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515部分在线阅读

从15世纪后期的中国史料中可以认定的蒙古集团从东到西依次如下：所谓的兀良哈三卫；山西北部的土默特部；鄂尔多斯和陕西北部的鄂尔多斯部；在旧蒙古故土（今外蒙古）并向南延伸到从今之热河往西直至陕西和甘肃的中国北方防区的、明代中国人称为鞑靼王国的虽然并非一贯团结却是庞大的蒙古部落集团；西北长城内外的不同的蒙古领地，其中上述的赤斤和罕东两卫是其代表。
兀良哈是一个笼统使用的蒙古部落名称。在兀良哈三卫治理下的人民并不都是这个部落出身的蒙古人，甚至也许不全是蒙古人。三卫在洪武时期已经设立，为的是给那些试图逃避当时整个蒙古普遍存在的内部纷争和接受强大的新的明王朝的庇护以保持其自治的蒙古人提供一定程度的安全和稳定。它们的基地是在两满洲沿西辽河（西拉木伦河）的大兴安岭的东麓，正好是10世纪建立辽帝国的契丹族的故土。
契丹人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呢？他们多半已被吸收到蒙古民族之中。他们的肥沃的牧地已被赠给有世袭卫指挥头衔的朵颜、泰宁和福余的王公们。在中国的史料中，这三个卫被视为中国在东北的防御联盟中的中流砥柱。中国人授予三卫以有纳贡国特权的保护领地的地位，以期促使它们脱离其西面的所有蒙古人和充当防备其东面跃跃欲试的女真人的屏障。但是也先在15世纪40年代已经成功地压制住它们，使它们在15世纪40年代至少是半心半意地与他的统一蒙古的运动合作，而中国人一直担心新的大蒙古运动将破坏它们与中国的关系。但无论如何，在明代的大部分时期内，它们是蒙古人社会中最稳定的部分，中国的对蒙政策在那里执行得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好。
在行政上，整个东北，从大兴安岭西麓往东穿过满洲直至海滨，从辽东往北直至在北极地方的一条模糊的界线，被称为奴儿干都指挥使司。根据《明史》，奴儿干与三卫一起，共包括难以置信的384个卫，其中大部分是授予小的女真部落首领的空头衔。[23]当时的战略思想是，必须使三卫的蒙古人继续成为该区域稳定的核心。但是在奴儿干以西，变动的形势使蒙古社会的其余部分在15世纪较晚的时期处于流动的状态。在它的中心部分，即中国人所称的鞑靼王国，它的所谓的小王子们（他们作为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有权要求领导全部蒙古人，而中国人对他们的了解则很少）的命运正在好转。
这个时期出现了杰出的巴图蒙克（约1464—约1532年），他蔑视明朝皇帝，自称大元可汗。他的11个儿子将成为以后几个世纪重要的蒙古领袖的前辈，而他正在促使统一的蒙古的力量重新强大。在他的孙子俺答的统治下，这个运动将在16世纪中叶达到高潮。从1483年起，当巴图蒙克成为中国史料中记载的小王子时，蒙古人正向南进逼长城的防线，并且肆意袭击。巴图蒙克诸子成了土默特部和鄂尔多斯部的可汗，即王公。一个全部东蒙古人的强大联盟正在形成。
以这种形势作为背景，我们也许比当时的中国政治家和将军更容易了解中国人为何能在15世纪70年代整个十年中连续地在与蒙古大军作战时赢得重大的胜利，可是在平定不断发生的边境袭击时却没有进展。一个有关的，有时是合理的担心是，越来越坚持不懈地南下向山西、陕西和甘肃进逼的蒙古集团的袭击将与定居在长城南面从而从内部威胁北方边境防御的蒙古人联合起来。这种担心在1468和1469年强化了朝廷对固原起义的反应，并且无疑地促使它采用了在以后十年中明显地表现出来的咄咄逼人的反蒙姿态。
固原是北方的九边之一。当时明朝把它当作陕西西部的一部分来治理，但是后来它被包括在甘肃省东南的突出地带内。它大致位于兰州和西安中间，按直线计，在九边中的另一个边，即黄河河畔的宁夏以南将近200英里之处。明代史料称固原的蒙古人为土鞑，这个名称用来称呼北方几个省的蒙古人，这些人在元王朝灭亡后已远在中国本土内部定居，并且保留了某些自治权。固原起事的蒙古领袖在中国的史料中音译作满四（有时作满俊）。他是世袭的部落领袖，又是把丹之孙或曾孙；把丹是一个杰出的蒙古领袖，在1378年已向明朝的开国皇帝投降，并获准与他的部落在当时汉人很少的一个区域——固原——定居。
