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75部分在线阅读

[111]关于这个问题，可看此处注释，以及第3章《内战》。
[112]见安娜·K.塞德尔：《汉代道教中对老子的神化》（巴黎，1969），特别是第58—84页。关于这些运动的一个初期例子（公元前3年），见鲁惟一：《通往仙境之路：中国人对长生的追求》（伦敦，1979），第98页以下。
[113]《晋书》卷一○一，第2649页。这里所写的某些术语是用的比较好懂的对应字眼。例如“神圣的器皿”（holy
vessel，神器）通常是指御玺；这即是帝位的象征：“蜀”，处于中国的西南部。
[114]《晋书》卷一○一，第2649页。
[115]《后汉书》卷九，第391页。
[116]关于对这两个皇帝的赞誉，见《后汉书》卷二，第124—125页；以及《后汉书》卷三，第159页。关于王夫之的意见，见《读通鉴论》卷七，第198—199页。
[117]关于公元219年的这一次讨论，见《三国志·魏书一》，第52—53页。关于对后汉诸帝品质的论述，见《后汉书》卷九，第370页；《后汉书》志第九，第3197页。关于褒贬之词均载《后汉书》卷四一八的《论》中，以及《后汉书集解》卷六，第13—14叶。又见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七，第201—211、224页。“桓灵”一词的用法可能追溯到公元223年诸葛亮的一道表章（见《三国志·蜀书五》〔卷三五〕，第920页）。
[118]《资治通鉴》卷六八，第2173—2174页；德克雷斯皮尼：《汉朝的末年》，第356—358页。
[119]赵翼：《廿二史劄记》卷四，第15叶。
[120]例如见《春秋繁露》卷十二，第9叶上说：“君为阳，臣为阴”；以及《白虎通义》卷四上，第1叶（张朝孙　〔音〕：《白虎通》第2卷，第592页）：“阳唱阴和。”
[121]这个表形成了《五行志》，即《后汉书》志第十三—十八。
[122]《三国志·魏书二》，第58、80页。
[123]欧阳修：《欧阳文忠公全集》卷十七，第5页。
[124]这句话见于何焯对《后汉书》卷七八的标题《宦者列传》所作的评论；见《后汉书集解》卷七八，第1叶。
[125]例如见福兰格：《中华帝国史》（柏林，1930—1952）第3卷，第415页以下；以及赖肖尔和费正清：《东亚：伟大的传统》（伦敦，1958），第125页以下。
[126]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第155页；以及上面第3章《宦官的作用》。
[127]例如见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的农民战争及其纲领口号的发展》，载《历史研究》，1959.
4，第45—59页；以及漆侠：《秦汉农民战争史》（北京，1962）。关于西方作者对于这个问题的论著，见维尔纳·艾希霍恩：《太平和太平教》，载《东方学研究所通报》，5（1957），第113—140页；罗尔夫·斯坦因：《论公元2世纪道教的政治一宗教运动》，载《通报》，50（1963），第1—78页；詹姆斯·哈里森：《共产党人和中国农民叛乱（关于中国人重写历史的研究）》（伦敦，1970）。
[128]《后汉书》卷七十一，第2299页。
[129]《三国志·魏书一》，第10页注2。
[130]“季汉”之用于蜀汉，其证据见于《三国志·蜀书五》（卷三五），第927页；以及《三国志·蜀书十五》（卷四五），第1079页。以“中汉”指后汉，见《三国志·魏书二十一》，第601页注1；《三国志集解·魏书二十一》，第11叶；以及《三国志·蜀书十五》（卷四五），第1080页。
[131]《晋书》卷一○一，第2649页。
[132]《晋书》卷一○一，第2652页；《晋书》卷一○二，第2679页。
[133]《晋书》卷一○二，第2661页。“应乾受历”之说在600年以后又用过一次，那是另一个国号“汉”的王朝用的，其“汉”帝可能是阿拉伯人。
[134]《晋书》卷一○二，第2673—2674页。
[135]《晋书》卷一○三，第2684—2685页。
[136]《晋书》卷七，第181页；《资治通鉴》卷九六，第3017页。
[137]《宋书》卷一，第1页以下；《宋书》卷三，第60—61页。
[138]《梁书》卷五六，第859页；又见小威廉·T.格雷厄姆：《庾信的〈哀江南赋〉》（剑桥，1980），第11页。
[139]《旧五代史》卷九九，第100、136页；《新五代史》卷十，第63、65、70页。
[140]《明史》卷一二三。
[141]《晋书》卷八二，第2145页。关于正统论的整个问题，见　B.
J.曼斯维尔特·贝克：《中国的真正皇帝》，载《莱顿汉学研究》，W.
L.艾德玛编（莱顿，1981），第23—33页。关于近年来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见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香港，1977）。关于晋王朝认为必须保持它是合乎正统的这种信念，其情况可见迈克尔·C.罗杰斯：《苻坚编年史：标本历史的个案研究》（伯克利和洛杉矶，1968），第51页以下。
[142]《正统论下》，载《欧阳文忠全集》卷十六，第3—4叶。
[143]《资治通鉴》卷六九，第2185—2188页（方志彤：《英译〈三国志〉》〔麻省，坎布里奇，1952—1965〕，第45—48页）。
[144]用于公元264—280年和420—589年的小号字，可见于《通鉴纲目》的任何版本中。朱熹为此所举的理由见于他的书中引言部分的凡例中和序中。
[145]关于曹魏王朝是否正统的问题，在明代1520年代所谓礼仪之争中也起过作用。在这次辩论中，皇帝的反对者引用了公元229年魏明帝的一道诏令作为权威典范来支持他们的论点，但是他们的论敌却否认这一点，认为魏王朝的正统性实在可疑。1060年代也有一次这样的辩论，把桓、灵二帝视为权威的典范，但这一主张被司马光愤怒地予以驳斥，因为他认为这是两个“昏庸之君”。换句话说，前一王朝的合法性和个别从前皇帝的形象会在后来的政治斗争中被用来作为权威的模式而给人以影响。见卡尼·托马斯·费希尔：《明代大礼的争论》（密歇根大学学位论文，1971），第42—43、72、223、241页，以及第281页注59。
第六章　汉朝的对外关系[1]
汉代中国的世界秩序：理论与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