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559部分在线阅读

当和议的希望逐渐消失，郑芝龙、他的族人和他在北京的家属相应地成了清廷的负担。现在要加给他们图谋不轨的罪名，证明是容易的。郑成功知道，如果和议破裂，他的家庭的未来将是悲惨的，但他仍然明白地回答他们的请求。由于选择政治上的忠诚作为更高的原则，他似乎对父亲缺乏同情。在郑成功给郑芝龙的最后一封信中，他指出，由于他父亲“自投虎口”，就必须承担后果。
北伐
早在1653年，郑成功就开始认真考虑把战争推进到长江地区。同清廷议和，使他的计划耽搁了两年，但在1655年，他显出比以往更大的决心，要把计划付诸实行。为此可以举出几个理由。最根本的，也许是郑成功自视甚高，他感到他有义务把他的控制范围扩大到东南海岸之外。还有就是，处在西南一隅的永历朝廷，愈来愈与外界隔绝，因此，使明朝的存在在这个国家人口最稠密和政治上最重要的地区广为人知，是值得一试的。清廷议和在三方面鼓舞了郑成功北伐的雄心：使他得以增加粮食储备；在清廷能够对他的不妥协进行报复之前，使他得以增强他对浙江和南直隶进行先发制人的袭击的威力；使他更加急于显示他的杰出才能并使清廷对拒绝他的条件感到后悔。总之，在议和失败后，双方都急于一决雌雄。
1655年1月，清帝命郑亲王世子济度为定远大将军，率师征讨郑成功。从仲夏至秋，郑成功拆除了大陆上邻近厦门的大多数城市和据点的城墙，连厦门本身也撤空了。同时，清廷颁布了第一道海禁命令。这样，就画出一条战争地带，增加了对附近人民或在海上工作的人的损害。济度于1655年10月到达福建，他的军队由于长途行军而疲惫不堪。直到1656年5月9日，他才能对金门岛发动一次进攻。随后的战斗被飓风打断，结果清军舰队全被摧毁。这证实了郑成功的看法，即清廷占领并守住福建的代价将高到它承受不起。
在海上失败后，清廷转而采取更有效的办法。扩大了沿海地区与敌人进行贸易的禁令，同时对投降的“海贼”实行特赦和其他引诱。这些政策取得成果，郑成功的一个将领降清，并交出海澄的军火库。这个据点的丧失，可能迫使郑成功提前开始他的北伐的第一个阶段。
实际上，北伐不是一个单一的行动，而是一系列中间有间断的行动，形成四个阶段：舟山和福建东北部，1655年11月至1657年4月；浙江台州，1657年9月至11月；浙江东南沿海，1658年6月至1659年6月；长江下游地区，1659年6月至9月。[76]
为了建立一个在战略上更适合的基地，郑成功在1656年秋占领了闽江的闽安城。他从这里对福州的邻近地区发动进攻并向北推进到三沙湾周围的地区。在那里，他于1657年2月歼灭了一支八旗兵有生力量并杀死三个著名的清军将领。这些轻易获得的成功增强了郑成功认为清军不是对手的看法。
1655年8月，郑成功派他的一个福建水师将领随同张名振远征敌人的“心腹之地”——即进攻清军在浙江和南直隶的海岸设施。但由于天气不好，这次出征只到舟山为止，张名振于1656年1月在那里死去。[77]此外，那年清军再克舟山时，另外两个重要的义师将领被杀，第三个投降。这样，到1657年秋，就再没有前鲁王的水师将领来引导郑成功进入杭州湾以北和以东他所不熟悉的水域了。因此，尽管郑成功在扩大他在福建的作战基地方面获得成功，他还是回到厦门，从而结束了他的北伐的第一个阶段。
第二阶段时间最短。1655年夏末在福建为搜集给养进行袭击之后，郑成功直接扬帆北上，进入浙江的灵江口。他于10月初轻易攻下台州。但这时闽安为清军所袭。郑成功迅即回救，但为时已晚；11月，他再度回到厦门，遣散了远征军，准备过冬。第二年春天，他开始一个新的训练计划，第一次创立了著名的“铁人”军——披铠的壮士。
1658年6月中旬，郑成功再度进入浙江。温州被围困了一些时日，但在搜集了足够的给养之后，郑成功即把舰队带往舟山，这时的舟山已被清军撤退一空。当他北去长江口的崇明岛时，他的舰队中途停在羊山岛，在这里遇上猛烈的台风，损失惨重。仅在一只船上，就有230名郑氏亲属和家人牺牲。战士的士气十分低落，舰队的残余部分回到浙江东南沿海休整。1658年12月，郑成功占据温州附近的瓯江口，把军队分散到沿岸的管辖地过冬。尽管郑成功这时处境不好，但清军未能将他逐出温州地区，使他能够驻在那里直到1659年6月。
然后，郑成功开始了他的第四次也是最后一个阶段的北伐。他首先在宁波取得物资，并使附近定海的清水师失去战斗力。7月7日，他的舰队到达崇明岛南面的沙岸。他让舰队把守长江宽阔的外口，在这个月剩下的时间里，对附近的乡村进行有限的但必要的劫掠。
