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851部分在线阅读

五天以前，一群英国水兵在一个称为尖沙嘴的小村酗酒行乐，在那里劫掠一个庙宇，并用棍棒殴打几个中国农民。有一个名叫林维喜的农民因胸部受重伤于第二天死去。犯罪一方应受惩治，但他是被哪个水手杀死的呢？是应作杀人罪还是作误杀罪起诉？关于个人责任的问题使英国人感到烦恼；但林则徐坚持他的论点，他对义律说：“若杀人可不抵命，谁不效尤？倘此后英夷殴死英夷，或他国殴死英夷，抑或华民殴死英夷，试问义律将要凶手抵命耶？抑也可以不抵命？……查义律既系职官，自有此案之后，两次亲赴尖沙嘴，查讯多日，若尚不知谁为凶手，是木偶之不如，又何以为职官？”[31]按照中国行政官员的标准，义律显然不够格，不过他至少是在尽责保护皇家海军的现役士兵。事实上，他完全是按先例行事的。林维喜凶杀案件只不过是中国人和西方人在刑事裁判权问题上不断发生冲突的另一个例子罢了。
与当时西方的观点相反，中国法律是非常合乎人道的。预谋杀人犯处以斩首，杀人犯处以绞刑，误杀罪需给予赔偿，自卫杀人者则不予追究。但是在一次闹事中发生的人命案究竟是杀人罪还是误杀罪，欧洲要员和中国当局之间对此很难取得一致意见。中国人通常坚持是杀人罪。顺便说一句，在19世纪初，在英国偷一个先令以上就处以死刑。[32]但从欧洲人的标准看，中国人对罪的解释常常不免于主观臆断。例如，在1784年，在港脚船休斯夫人号旁放礼炮时，偶尔炸死一个旁观的中国人。不可能说是哪个炮手的罪过，但中国人一定要捉拿罪犯，使犯下罪行不致不受惩处。在中国人看来，行为远比动机重要，正像纠正冤案要比惩罚制造冤案者更加重要一样。像《复仇法》中所说的“以命偿命”的原则那样，这就是希望用罪犯的生命抵偿被害者受损害的灵魂，来恢复正义世界的道德平衡。因此，当休斯夫人号的大班不能交出犯罪炮手时，便把他作为“替身”抓了起来。最后，有个不幸的炮手被交给中国人正了法。1821年，同一类的事情又发生在美国船上的一名无意中犯罪的意大利船员泰拉诺瓦身上，所以到19世纪30年代，西方人决定不向中国地方当局交人，除非此人已经受到本国人民的审判，并明白无误地证明他确已犯了杀人罪。
林维喜案件不仅象征着治外法权争端，而且成了1839年那个炎热夏天加剧紧张形势的主要刺激因素，当时英国人和中国人在澳门关卡两边互相猜疑地看着对方。结果，英国人没有交出凶手，于是林则徐开始担心，认为只要英国人安然留在澳门，他们总是要在这个问题和具结问题上继续反对他。因此，他于8月15日采取了进一步抵制商馆的措施，切断了对澳门的农产品给养，同时向附近城市香山又增派2000名军队。于是，葡萄牙人很快屈服，命令英国人离开澳门；8月24日，义律和他的同胞登船渡过海湾在香港附近海面抛锚。这时林则徐认为，他可以顺利地利用清初的海禁措施。8月27日，他奏陈皇帝说：“毫无疑者，虽其船内糗粮不乏，而所嗜之肥浓燔炙，日久必缺于供。且洋面不得淡水……此一端即足以制其命。”[33]为了不使英国人登陆获得食物，水师和重新招募的水勇封锁了沿海交通线。由于供应减少，义律变得不顾一切了。9月4日，他率领一个小船队来到九龙，告诉当地的清朝船队管带，如果30分钟内不提供食物，他将击沉他的船队。当时限一过，便开炮击溃了中国船队。
