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74部分在线阅读

[71]《后汉书》卷六九，第2248页以下。
[72]《后汉书》卷六九，第2250页；《后汉书》卷七二，第2322页。
[73]关于张让，见《后汉书》卷七八，第2534页以下。
[74]《后汉书》卷八，第358页；《后汉书》卷六九，第2252页。关于袁术，见《后汉书》卷七五，第2438页以下。
[75]《后汉书》卷七八，第2534、2537页。
[76]《后汉书》卷八，第358页；《后汉书》卷六九，第2252页；《后汉书》卷七八，第2537页；《三国志·魏书六》，第189页。
[77]《后汉书》卷八，第358页；《后汉书》卷七二，第2323页；德克雷斯皮尼：《汉朝的末年》，第54页以下。
[78]《后汉书》卷六十下，第2005页。
[79]《后汉书》卷九，第367页；《后汉书》卷十下，第450页；《后汉书》卷七二，第2324页。
[80]关于霍光，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伦敦，1974），第68页以下、113页以下；以及本书第2章《王朝的混乱》。
[81]《后汉书》卷九，第369页以下；《三国志·魏书一》，第5页以下。
[82]《后汉书》卷九，第369页以下；《三国志·魏书一》，第7页。关于董卓之焚毁洛阳，见《后汉书》卷七二，第2325页以下。毕汉斯：《东汉的洛阳》，第89页。
[83]《后汉书》卷七九上，第2548页。
[84]关于这个时期历史编纂学的复杂性，见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1卷，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26（1954），第21页以下；以及雷夫·德克雷斯皮尼：《三国志》（堪培拉，1970）。这个时期的许多材料都来自私家著述，它们都是旨在为某些著名的个人的野心服务的。
[85]《后汉书》卷九，第371页以下；《后汉书》卷七二，第2329页以下；德克雷斯皮尼：《汉朝的末年》，第90页以下。
[86]《后汉书》卷九，第377—379页；《后汉书》卷十下，第452页。
[87]关于孙策，见《后汉书》卷九，第377页以下；以及《三国志·吴书一》（卷四六），第1101页以下。关于袁绍和刘表，见《后汉书》卷七四下，第2409—2418、2419—2425页。关于袁术，见《后汉书》卷七五，第2438—2444页。
[88]《后汉书》卷八，第349页注1；《后汉书》卷七五，第2435页；以及下面第　16章《后汉书时期哲学的衰颓》。
[89]关于这一隐喻的应用，见班彪的文章《王命论》，载《汉书》卷一○○上，第4209页（狄百瑞等人编：《中国传统的来源》〔纽约和伦敦，1960〕第1卷，第177—178页）。
[90]《三国志·魏书一》，第13页以下；《三国志·魏书六》，第194、209页。
[91]《三国志·魏书一》，第19页。
[92]《三国志·魏书六》，第212页；《三国志·吴书一》（卷四六），第1101—1109页。
[93]《三国志·魏书一》，第23、28页以下。
[94]《三国志·蜀书二》（卷三二），第817页以下。
[95]《三国志·魏书一》，第30—31页。
[96]《三国志·魏书一》，第30页；德克雷斯皮尼：《汉朝的末年》，第253页。
[97]《三国志·魏书一》，第13—14、26页。
[98]这部史书己传世，名为《汉纪》。他把材料安排成这个样子，前汉（也包括后汉在内）的历史乃是其历代皇帝不断积累功德所致。荀悦意在说明，汉朝的累世功德超过了它的任何臣下——其中也包括曹操。见陈启云：《荀悦（公元148—209年）：一个中世纪早期的儒家的一生和反省》（剑桥，1975）；以及下面第15章《荀悦：人的局限性和向真理接近》。
[99]《三国志·魏书一》，第37—49页。关于非刘氏不许称王的叙述，见第2章《地方组织》。
[100]《三国志·蜀书二》（卷三二），第884页以下。关于公元219年的这一讨论，见《三国志·魏书一》，第52—53页注2。
[101]《三国志·魏书一》，第36—45页；《三国志·魏书八》，第263—265页；《后汉书》卷九，第389—390页。
[102]《三国志·魏书一》，第50页；《三国志·蜀书二》（卷三二），第884页。
[103]《三国志·魏书二》，第60页。
[104]《三国志·魏书二》，第62页以下。《三国志》的注详细征引了不见于其他形式的著作（关于这些文件的情况，见德克雷斯皮尼：《三国志》）。又见《后汉书集解》（卷八，第11—12叶）中的引文；以及卡尔·莱班：《天命的操纵：公元220年曹丕即帝位所隐含的天意》，载《古代中国：早期文明研究》，戴维·罗伊和钱存训编（香港，1978）。
[105]《三国志·魏书二》，第76页；《三国志·蜀书二》（卷三二），第887页以下。
[106]《三国志·吴书二》（卷四七），第1134页。
[107]这是罗贯中（约公元1330—约1400年）的《三国演义》开头的一句话。它的英译文见C.
H.布鲁伊特-泰勒：《三国演义》（上海、香港和新加坡，1925；普及本，1929）；关于它的节本，见莫斯·罗伯茨：《三国：中国的史诗剧》（纽约，1976）。
[108]关于从公元前113年起汉代诸帝的年号问题，见上面第2章。关于“太初”的年号，见鲁惟一：《危机和冲突》，第17页以下。
[109]见上面第2章《世纪之末的风气》。
[110]见莱班：《天命的操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