郑成功通常对他的谋略守口如瓶，因此，他对这次出征长江毫无掩饰之意是值得注意的。从1653年起，他的水师就在他的命令下骚扰长江口，从1655年起，他不止一次直截了当地告诉清廷，他想进攻南京地区。现在，他在沿江而上之前拖延了21天，随后又采取了较慢的行动方针，似乎不在乎给清军以结集防御力量的时间。
这样做的原因，大概是郑成功太自信了。他想进行一场尽可能的大规模战斗，这样，他的胜利将在汉族人民和满族领导层中产生相应的心理影响。他在前几次征战中也都坚持这一战略；但将它用于江南时，由于过分自恃而遭到失败。首先，清廷在别处的控制并不像他所想的那样已经崩溃，而南京在任何情况下都驻有重兵，不像沿海的州县。此外，近几年来张名振和其他人一再威胁长江三角洲地带，使清军有了经验，促使他们采取特别的措施阻止敌船通过镇江。郑成功来得太晚，如在一年以前，当清军的主要力量在西南各省作战时，他可能获得成功。但当他在1659年夏天到达时，这些远征军的大部分正陆续回到南京。
然而郑成功拥有重要的军事手段以及广为传播的名声。他的兵力强大——约2000条大小船只，运载约20万名训练有素的战士——他的军官富有经验，如果对生疏的长江地区略感不安，那也是微不足道的。此外，在这次战役中郑成功依靠一个对长江具有宝贵经验的人，一个一心一意献身明朝中兴的人。张煌言在监国鲁王和永历两个朝廷都担任兵部尚书之职。自从1646年浙江和福建沦陷后，他就积极参加进沿海的抗清运动，他曾长期担任张名振的助手。[78]
因此，当郑成功终于进军长江时，张煌言率所部先行。他的英勇行动，使郑成功能在1659年8月4日占领瓜洲。然后张煌言带领一支水军沿江而上，郑成功则进攻镇江，这座城市在8月10日投降。接着他围南京，他的大军于14天后即8月24日到达。郑成功把他的军队驻扎在南京城外西北角，不去阻止清军增援部队进入城内。虽然有惊人之多的地方派代表向郑成功和张煌言表示拥护，[79]但既无一个现成的政治计划又无一批行政官员去对这种表示作出任何有组织的回答。张煌言深信地方父老同仇敌忾的精神能够改变事件的进程，而郑成功只寄希望于他的战士和赢得胜利，这使张煌言十分惊愕。
郑成功的战略是等待敌人完全做好准备，然后给他们彻底一击。这明显地把主动权交给了对方，同时使郑成功的军队松弛下来。结果郑成功中了敌人的计谋，被优势的清骑兵和步兵击败。9月8日清军开始进攻，接着在第二天发生激烈战斗，郑成功失去几个他最得力的将领。他的军队伤亡惨重。
幸好水师没有受到损伤，得以把郑成功和剩下的人运到镇江，然后去崇明。张煌言被困在上游，被一支清水师所败。郑成功进攻崇明驻军，同时向清廷提出新的和议。但他的军队士气太差，打得不好，而清廷拒绝了谈判。因此，当张煌言从江南西南部经陆路拼死逃至浙江沿海时，郑成功从海路回到厦门，时为1659年秋。
退到台湾
回到厦门不久，郑成功开始准备对付清军的一次大规模进攻。当1659年8月，他侵入江南的消息传到北京时，清廷遣将军达素率领援军南下。当达素于1660年2月到达福州时，郑成功召集他的仍然不算少的军队和水师保卫他家乡的岛屿。但是，尽管他的兵力仍很强大，信心却因南京的失败而动摇了。
6月，达素从泉州和漳州发动对厦门和金门岛的进攻。像以前那样，清舰队被击败，但这时郑成功没有理由庆祝胜利。因为清军的准备工作给他的印象太深了，而他自己的战士的表现则不能使他满意。他还知道，清军此时已在其他各战场取得胜利，因此能够把更多的人力物力投入福建，进行不断的进攻。的确，在8月和9月，清廷派靖南王耿继茂镇福建，并派难以对付的安南将军洛託做他的助手。郑成功要在强敌的反复进攻下保住这块弹丸之地，看来是不可能的。
于是，在1661年春初，郑成功要他的将领接受一个早先被否决了的建议：把郑氏的主要基地移到台湾。有人反对说，台湾远在海中，是一个疾病流行的蛮荒之地。但郑成功之意已决，因为他需要一片比从前更大和更安全的领土，这片领土仍然要靠近东亚的贸易路线。也许他这时轻信地回想起关于台湾是如何富饶的夸张描绘，这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一个中国雇员告诉他的。
