京来认罪，并答应接纳这位新王。1406年初，永乐帝派使节率领兵丁护送陈天平返回安南。4月4日正当这一队人马越境进入安南谅山的时候，他们遭到安南人的伏击，大部分中国护送官兵和这位王位觊觎者被斩杀。当这件事的消息传到南京时，已经因安南人的侵犯占城、广西和云南而发了脾气的皇帝更加怒不可遏，他马上计划要痛惩安南和报这次受辱之仇。
1406年5月11日，皇帝任命成国公朱能带兵远征，以申儆戒，而以两员宿将张辅和云南的主要指挥官沐晟（1368—1439年）为他的两名副将军。朱能在抵达安南之前在11月份猝死于军中，所以由张辅和沐晟两人共同负指挥之责。他们带领21.5万人马，从广西和云南发动钳形攻势。这场战斗又快速，又成功。11月19日，中国军队攻下了安南的两个都城以及红河三角洲上的几座其他重要城镇。但是，黎氏领袖们遁入海上，并在南方各省重新举兵。这场战争拖延达半年多之久，直到黎季和他的儿子在1407年6月16日被俘并送往了南京。
永乐帝因他轻易得来的胜利而喜形于色，但他现在做出了一个灾难性的决定。根据张辅的建议，7月5日安南被并入明帝国的版图，设立交趾布政司，这个地区的名称一如唐代。给这个新布政司任命了都指挥使，张辅则逗留到第二年以监视它的平定工作。
安南的平定工作是一个难于处理的重大问题。中国行政机构的强行建立马上引起了安南人的反感。他们开始到处反抗明军。张辅的军队粉碎了这种地方性的反抗，在1408年他和他的主力部队返回了中国。1408年9月，原陈氏官员陈頠（1420年死）首先举起了有组织的反叛的旗帜。他建立了大越王国，并攻占了义安府城和其他几个城镇。曾经在征服安南中起过重要作用的沐晟，这时又受命带领云南军队来平定这场叛乱。可是，陈頠的军队熟悉当地的地形，又得到人民的支持。因此他一再打败沐晟的军队。1409年秋，张辅又被派回安南来挽救局势。经过了一次周密计划的进攻之后，1409年12月张辅打败了陈頠，并捉到了他。张辅在1410年初被召回后随驾出征北方边境的阿鲁台，留下沐晟再一次负责交趾的事务。
陈頠的一个侄儿陈季扩现在登上了陈氏的王位，他一直未被抓住，因而变成了越南人抗战的领袖。沐晟对他的进攻没有什么进展。明廷想安抚陈季扩和他的支持者，把他封为交趾右布政使。他拒不接受，战事仍在继续。1411年初，张辅再次被派往安南，随带2.4万人。他连胜两仗，夺回了于1408年失陷的义安府城。但是，叛军回避打阵地战，叛乱继续拖延了三年，直到陈季扩在1414年3月30日最后被俘为止。张辅在1415年暂时被召回南京，但又不得不返回交趾以扑灭另外几次叛乱。可是，这时的抵抗很轻微，到了1416年底他和他的大部分中国军队都被召回国。
安南的和平是短暂的。当李彬在1417年2月取代张辅的时候，局势已经恶化了。安南人不满情绪的加剧是由于被派到安南来为建造新都北京而搜集材料的臭名昭著的宦官马骐，增加了对安南的税收和木材的要求。1417年末和1418年初发生了几起暴乱。叛乱分子聚集在黎利（约1385—1433年）手下：此人是清化的一名赳赳武夫，曾经追随过陈季扩，现时已自封为王。他在1419年和1420年都和明军打仗，但两次都失利。他于是用游击战继续抗争，并且赢得了乡村人民对他的忠诚，他在乡村中被视为抵抗运动的象征。尽管投入了大量的作战军队和行政支持，中国人发现不可能把叛乱运动镇压下去，安南战争一直消耗着朝廷的财力。在永乐末年中国人也仍然未能镇伏叛乱。这种失败引起了永乐帝诸继位者的许多严重问题。1427年，朝廷承认其安南政策已经失败，并且决计撤兵，放弃了22年以来在那里建立交趾布政司的努力。
海上远征
永乐帝还力图把他的影响远远扩大到南海、印度洋和极东地方的国家和王国中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分别在1405、1407、1409、1413、1417和1421年对当时所谓的“西洋”进行了六次壮观的海上远征。所有这些远征由宦官郑和和他的副手王景弘（后来官方名字为王贵通，约1434年死）及侯显指挥。这些远征都由从事外事活动和为皇帝求宝的宦官组织。远征的开销不仅来自皇帝的私囊和皇帝的代理机构，而且也由沿海各布政司负担。[81]远洋航船是在南京龙江船坞建造的，水手招自福建，远征从福建的港口起航。船队所包括的船只，大者为九桅的中国平底帆船，长444英尺，宽186英尺；小者为五桅中国平底帆船，长180英尺，宽68英尺。船队由约2.7万名水手操纵，所载的货物包括上等丝绸、刺绣和其他奢侈品，作为在航程中赠送给当地的统治者的礼物。[82]
