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690部分在线阅读

[163]见鹤见尚弘：《明代的畸零户》。
[164]见鹤见尚弘：《明代的畸零户》；又见布鲁克：《空间结构》，注100。这个事实完全否定了郝若贝“计算”的明代数据，见其《750—1550年中国的人口统计、政治和社会的变化》，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42，第2期（1982年12月），第365—442页。
[165]这是宫崎市定的论题，见其《宋代以后的土地所有形式》，载《东洋史研究》，12，第2期（1952年12月），第1—34页。他的观点近来至少被鹤见尚弘的鱼鳞册研究含蓄地证实。见鹤见尚弘：《鱼鳞册调查》；《论国立国会图书馆所藏康熙十五年丈量的长洲县鱼鳞册》，载山崎光生退官纪念会编：《山崎光生退官纪念东洋史学论丛》（东京，1967年），第303—318页；《清初苏州府的鱼鳞册考察——集中讨论长洲县下二十五都正扇十九图鱼鳞册》，载《社会经济史学》，34，第5期（1969年1月），第1—31页；《康熙十五年丈量苏州长洲县鱼鳞册田土统计的考察》，载木村正雄先生退官纪念事业会东洋史论集编集委员会编：《木村正雄先生退官纪念东洋史论集》（1976年），第311—344页；《康熙十五年丈量的苏州府长洲县有关田土统计的再考察》，载中岛敏先生古稀纪念事业会编：《中岛敏先生古稀纪念论集》（东京，1980年），第415—433页。又见足立启二：《清代苏州府地主的土地所有的发展》，载《熊本大学文学部论丛》，9（1982年11月），第24—56页；《清代和民国期农业经营的发展——专论长江下游》，载中国史研究会编：《中国史像的再构成——国家与农民》（京都，1983年），第255—288页。
[166]这些1397年的数字取自1370年阴历二月的《实录》并引于寺田隆信：《明代苏州平野的农家经济》，第8页；张哲郎：《地方控制》，第95页。
[167]见山根幸夫：《明代徭役制度》。
[168]例如，见川胜守：《中国封建国家的统治结构》；张显清：《明代官绅优免》。当然，大规模公共工程可能需要不同的措施。
[169]甚至三等的划分也对结婚形式有影响，见川胜守：《中国封建国家的统治结构》，第173页。
[170]奥崎裕司的《中国乡绅地主》第6章提到这种情况。
[171]研究作品中有，居密：《14—15世纪财政和农村控制制度的变化》，载《明史研究》，3（1976年秋），第53—69页；伍丹戈；《明代的官田和民田》，载《中华文史论丛》，Ⅰ（1979年），第119—163页；森正夫：《明代江南土地制度》；北村敬直：《论明末清初的地主》。
[172]后一种权力到清初期才被放弃或撤销。
[173]北村敬直：《论明末清初的地主》，载《历史学研究》（1949年），转载于北村敬直：《清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京都，1971年），第18—49页，特别是第36页。
[174]有的作者把官田译成“公共的土地”，这是用词不当。它不像湖泊和山地那样为公共所有，而是私有的，所有主是国家，“官”有“帝国或皇帝”之意。应该指出，晚明官田也被用来指“官员的地”，即有功名者所拥有的并免去徭役的土地
[175]关于较特殊的土地类别的概述，见李龙潜：《明清经济史》；李文治：《明清时代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载《经济研究》，8（1963年），第67—77页；9（1963年），第55—61页。关于庄田能引起的某些地方问题，见佐藤文俊：《明末社会和王府》，载其《明末农民叛乱》（东京，1985年），第152—160页；王毓铨：《明代的王府庄田》，载《历史论丛》，Ⅰ（1964年9月），第219—305页。关于屯田，见刘凤鸣（音）：《明代（1368—1644年）的屯田》（汉堡，1984年）。
[176]关于最后一点的叙述，见北村敬直：论《论明末清初的地主》，载《历史学研究》（1949年），转载于他的《清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京都，1971年），第21页。
[177]村落很长时期持续不变的定额制不一定是合法的，它产生的后果是在政府和实际纳税人之间制造了一个中间阶层。古岛和雄已经注意到这种情况，见其《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东京，1982年），第3—33页，特别是第32—33页，注21。
[178]取决于把土地依附于特权户的原来平民的财富和地位。他们之间的关系各不相同，从依附（贫苦农民也许为新主人干卑贱的活以换取税役的豁免）到平等（较富裕的平民使用与有功名的户的关系逃避税赋）。
[179]投献似乎比诡寄形成更多的社会关系。例如，见川胜守：《中国封建国家》，第685页。但这些名词有时可以交替使用。又，同一名词可应用于不同的社会现实。例如，见酒井忠夫：《中国善书的研究》。清水泰次的著作包括：《投献考》，载《东亚经济研究》，11，第2期（1927年4月），再版于其《明代土地制度史研究》（东京，1968年），第385—404页；其他两篇转载于第421—422页和第443—458页，这些作品常被引用，但现在已过时。关于分立门户，见本章此处注释。