从1624年起，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湾（他们称为福摩萨）的西南海岸保持一个贸易殖民地。他们同郑芝龙的关系一直不好，同郑成功的关系更加不好，因为后者为了进行抗清的战争，经常干扰贸易。公司的许多办事人员担心郑成功在沿海遭受挫折后会占领台湾。1652年，在这个殖民地日益增加的中国移居者中发生过一次反抗，被认为是郑成功派人煽动的。从那时起，厦门周围的每一次出征准备都引起新的谣言，说郑成功将入侵台湾，特别是当他在南京失败以后。但设在巴达维亚的公司总部无意在台湾投入更多的警戒部队，也不大相信谣言，没有采取步骤加强殖民地的防务。
1661年3月，郑成功下令出征台湾。4月21日，他的舰队离开金门，但在澎湖列岛因坏天气受阻七天。不幸的是，郑成功确信航行一定顺利，到了台湾就会有食物，因此舰队几乎没有携带给养。当郑成功的人于4月30日[80]终于到达荷兰殖民地附近的海岸时，他们饿得要死。不过，一支由为数可观的船只组成的舰队上的数千人，必定使台湾凭借破旧的城塞和两支战舰的几百个荷兰人完全气馁。
5月1日，郑成功要求荷兰人的两个要塞投降。他答应让荷兰人安全离去，因为他对他们没有恶意，只需要他们“交还”他父亲允许他们使用的领土。他拒绝了该公司的福摩萨议事会和总督揆一提出的同那里的基督教徒和平共处的建议。赤嵌无法防守，首先被放弃，但安平城上升起“血的旗帜”，摆开了战场。
郑成功出于几个理由没有立即进攻安平。首先，他从来不喜欢代价很大的围攻。他认为夏季的季风将使向巴达维亚的呼救推迟好几个月，在这个期间饥饿将使荷兰抵抗者投降。此外，郑成功自己也面临食物短缺。预期从大陆来的供应船只没有来。大米几乎不可能得到，本地的谷物和芋头远远不够。结果，郑成功被迫把大多数战士投入农耕。他们中有许多人死去或染上当地的疾病。他完全没料到越过台湾海峡有这么困难，也没料到台湾是这样落后。要不是荷兰方面的颇为异常的举动，他也许根本不会成功。
8月12日，出乎郑成功意料，一支荷兰“救援”舰队到达，并设法要将人员食物和物资运进安平。9月，郑成功被迫恢复进攻，尽管现在他的军队实力大减，但舰队首领由于敌人的众多和安平的困难状况而感到气馁，遇到第一个机会就抛弃这个殖民地逃之夭夭。这自然使安平的守卫者丧气，12月16日，有一些荷兰兵叛逃到郑成功这边来。领头的叛逃者向郑成功提出有价值的劝告，教他如何最有效地进攻这座要塞。1月27日，总督揆一和议事会决定谈判投降，于1662年2月1日正式缔约，结束了历时九个月的苦难。[81]
在荷兰人离开之前，郑成功就已把他的这块地盘命名为东都。虽然他继续奉永历正朔，但开始像独立王国的统治者那样治理台湾，制定税制，规范渔猎，分配土地，并傲慢地要求吕宋的西班牙总督“进贡”。
当郑成功的个人要求同他的追随者的私利发生矛盾时，他对这个他精心培育起来的组织的权力开始瓦解。这在下述事情上表现得特别明显：1662年3月，他命他的长子郑经和留守厦门与金门的将领放弃这些岛屿，携家眷去台湾。由于知道台湾很艰苦，他们拒绝服从。郑成功愈来愈不顺心，他惩治部下的不道德行为，严厉到近乎疯狂。
1662年6月，当郑成功得知郑经与乳婢奸生一子，情况就变得危急起来。他立即下令处死郑经、乳婢、孩子，甚至他的妻子，因为她失于管教。当他部下的将领试图用乳婢母子的头来使他消气时，他愈加愤怒，下令把他们一同处死。这些稀奇古怪的事，在其他将领之中引起相互猜疑，于是开始叛变。清水师封锁的影响也显露出来，这导致更多的官员叛变。
这时郑成功还得知永历皇帝被俘，也许已被杀。他由此感到的绝望，加上他父亲在1661年11月24日被清廷处死的消息以及儿子的违抗，使他精神上受到严重打击，遂一病不起。他于1662年6月23日死于台湾，死因可能是精神错乱和它所引起的某种疾病的综合征。[82]时年37岁。
张煌言和他的抗清战士在浙江福建沿海的骚扰活动失败。他几次请求监国鲁王复出，再给中国人民一个中兴明朝的机会。但是鲁王已经病重，于1662年12月23日死于气喘病。
厦门的将领拥戴郑经为他的父亲的继承人，在他和得到台湾文武官员支持的郑成功的弟弟郑袭[83]之间，展开了一场权力斗争。郑经暂时击败了他在台湾的反对者，并保住了福建的基地，但福建于1664年被清军接管。虽然他和他的儿子保持郑氏在台湾的统治有20年，但“明”作为复兴的号召，已完全失去力量，它只使人想起过去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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