今天不清楚的是，永乐帝为什么要进行这些花费巨大的海上远航。它们被组织起来或许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为了寻找被废黜的、或许逃亡在外的建文帝；皇帝似乎更像要寻找盟邦，或许是要探查备征服的新土地，虽然这些远航不具有军事目的。他进行这些远航实际上有很多理由：寻宝——郑和的船只叫“宝船”；显示他的权力和财富；了解帖木儿的和其他西亚蒙古人的计划；扩大朝贡制度；满足他的虚荣心和他对荣誉的渴求以及使用他的宦官队伍。不管怎样，这些活动反映了这位喜动不喜静的皇帝对帝国的世界秩序所持的看法和它应用于南洋的对外关系的看法。[83]
第一次远征由郑和率领，在1405年7月起航，包括各种型号的大船62只，小船255只，配备了27870人。船队在苏州附近的刘家港集合，向南沿福建海岸航行，然后越中国海到占城、爪哇、满刺加、苏门答腊以及苏门答腊以北之南渤利，然后再前往印度西南岸的重要商港锡兰、葛兰和古里。古里、苏门答腊，葛兰、满刺加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的使节都随返航船队来到南京，进献方物。船队在1407年的回程中抵达苏门答腊沿海时，遭到强大的华人海盗陈祖义（1407年死）的对抗。此人攻占了旧港，并控制了满刺加海峡。郑和的船队轻易地打败了陈祖义，杀死了他的5000人，摧毁了他的许多船只，俘虏了他本人并把他带回南京，他于1407年10月在南京就刑。这一胜利保证了中国船队能安全地通过满刺加海峡，给了这地区一些国家的首脑们以深刻的印象。[84]
地图11　郑和的海上远航
第二次远航的规模要小得多，在1407年奉命出发，船队在1408年初开航，访问了暹罗、爪哇和苏门答腊北部，然后再一次驶往印度洋，以柯枝和古里为目的地。使节们正式册封了古里王，在那里刻石立碑以纪念这一盛事。中国使节给予古里王及其侍从的封号和礼物，便成了后来航行中对待许多其他国家的先例。这次的回国途中有一部分船队访问了暹罗和爪哇。郑和在这里被卷入了两个对立的土著统治者的权力斗争之中。[85]船队于1409年夏末返回南京。
郑和率领的第三次远航始于1409年10月，止于1411年7月。据说这次船队拥有48条船，3万人。它在1410年初从福建海岸开驶，沿着上一次的远航路线前进，访问了占城、爪哇、满刺加和苏门答腊，后来又向西驶往锡兰、葛兰、柯枝和印度马拉巴尔海岸上的古里。但是，他们几次绕道而行。王景弘和侯显短暂地访问了暹罗、满刺加、苏门答腊和锡兰。郑和在锡兰给一座佛教寺院上了供物；这件事又刻在1409年2月15日的碑上，作为纪念；它用了中文、波斯文和泰米尔文三种文字。可是，当他在1411年从古里返回时，锡兰王亚烈苦奈儿想劫掠船队。经过一番大战，郑和的军队战胜了僧伽罗人的军队。国王被囚禁，他和他的家属于1411年7月被带回南京。永乐帝释放了他们，并准许他们返回锡兰。[86]
第四次远征从1413年秋延至1415年8月止。这一次的船队有63艘大船，27670人，航程比前几次都远。在访问了占城、急兰丹、彭亨、爪哇、旧港、满刺加、须文达那（苏门答腊）和南渤利以后，它又越过印度洋到了锡兰、柯枝和古里，然后又继续到波斯湾的忽鲁谟斯以及其他许多新地方，其中包括马尔代夫群岛。它的一部分船队可能驶往哈德毛海岸和亚丁。一部分船队又驶往榜葛刺。归途中在苏门答腊停留时，郑和又一次卷入了当地的权力斗争中去。他的命令包括讨伐当地的僭位者，这位僭位者杀害了合法的国王。僭位者被打败和俘获，并被带回南京处死。在这次远征返航之后，自占城至非洲东岸的木骨都束和麻林等共18个国家遣使到明朝廷并纳贡。这一事实标志着永乐帝在国外的影响达到了顶峰。[87]
