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663部分在线阅读

[12]阿尔曼多·科特索在他给托米·皮雷斯《东方概要》（伦敦，1944年）写的评介中（第xlvii—xlviii页），争辩说这些信写于1524年。但是，福开森的《来信》第478页的一封信清楚地提到在沿海维持防御舰队直到1528年。
[13]伯希和：《明代历史上的火者与写亦虎仙》，见《通报》，38（1948年），第81—292页。
[14]朱尔吉斯·埃利索纳斯的《不可分的三位一体：日本与中国、朝鲜关系》对此作了精彩的总结，提供了翔实的史料，见约翰·惠特尼·霍尔主编、詹姆斯·麦克连副主编：《剑桥日本史》，第4卷《现代日本早期》（剑桥，1991年），第235—300页。
[15]《明人传记辞典》，第373—375页；《剑桥中国史》，第7卷，第494—495页。
[16]张维华：《明史佛郎机》，第43—47页。
[17]查尔斯·R.博克瑟编译：《16世纪的中国南方：盖略特·伯来拉、加斯帕·达·克路士、马丁·德·拉达的记述》（伦敦，1953年），第26—37，190—211页。
[18]现存最早提到这一日期是门德斯·品托，见费尔瑙·门德斯·品托著，利贝卡·D.盖茨编译：《门德斯·品托游记》（芝加哥和伦敦，1989年），第508页。
[19]这些信件由约道·德·弗雷塔斯于1910年首次公开发表。见弗雷塔斯：《16世纪澳门史料》（最早登于《葡萄牙历史档案》第Ⅷ　卷，里斯本，1910年；1988年澳门再版）；J.M.布拉卡的《西方先驱者及其对澳门的发现》（澳门，1949年）一书对于这一时期作了精彩的概述。
[20]弗雷塔斯：《澳门》，第8—9页。
[21]弗雷塔斯：《澳门》，第20—21页。
[22]《耶稣会士日本、中国书信》，2卷本（埃武拉，1598年；1972年日本重印），第1卷，对开页码，第32v—37页。
[23]弗雷塔斯：《澳门》，第30—35页。
[24]印光任、张汝霖：《澳门纪略》（1757年原版），第1卷，第2、23页。
[25]张天泽：《1514—1644年的中葡贸易》（莱顿，1933年；1969年莱顿重印），第102—103页。
[26]安德鲁·扬斯德特德爵士《葡萄牙人在中国殖民简史》（波士顿，1836年），第79页；耶稣会士乔治·敦约翰：《巨人的时代：明朝末年中国的耶稣会士的故事》（诺特丹，1982年），第19—22页。
[27]张天泽：《1514—1644年的中葡贸易》，第101页。
[28]C.A.蒙达尔托：《澳门史》（香港，1902年），第36—37页。
[29]关于这一事件的最可靠的史料见《北京主教训及有关澳门历史的其他文献》（里斯本，1943年），第142页。
[30]查尔斯·R.博克瑟：《热带地区的葡萄牙社会：果阿、澳门、巴伊亚、罗安达的地方自治市政会》（马迪逊与米尔沃基，1965年），第6—7、42—71、167—176页。
[31]本书这一卷中，威廉·阿特韦尔所写的章节对此有全面的分析。
[32]乔纳森·D.斯彭斯：《利玛窦回忆》（纽约，维京，1984年），第192—193页。
[33]沈有容：《闽海赠言》，见《台湾文献丛刊》，第56卷（台北，1959年），第34页。
[34]张维华：《明史佛郎机》，第62页。
[35]张维华：《明史佛郎机》，第52—53、62—63页。
[36]周景濂：《中葡交通史》（原文如此，似应为《中葡外交史》。——译者注），第93页。
[37]查尔斯·R.博克瑟：《来自亚马逊的大船：澳门与旧日本的贸易编年史》（里斯本，1959年；1988年澳门重印），第61—62页；巴罗斯和库托：《亚细亚》，Ⅻ.Ⅱ.Ⅺ；安东尼奥·德·摩尔加编译，J.S.卡明斯：《菲律宾大事记》（伦敦，1971年），第136—138、148—149页。
[38]查尔斯·R.博克瑟：《日本的基督教时代：1540—1650年》（伯克利、洛杉矶、伦敦，1951年），第269—271、287—288页；查尔斯·R.博克瑟：《远东的费达尔戈人》，第53—54页；见以下有关荷兰的航行。
[39]张维华：《明史佛郎机》，第61页；周景濂：《中葡外交史》，第95页。
[40]《北京主教训》，第115—116页；文献错署为1579年，而文本中的一个正确的年代为万历四十一年。
[41]张维华：《明史佛郎机》，第64—67页；印光任、张汝霖：《澳门纪略》1：第25ab页；《北京主教训》，第116—118页。
[42]张维华：《明史佛郎机》，第68页；印光任、张汝霖：《澳门纪略》Ⅰ：第1ab页。
[43]博克瑟：《远东的费达尔戈人》，第5章。
[44]匿名作者（认为是V.P.Kirwitzer所作），《1624年中国行记》（巴黎，1629年），第22—24页。
[45]《澳门创建史》，1623年11月27日，发表于弗朗西斯科·保罗·门德斯·达·鲁兹的印度委员会：《17世纪初葡萄牙海外商贸和统治（管理）史研究建树》（里斯本，1952年），第606—616页，引文在第614—615页。
[46]周景濂：《中葡外交史》，第89页；印光任、张汝霖：《澳门纪略》2：第22b—23页。
[47]查尔斯·R.博克瑟：《葡萄牙支援明朝反对满族的军事远征：1621—1647年》，见《天下月刊》7.1（1938年8月），第24—50页；《明人传记辞典》，第414、1147页；敦约翰：《巨人的时代》，第215—218页。
[48]博克瑟：《来自亚马逊的大船》、《日本的基督教时代：1540—1650》（伯克利、洛杉矶、伦敦，1951年）；朱吉斯·埃里索纳斯：《基督教徒与大名》，见怀特利·霍尔主编、詹姆士·麦克连副主编：《剑桥日本史》，第4卷《现代日本早期》（剑桥，1991年），第301—372页。
[49]关于澳门1640年后期至1660年后期的情况参看威尔斯：《使者与错觉》，第83—101页。
[50]罗伯特·R.里德：《殖民地时代的马尼拉：西班牙都市化背景及其发育进程》（伯克利，洛杉矶，伦敦，1978年）。
[51]关于马尼拉中国人的概要及史料介绍参看威廉·L.舒尔茨《马尼拉大帆船》（纽约，1939年；1959年纽约重印）第1章及小阿方索·菲利克斯主编的《菲律宾的中国人》（马尼拉，1966年）第1卷的各篇论文。关于西班牙人到来前中国的情况参看传道团修士阿尔贝托·桑塔马利亚：《中国城》，见A.菲利克斯主编的《菲律宾的中国人》第1卷第67—118页，该书第106页中引用了马尼拉前国王的一个年长的儿子的证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