明朝希望，这些蒙古人将接受和平的和定居的生活方式。但是，在拥有肥沃的牧地的情况下，他们通过牧马、练习箭术和狩猎，保留了他们的武艺；他们生活得很好，不必被迫去务农，所以他们在文化上依然保留蒙古的传统。现在还难以断定满四造反的原因。有种种迹象表明，鞑靼小王子的太师，即刚健的孛来，煽动了“土鞑”去响应其边境以北的蒙古同胞。还有一些证据证明，一些道德败坏的当地中国军官正在进行盗匪活动，并且用谴责本地蒙古人的办法以掩盖自己的不法行为。不管是什么压力促使满四在1468年5月造反，他把大批追随者带进固原北部崎岖的山区中的一个严密加固的要塞。地方的官员轻率地进攻，在整个夏季笨拙地作战，最后惨败，损失重大。当战果上报朝廷时，一个以项忠（上面已经谈过他是在15世纪70年代初期战胜荆襄叛乱者的将领）为首的战地指挥部成立，它得到了当时任陕西巡抚的都御史马文升的协助。这支军队在1468年晚期开进固原，包围了满四的山区要塞，断其粮食，在1469年初期攻占了它。
在军事上，这次叛乱相对地说是一件小事，但它的政治影响却是深远的。危言耸听者不但认为蒙古民族可能联合起来，而且认为它可能与西面的西藏人联合起来，这种观点引起了朝廷的一些严肃认真的政治家的不安。叛乱还鼓励了一个机会主义的主战派，他们想寻找机会去率领新组合的京营卫戍军，以便追求晋升、战利品和进行掠夺。这一次，大学士彭时和商辂不得不就西北的危机而与谣言散布者进行斗争。他们争辩说，已在战场的项忠和部队完全有能力战胜固原的叛乱者。彭、商二人不惜危及自己的前程，打赌说项忠会取得胜利，以便阻止不必要地扩大军事反应。但是在以后十年的边境危机中，皇帝常常支持主战派。因此，固原事件可以看成是15世纪70年代在鄂尔多斯进行的几次战争的前奏。
鄂尔多斯，中文称河套，与陕西的西部、北部和东部接壤，长期以来已是中国和草原互相影响之地。自明代开始以来，陕西北半部这一块贫瘠多岩的丘陵及沙漠平原的杳无人烟的地区，与较肥沃的南半部之间的往来已被一系列军事战略要隘所切断。这些重兵防守的要隘旨在保护南部的中国居民不受从边远北部通过鄂尔多斯这块不毛之地进入的掳掠者（即蒙古人）的袭扰。这一系列把该省一分为二的防守要地成为北方边境的九边之一，根据陕西东北边缘的要隘而得名，称为榆林；或者根据那里的两个最重要的府称为延（安）绥（德）。山西和大同两边镇位于其东，宁夏和固原两边镇位于其西。
蒙古人在自己的内部压力下，在这几十年中正在逐步南移而进入长城边境区。小王子麻儿可儿吉斯及其太师孛来在1468年从满洲的辽东袭击榆林，次年再次袭击，这时大同的总兵官王越在1469年末被派去迎击。王越虽然科举出身，却是军人集团中最能干的人；尽管与宦官和声名狼藉的朝臣有联系，他却是一个杰出的战地指挥官和军事行政长官。他在1470年初期宣布一次胜利，这是他和其他将领在这一年夏季声称的一系列胜利中的第一次。虽然这些胜利总的说没有宣告有大批敌人被杀，但它们是对大规模和顽强的蒙古人进攻的决定性的打击。据说它们大大地提高了居住在边境区内的人民的士气。
但是，由于敌人想长期居住在以往杳无人烟的鄂尔多斯的意图日益明显，朝廷充满着危机感。主战派的反对者和对战地指挥将领不满的兵部尚书白圭，派余子俊（1429—1489年）作为副都御史和总兵官前往那里。余子俊是一名能干的行政官员，因监督大工程而政绩卓著。在以后十年中鄂尔多斯稳定之得以实现，主要归功于两名比较年轻的文官，他们虽然在朝廷代表对立的两派，却出色地完成了互补不足的任务。王越（1426—1499年）是明朝仅有的四名因军功而被封为伯爵的文官之一。余子俊在21岁时就早年得志而中了进士，在41岁被指定在鄂尔多斯任职时，已因在福建监督一项大水利工程而赢得了名声。王越征战虽然残酷无情，却打得很出色；余子俊计划和执行把鄂尔多斯与南面隔开的600英里城墙的建造工作。当时他任该省巡抚，直至1477年，在此期间巩固了以城墙为基础的一个新防御体系。
1475年前在那里指挥军事行动的王越在1471年和1473年又宣布了几次大胜利，但是蒙古人又回来发动新的进攻。1472年，余子俊又呈上一份奏疏（以前的一份已在1471年被驳回），为他的城防体系概括地陈述了一个全面的计划。朝廷最初因费用而犹豫不决，但最后在1474年初期批准。据说一支有4万名士兵的劳动大军在几个月内建造了1770里（约600英里）的平均高度为30英尺的城墙，另外还有数百个大小不一的支援性要塞、烽火台和栅栏。城墙建于最后一条丘陵之顶，然后群山随着它们伸入其北面的沙漠而逐渐平坦。城墙改变了防御战的性质，从此导致更广泛的筑城建设。其最后结果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长城，它大部分建于16世纪。
在1482年严厉地考验城防体系的一次大规模进攻以后，鄂尔多斯的防御被认为已经稳定。一个后世的历史学家写道：
方余子俊之筑边墙也，或疑沙土易倾，寇至未可恃；至是寇入犯，被扼于墙堑，不得出，遂大衄。于是边人益思子俊功云。[24]