第五次远征在1417年秋天启程。郑和受命把上面18个国家的使臣护送回国，他在1419年8月返航。这一次航程甚至走得更远。中国船队第一次访问了东非海岸。郑和再次带回了许多外国使节；他们在1419年8月受到皇帝的接见。他也带回了中国船队访问时各国统治者向明朝皇帝进献的各种奇珍异宝。它们包括狮子、豹、单峰骆驼、鸵鸟、斑马、犀牛、羚羊、长颈鹿以及其他怪兽。看来，那些正回国的使节们目睹了皇帝初睹长颈鹿时的喜悦心情，已经把他爱好异国情调的言词传扬了出去。[88]
第六次远航的命令在1421年3月发布，为的是送回那些在中国羁旅多年的外国使节。这次船队包括41条船。和前几次一样，这一次的远航在抵达苏门答腊以后也分两路。郑和在1422年9月回到了南京。一部分船队访问了忽鲁谟斯、祖法儿、阿丹、木骨都束和不刺哇（在索马里沿岸），还访问了马尔代夫群岛以及锡兰、古里和柯枝。这一次又有许多使节随船队来到中国。1424年初皇帝下令郑和再次泛海，这次是去旧港，在这里设一名中国官员，但是皇帝死了，这个使命改交给了另一个人。在以后的七年内，中国水军提督中最大的为南京的守备，水军政策被搁置一旁。
郑和的这些远航背后的目的实现到什么程度？如果它们是要寻访建文帝，那么，它们猎取的是一个虚幻的目标，并且失败了。如果这些壮举是意在扬永乐帝的声威于殊方异域，在于显示中国的兵力，在于增长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在于保护华人的利益，或者在于再找些新的民族参加朝贡系统，那么，它们的目的当然都已实现，尽管明朝政府此后没有继续为实现这些目的而充分加以利用。他们的旗帜飘扬在整个东南亚和印度洋，清楚地显示了明帝国的政治和军事优势。在朝贡的名义下做发财的生意，这机会使得外国使节们以空前的规模从各个地方带了贡品来到中国。
这些远航带回中国的不仅是各种各样的异国产品，而且还有大量的更加世俗的产品，首先是香料。对这几次远征的经济影响很难做出估价，主要是因为它们是由宦官组织的，而且由宦官机构出资，没有留下总开销的记录；尽管一些认真的士大夫反对这种做法。[89]虽然明朝廷能够从这些远航中得到大量珍宝和异国奢侈品，它们也只有皇帝和他的朝臣能亲眼一见；它们很少进入市场。这些派朝贡使团的外国不仅得到高价，而且有机会在京师出卖私人的货物，图个厚利。但是就朝廷而言，在这种交往中政治利益高于经济利益。郑和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跨越了半个地球，把明帝国的声威最大限度地远播到海外。在这个过程中，他进行了15世纪末欧洲的地理大发现的航行以前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系列海上探险。[90]
新的京师及其行政
作为这些战争和外交使命基础的战略考虑还导致永乐皇帝承担起另一个庞大的任务：逐步地把他以前为王子时的封地和一度为元朝大都的北京改造成明帝国的新的京师。这项改造工作包括在北京进行巨大的重新规划和建设，以及影响整个中央政府的全面的制度调整。[91]
明帝在北京建立新都的动机只在皇帝的文告和朝廷官员的陈述和奏议中含糊地暗示过。这些动机肯定与他登基时的政治和军事形势有关。洪武帝对其南京的京城已表示过不满；它离帝国边境太远，在他统治末年，他已在考虑迁都北方。在这一方面，永乐帝定都北京的决定可以被视为解决了他父亲的困境。但是这项决定也反映了永乐帝的认识，即北方是他个人的权力基地，他在叛乱和登极之前已经为保卫东北边境或征讨蒙古人而经营了多年。[92]
他的权力和取得支持的基地位于北方而不在南京，他对南京颇为陌生。所以他自然需要一个便于巩固其帝国的国都。南京位于长江下游，作为一个经济中心，它具有压倒的优势。而它远离北方和西部边陲，永乐帝认为那里是最易遭受攻击之地。这些考虑曾促使他父亲想迁都北方，也同样为永乐帝自己的决定提供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