这仍是第一次不宣而战的炮击，但当义律在等候英国的训令时，这次炮击并没有弄得林则徐迟疑不决。不仅这次交火详情不明，而且这位中国钦差大臣还确信，有少数英商为了恢复商业的目的会甘愿具结。义律本人从一开始就认为，对英商来说，仅仅治外法权原则似乎并不比他们的利润更重要；特别是如果他们的竞争者美国商人得到了他们一年一次的茶叶合同时情况就更是如此。因此他请求美商，为了他们与英商将来的共同利益，希望他们与英商一起离开广州。而领导北美商人的福布斯回答说：“我来中国不是为了疗养和寻欢作乐，只要能卖出一码布或者购进一磅茶叶我就要坚守岗位……我们美国公民没有女王来担保补偿我们的损失。”[34]英商刚离开广州，美商立刻就大发横财。未曾染指于鸦片的英商从香港停泊地听到此消息后，开始对义律的封港感到不安，最后，九龙事件刚刚发生之后，担麻士葛号逃出英国船队，该船承销人签具了一项鸦片甘结。不久，从爪哇运米至此的皇家萨克逊号也起而效尤。
在林则徐看来，这清楚表明，保护这种不正当鸦片利益的只是义律一人。所以林则徐散发了致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一封公开信，从道义上恳求她制止鸦片贸易，并且相信英国政府是受了义律的欺骗并被引入了歧途。[35]现在，正像他所预言的那样，其他未参与走私但又贪图利润的英商，是会回到广州服从官方控制的。杀人案虽仍未解决，但只要派水师提督关天培的水勇登上停泊于香港的某只商船，随便捉拿一个外国人作为人质来代替被义律包庇的真正罪犯，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结案。当关天培的由29艘清帝国战船组成的船队开始集合和准备袭击虎门通道附近的穿鼻时，义律认为它们正在准备攻击在他旗帜之下的五十多只商船。因此他于1839年11月3日驶船逆流而上，想驱散中国船队。正当两路战船进入对抗状态时，皇家萨克逊号的水手们无意中恰于此时驶往广州。为了加强封港，英国兵船窝拉疑号立即对着这只商船头部发出一发炮弹。水师提督关天培即予干预，甚至也许是为了保护皇家萨克逊号，这时义律的炮口便转向了中国船只。经过短时间和毁灭性阻击，四只中国船被击毁，关天培的船队被驱散而驶离战场；这样就结束了后来所称的穿鼻战役。
但是，中、英两国任何一方都仍未正式宣战。道光帝虽获悉发生过这次海战，但并不知道打了败仗，所以他认为，无需为追究杀害农民林维喜的凶手和鸦片具结之事而再事争论了。相反，现在应是停止和所有这些讨厌的英国人打交道并把他们永远赶出中国的时候了。毫无疑问，这是能够轻易做到的，因为他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向他解释说，外夷战船太大，不能驶入中国江河，而且他们的士兵不能上岸作战。“且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其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36]
实际上，英国人占绝对优势。他们的印度基地可以提供现成的军队和军需，在中国海岸上，他们拥有像吃水浅的铁甲轮船复仇女神号那些在当时是最新式的武器，这种炮舰能够很容易地把炮口转向河流上游的城镇。他们的野战炮射击准确，火力猛烈，杀伤力强。步兵的滑膛燧发枪本来就比中国的火绳枪有效得多，何况这时又正被有击发装置的滑膛枪所代替。甚至他们的战术也较好。中国人只擅长围攻战，他们坚守沿岸固定的要塞阵地，炮口固定在朝向敌人从正面发动主攻的方向。但是英军在海军炮火支援下，总是一次又一次地以经过训练的、准确的密集队形从侧翼攻击，以便夺取炮台或者突破敌方阵线。
