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759部分在线阅读

[70]潘镜若：《三教开迷归正演义》（藏于天利大学图书馆，约1612年版），第13卷，第35a页。
[71]酒井忠夫：《中国善书的研究》，第1章。
[72]酒井忠夫：《中国善书的研究》，特别是第3章。
[73]A.伯林：《林兆恩的三合一宗教》，第46—47页。明太祖的文章，收录于《御制文集》（1627年），第1卷，重刊于《金陵梵刹志》，葛寅亮编（南京，1672年；影印本，南京，1936年）。
[74]秋月观映：《中国近世道教的形成》，第248—249页。
[75]秋月观映：《中国近世道教的形成》，第4—5章。
[76]秋月观映：《中国近世道教的形成》，第195页以下。秋月记载了酒井忠夫与吉冈义丰之间的一场论战，争论内容是这一文本是否就是道教的净明道传统。
[77]秋月观映：《中国近世道教的形成》，第186—187页。此经为《道藏》第756册，太上老君的誓言载于第四节。
[78]秋月观映：《中国近世道教的形成》，第183—185页。
[79]秋月观映：《中国近世道教的形成》，第750页。
[80]秋月观映：《中国近世道教的形成》，第149—153页。
[81]秋月观映：《中国近世道教的形成》，第2—3、174页。
[82]秋月观映：《中国近世道教的形成》，第175页。
[83]秋月观映：《中国近世道教的形成》，第131—136页。
[84]白玉蟾：《玉隆集》，收于《修真十书》，第34卷，第8ab页，《道藏》，第128册。
[85]秋月观映：《中国近世道教的形成》，第5页。
[86]柳存仁：《明代思想中的道教自我修炼》，见《明代思想中的自我和社会》，狄百瑞主编，第310—318页。
[87]伯林：《三合一宗教》，第131页。
[88]伯林：《三合一宗教》，第108—116、26—27页。
[89]维多利亚·B.卡斯：《〈金瓶梅〉中的末世论：道教的模式》，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印第安纳大学《金瓶梅》研讨会，1983年5月。
[90]安东尼·B.于编译：《西游记》（芝加哥，1977年），第1卷，第37页。
参考文献介绍
本卷个别章的主旨内容范围甚广。提供这些章的现存的原始史料及第二手的学术论著，其复杂和详简程度也不大相同。本卷各章都在其脚注中提供了主要的史料和重要的第二手著作。但有的章具有多得不寻常的文献，因此作者们在下面的书目评注中提供了他们在各自学术领域中所掌握的材料的指南。
4.明朝与亚洲腹地[1]　作者：莫里斯·罗萨比
尽管傅吾康和其他学者指出了《明实录》的种种不足，但它们是明代与亚洲腹地的最重要的原始史料。日本学者通过选录和编辑有关蒙古、满洲、西藏、西域和中亚的中文名称，方便了人们对浩如烟海的《实录》的材料的使用。他们还采撷了《李朝实录》中关于朝鲜和满洲的材料。我在拙作《明代中国与哈密和中亚的关系》中初步分析了这些史料的价值。
较后期的综述提供了有关明代对外关系的有价值的信息。正史《明史》载有明王朝与其北邻和西邻关系的完整的记载，而按《实录》的编年体裁撰写的《国榷》往往记载在其他史料中找不到的材料。官方的地图，即《大明一统志》和《寰宇通志》以及诸如《广舆志》和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等私刻地图，通过提供有价值的经济数据对历史作了补充。《大明会典》论述了专门与外国人打交道的制度和规定，《四夷馆考》则使读者大致了解会同馆的情况，后者为受权培训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专家的机构。《明书》为一部王朝史形式的私人著作，《明会要》为论述王朝制度的著作，两者对了解明代对外关系的总的情况很有价值。
关于明代与亚洲腹地的更专门的著作给历史中总的图景增添了极有价值的材料。金幼孜的《北征录》和《后北征录》和杨荣的《北征记》记载了永乐帝对蒙古人的五次征战；李实的《北使录》、杨铭的《正统临戎录》和袁彬的《北征事绩》提供了正统帝被瓦刺蒙古人所俘的第一手生动的记载。萧大亨的《北陆风俗》是16世纪后期有关蒙古人风俗的珍贵的材料，此书已被司律思翻译，载于《华裔学志》，10（1945年）。陈诚的《西域番国志》是他于15世纪早期在中亚的游记，部分内容已被莫里斯·罗萨比翻译，载于《明史研究》，17（1983年秋季刊）。徐缙的《平番始末》和马文升的《兴复哈密记》载有15世纪晚期和16世纪早期征战吐鲁番的详细记述。马文升的《抚安东夷志》提供了明代与女真人关系的材料。
亚洲腹地诸民族论述明代的史料很少。蒙古的一般历史，如《俺答传》（查尔斯·鲍登译成英文）和《额尔德尼传》（I.J.施密特的《东蒙古史》[圣彼得堡，1829年]中有译文，约翰·R.克鲁格尔在1967年的《蒙古学学会不定期论文集》中有部分译文）对明代与蒙古人的关系只提供了极少的细枝末节。还没有论述中国的女真人的重要著作。
论述明代亚洲的日本的第二手著作是引人注目的。日本学者除了采撷《实录》和历史丛书作出各种索引外，尤其关心明—蒙古和明—女真的关系。和田清、田村实造、荻原淳平、羽田亨和其他日本学者的著作对了解明代蒙古人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关于这方面，日本学术著作的有帮助的指南包括：冈本芳次（音）的《战后日本满蒙史研究》，载《华裔学志》，19（1960年）；理查德·T.王的《1961—1981年日本的明代研究：分类书目》（明尼阿波利斯，1985年）。神田纪一郎（音）对陈诚和会同馆的研究、松村涧关于哈密和和田的论文以及谷光隆关于茶马贸马的著作称得上是日本对明代与中亚关系研究的重大贡献；而江岛寿雄、旗田巍、福叶岩吉（音）、河内良弘、鸳渊一，特别是园田一龟，都撰写了论述女真人的有权威性的著作。
西方对明代与亚洲腹地关系方面的成就是显而易见的。如要查阅蒙古人、中亚人和女真人以及从事边防的中国官员的传记，《明人传记辞典》是一部很好的启蒙工具书。波科提洛夫、傅吾康、思律司的著作增加了我们对这个时期蒙古人的了解。司律思和莫里斯·罗萨比撰写了女真人之间的发展。罗萨比、V.V.巴托尔德的著作和麦特拉的《到中国的波斯使者》已经对中亚作了报道。埃利奥特·斯珀林的博士论文《明初期对西藏的政策》（1983年）论述了明代和西藏之间相对稀少的接触。
5.明代中国与朝鲜的朝贡关系　作者：唐纳德·N.克拉克
明代和朝鲜关系的史料按语种和时期分类。在朝鲜一方，主要的文献为古汉文。它们包括：《高丽史》，一部中国风格的历史，1454年发行，内有在朝鲜对外关系中活跃的人的事件和传记；《高丽史节要》，涉及的内容大部分相同，但多少被浓缩并按年代加以组织。头面人物的传记也用汉文编写，它们常常收于这些人的文集中。这些传记可在《明人传记辞典》所引材料，以及房兆楹的《浅见图书馆》和其他参考材料中见到。[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