余子俊在榆林边镇建造的城墙远远没有解决成化和弘治时期的整个北方边境的防御问题。蒙古人不断地考验城防体系，并且在防区的其他八个边镇向南进逼。1475年以后，任何一方都没有赢得大规模的胜利，但是袭击和讨伐战在这个时期连续不断。如果说北方边境战争没有真正地威胁中国的存在，它们仍占用了越来越多的防御预算的资金，并成为皇帝、政治家、将军和北方边塞内外长期受苦难的人民的一个始终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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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自谈迁编《国榷》[498]（约1653年；1958年，北京再版），40，第2544页。
[2]富路特、房兆楹合编：《明人传记辞典》[191]（纽约和伦敦，1976年），第376页。
[3]这个时间及某些细节系根据屠勋的讣告，见焦竦《国朝献征录》[76]（约1594—1616年）；《中国史学丛书》，6（台北，1965年），44，第71页。关于萧敬，见张廷玉等编《明史》[41]（1736年；北京，1976年再版），304，第7784页。
[4]《明史》[41]，300，第7676页。
[5]夏燮编：《明通鉴》（约1876年；北京，1959年再版），40，第1530页。
[6]《明史》[41]，286，第7346—7347页。
[7]《明史》[41]，181，第4813页。
[8]《明史》[41]，176，第4676页。
[9]黄章健：《论〈皇明祖训录〉所记明初宦官制度》[241]，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2（1961年），第77—98页。
[10]见彭时《彭文宪公笔记》[423]（15世纪后期；重印，《纪录汇编》，126号，1617年；重印，《丛书集成》，2796号，上海，1936年），第14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99页把它说成是“摄政委员会”，这夸大了它的法律地位。
[11]《明实录》[380]的条目中没有明确说明。见《明实录·宪宗实录》（1491年；台北再版，1961—1966年），214，或申时行编《大明会典》[265]（1587年；上海重印，1964年），177、211和214；本文解释根据《明史》[41]，94，第2307页，和《明通鉴》[210]，34，第1307页。
[12]顾炎武：《宦官》和《禁自宫》，载黄汝成编《日知录集释》[292]（1872年；《国学基本丛书》，17—18转载，上海，1935年），9。
[13]两份奏议部分地引用于《明史》[41]，180，第4767—4768页，王徽传；及《明通鉴》[210]，29，第1160、1163页。正文中的英译文系根据前者。
[14]这一段所列的人及本章所列的其他大部分人在《明人传记辞典》[191]中都有传记。
[15]《明实录·孝宗实录》[380]（1509年；1964年台北再版），114，第7页；《明通鉴》[210]，38，第1450页。
[16]《明实录·孝宗实录》[380]，193和201页。
[17]实际日期是1480年1月29日；关于以下所引的奏疏的部分内容，见《明实录·宪宗实录》[38]，198，第2页。
[18]例如谷应泰《明史记事本末》[293]（1658年；重印于《国学基本丛书简编》，上海，1936年；台北影印，1956年），第38页。
[19]司律思：《（明代的中蒙关系，Ⅱ）朝贡制度和外交使节，1400—1600年》[458]（布鲁塞尔，1967年），第526页。小王子是成吉思汗的一代代的继承人，他们声称有权统治蒙古民族。
[20]中国历史地图集编辑组编制：《元明时期》[114]（《中国历史地图集》[114]，第7卷，上海，1975年），第38—39页。这部地图集一般地来说反映了历史学和地图学的杰出成就。更早的舆地图，像艾伯特·赫尔曼的《中国的历史和商业地图》（坎布里奇，1935年；诺顿金斯堡编，芝加哥，1966年），即使没有那样夸大，也同样未能把真实的和名义的边界区别开来。
[21]《明史》[41]，329，第8511页记载，哈密离嘉峪关1600里，嘉峪关标志着长城防御体系的西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