与此相对照，清帝国的军队都不满员，训练极差。军队是从满、汉、蒙二十四旗中抽调来的，他们都是些懒散的驻防部队，驻扎在全国各地的战略要地，统率者都是满族将领（鞑靼将领）。同时绿营汉军（从组织上说，这支军队是从17世纪征服大部分中国的陕西和奉天部队演变而来）虽然分为陆军和水师，由各省统帅指挥，但实际上没有十足的兵力。花名册上净是弄虚作假；为了应付点卯，就匆忙地招募市场的苦力；也举行定期军训，但重在观瞻而不讲究实际，注意搞戏剧舞蹈的剑术程式动作。每当发动大战役时，原由互相猜忌的各地指挥官分别统率而互不配合的部队必须置于一个统帅统一指挥之下，而这位统帅常常是对他所领导军队的特点竟是毫无所知的非军人。在实际战斗中，队伍很可能不是开小差就是劫掠农村，结果使本国人而不是使敌人害怕他们。
在这次战争期间，为了补救这些弱点曾作过各种尝试。一个办法是招募乡勇。林则徐特别强调在广东招募乡勇，因为他深信，这些乡勇单凭其一股“热情”几乎可以打败一切敌人。[37]为了节约军费开支，道光帝在1840年把招募乡勇的任务扩大到其他沿海省份；但许多非正规军是原先的匪徒、盐贩或者利用自己的军衔鱼肉本地农村的强盗。另一个办法是采用道家法术和中国寺院的拳术，以改善军队在西方炮舰和大炮面前软弱无力的状态。例如，武术教师们宣称自己在水下不用呼吸可以呆上10个小时，因而便雇用他们藏在河底去英国船底下凿洞。[38]有少数中国人还拼命钻研特殊方法，甚至试图采用西方的武器和战术。林则徐从欧洲人那里购来数百支枪和一条用于军事训练的外国船。他还使人翻译西方的新闻报道以推测敌人意图。[39]但是当时的大部分官员却自觉地认为，这种做法是对中国至高无上的文化的可耻背叛。
当清朝对鸦片战争的最初枪声尚无痛切之感时，危机消息已传到英国。义律早在他的公文报告中竭力使伦敦确信，采取“紧急有力措施”[40]以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和迫使林则徐一派下台的时机已到。英国商务监督的意见则与义律相对立，他确信支持这次危机的只是钦差大臣林则徐一人。义律错误地认为，如果能依靠民众的支持来炫耀一下军事力量，就可使北京不信任林则徐，从而随着他的撤换就可达成谅解。但是巴麦尊的打算还远不止此。辉格党中的“前进派”不断提高调门。广州最富有的商人维廉·查顿博士已在1839年1月回到伦敦，及时利用了这次因没收鸦片问题所引起的争论。他作为一个受两万元战争基金补贴的商人代表团的头目，支持展开了一场巧妙的散发时文小册子的宣传战，把“包围商馆”事件描绘为另一个加尔各答军牢，是对维多利亚的圣经——即女王陛下的旗帜——的不可容忍的侮辱。他在联合英国中部三百家纺织商行要求巴麦尊干预广州事务方面也起了作用。查顿在10月26日私下会见巴麦尊时对他所希望的干预要达到的程度概述如下：封锁中国港口以索取赔款；签订公平的贸易协定；开放四个新港口；占领香港等几个岛屿。就在这天，巴麦尊已不必再要人们去催他了。因为在八天以前他已传消息给义律说，远征军在明年3月就可到达中国以封锁广州和位于北京南面的北河。因此，查顿的建议受到欢迎。的确，从那时起，巴麦尊经常请求该豪商的伦敦分行提供情报；后来策划以长江为界分中国为两半的策略也同样受到了鼓励。在以后四个月中这些计划不断予以充实，直到1840年2月20日为止，那时巴麦尊正式委派了两个人全权领导这次远征，即义律及其堂兄弟商船队长懿律。他们受命要为商馆被围事索取“赔偿”；为鸦片损失获得赔款；索还所有行商的债务；撤销公行；赔偿整个远征行动的花费；要求割让一岛屿以保证英商的安全。为了迫使中国人答应所有这些要求，中国各主要港口应予封锁，占领杭州海湾外宁波附近的舟山作为保证。
议会尚未作正式磋商。因此在1840年4月7日，反对党托利党人指出，这场不义战争是由女王的鼠目寸光的现任顾问们引起的。内阁中一位最年轻的阁员，也是伦敦社会的一个红人托马斯·巴宾顿·马可黎替辉格党作了答辩。他向议员们宣称，被封锁在广州的英国人是：