[180]粮长长途运粮通过15世纪的几次改变（如“改对”运输）而距离缩短了，最后在1471年军队接收了一些粮食托运任务。见星斌夫：《明代漕运的研究》（东京，1963年），马克·埃尔文摘译成英文，载密歇根摘编集，Ⅰ（安阿伯，1969年）；黄仁宇：《税收》。
[181]我们务必记住，甚至是重要的富户也会因担任此职而倾家荡产，一名叫刘英的高官的例子就很能说明问题。他致仕后，曾与一名知县争吵，后者进行报复，派他及其家庭成员担任7名粮长，为的是使他破产。见梁方仲：《明代粮长制度》，详情见此书第67页注2。
[182]这究竟是涉及短距离迁移的实际人口统计过程（如始于北村及其“地主论”的许多日本学者所主张的那样），还是土地权基本上转向城镇，还是真正向城镇迁移（主张“城乡一体论”的学者的假设），但只是有功名的人或商人一生中一个暂时性的阶段。这些都是引起争论的问题，但这并不影响征用赋役的目的。如果人们注意到“城镇”往往是新的经济和社会中心而不一定是县的治地，这三种情况无疑都会发生。
[183]见杰里·保罗·登纳林：《财政改革和地方控制：士绅—官僚的结盟在征服后的生存》，载魏斐德和格兰特编：《晚期中华帝国的冲突和控制》（伯克利，1975年），第86—120页；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史》，第130—137页。
[184]森正夫：《十五世纪前半期苏州府徭役劳动制的改革》，载《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周》，41，《史学》14：《中村荣考教授选官纪念》（1966年3月），第105—124页；又见森正夫：《明代江南土地制度》，第3章。
[185]关于这些变化，见前面注引的森正夫的著作；赖惠敏：《明代南直隶赋役制度的研究》，载《文史丛刊》，63（台北，1983年）；郁维明：《明代周忱对江南地区经济社会的改革》（台北，1996年）。
[186]有的作者，如小山正明认为，征税的有些变化是根据户的类别作出的，但论据不足。
[187]黄仁宇：《税收》，第92页。他的论点比较悲观。
[188]见山根幸夫：《明代徭役制度》。例如，16世纪上虞县（浙江的绍兴附近）的穷人和同时期海盐县的富人。
[189]清水泰次：《明代租税银纳的发展》，载《东洋学报》，22，第3期（1935年），第367—416页；山根幸夫：《一条鞭法和地丁银》，载《中华帝国，世界历史之十一》，筑摩书店编集部编（东京，1961年），第282—299页。
[190]清水泰次：《中国近世社会经济史》（东京，1950年）。
[191]一般地说，折纳率低于市价，有利于纳税人。见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史》，第195—196页。
[192]由柯暹在当地试行以后，见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史》，第228页。
[193]与这项改革有关的其他几个重要人物是：在广东、福建、陕西任职的朱英（1417—1485年）；在江西、江南任职的崔恭（1409—1479年）。
[194]前两个名词常常可以交互使用。
[195]这个例子很清楚，甲已不再是每年都服劳役的户的群体，而是全部户在特定的一年都服劳役的甲。
[196]山根幸夫：《明代徭役制度》。
[197]在任何年份，当劳役沉重时，服役户的百分比很低；唐文基的《明代赋役制度史》（第125页）列举的22例中，有10例低于3％。在大部分情况中，平均的均徭银每年每（登记）人为0.05两至0.1两。见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史》，第246—247页，表35。在一特定年份中，不是所有的登记户都缴纳，因此单独户的缴纳就较高。又见岩见宏：《明代嘉靖前后赋役改革》，载《东洋史研究》，10，第5期（1949年5月），第1—25页；小山正明：《明代华北赋役制度改革史研究的探讨》，第99—117页。
[198]这种办法称八分法，由1508年科的进士沈灼首倡，只应用于漕运劳役，其他公共开支仍由里甲劳役提供。见山根幸夫：《明代徭役制度》，第136—140页。但八分法不得不在1537年被修正。
[199]这一福建的制度（后来不知什么名称），为盛芣（1418—1492年；1457年至1464年在福建）首倡。更典型的是武进县（江南常州府治地）约在1500年至1510年马姓副知县采用的丁亩并重的办法。由于各户的亩数可能多于丁数，所以就非常重视亩。见山根幸夫：《明代徭役制度》，第2章，第123页。又见梁方仲：《明代十段进法》，载《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7，第1期（1944年），第120—137页，孙任以都英译文，载《中国社会史论文选译》，第7期（1957年），第270—280页。
[200]后一种制度并不总是受到欢迎：如唐顺之就是著名的主张10年一缴的人。见《明人传记辞典》，第1252—1256页。又见梁方仲：《明代十段进法》。
[201]小山正明：《赋役制度的变革》，第334—335页。
[202]酒井忠夫：《明代前中期的保甲制》，载清水博士追悼纪念编辑委员会编：《清水博士追悼纪念——明代史论丛》（东京，1962年），第577—610页。山根幸夫的《明代徭役制度》（第63页）提到总甲始于1447年福建的延平。又见岩见宏：《明代徭役制度》，特别是第192—2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