属于一个不习惯于接受失败、屈服或耻辱的国家；他们属于一个必将强迫虐待其子民者交付数量令人震惊的赔款的国家；他们属于能使阿尔及利亚的贝依在其受辱的领事面前赔礼道歉的国家；他们属于为普拉塞原野军牢的受害者报了仇的国家；他们属于自从伟大护国公发誓要使英国人享有从前罗马公民所享有的同样声誉以来一直没有衰败过的国家。他们知道，他们虽然被敌人包围，被汪洋大海和大陆隔绝而孤立无援，但谁也不能损害他们的一根毫毛而逍遥法外。[41]
总之，他表达了一句拉丁格言的思想，即我是罗马公民！对此，另一位年轻而大有前途的托利党人格兰斯顿做了如下回答：
我不知道而且也没有读到过，在起因上还有比这场战争更加不义的战争，还有比这场战争更加想使我国蒙受永久耻辱的战争。站在对面的这位尊敬的先生竟然谈起在广州上空迎风招展的英国国旗来。那面国旗的升起是为了保护臭名远扬的走私贸易；假如这面国旗从未在中国沿海升起过，而现在升起来了，那么，我们应当以厌恶的心情把它从那里撤回来。[42]
但是，巴麦尊否认他的政府支持这种不法的鸦片贸易，以此手法巧妙地转移议会辩论的中心。他坚持说，他们所希望要做的一切只是为了保证将来贸易的安全和英国公民的安全。应该记住的一件重要事情是英国已经受到了侮辱。这样，托利党的反战决议案只以五票之差被否决，但这并不足以安慰相距半个地球之远的清朝。
战争的第一阶段
正式鸦片战争的第一阶段是从1840年6月开始一直延续到1841年1月。英国的策略是明确的：绕过广州向北行进，占领舟山岛，然后驶向天津附近的北河口，递送巴麦尊致清帝的照会。到6月21日，16艘英国战舰、4艘武装汽艇和28艘载有4000英军的运输舰集合在澳门沿海以外。一小部分兵力留在后边封锁广州，其余兵力立即开赴浙江。大部分广州人认为，英国人已经被钦差大臣林则徐新建的海岸炮台吓跑了，但是在7月5日英国舰队在舟山岛海外重新出现。一开始，当地下级官员以为这些船只是来通商的，所以该小港的居民想到会大获其利而非常高兴。[43]接着英国海军司令官伯麦爵士却要求这个城市投降。当中国总兵拒绝投降时，舟山就遭到9分钟的炮击。然后英国军队登陆，通过被摧毁的建筑物和尸体，没有受到任何反抗就掠夺并占据了这座城市。
巴麦尊原来希望以攻占舟山使中国人震惊而立刻投降。事实并非如此。由于舟山戍军是被英国海军大炮击溃的，所以这个岛的失陷并未能消除关于英国人不能登陆作战的荒诞想法。此外，很多人最初以为，舟山失陷严格说来只是把附近的宁波开放给英国人通商的计划的一部分；因为在战争的这一阶段上，英国人仍被仅仅看作是海盗贸易者，而未被严重地看作潜在的征服者。然而，这种安全感一俟英国舰队驶向北河口时就消失了。8月9日，军机处接到关于英国船只沿海岸线北驶的报告时，陷入一片混乱。道光帝与其满族近臣开始感到英国人甚至可能想攻占北京城池。必须不惜任何代价使他们从能打击首都的距离处撤退。因此在8月30日，当英国人就要强行通过守卫北河口的大沽炮台时，一位名叫琦善的使节同意在岸上接待英国全权大使并开始举行谈判。
决定进行谈判，与其说这是结束了林则徐的“慑服”外夷的政策，不如说是否定了林则徐本人。巴麦尊的信如此怒火中烧地攻击了这位钦差大臣，致使朝廷认为，只要把林则徐撤职就会使英国人感到完全满意。这并非是难以作出的决定，因为清帝本人也认为林则徐做事鲁莽灭裂而大为恼火。他不是在需要坚决性这一点上与林则徐有分歧；他所不满意的是，尽管林则徐反复乐观地预言英国人不会或不能打仗，可是南方局势突然恶化到使这位钦差大臣失去了控制。使清帝心烦的并不是“战争”，而是“叛乱性”的敌对行为从一个省竟然转移到了帝国的心脏。这时清帝希望知道，林则徐答应迅速而妥善地解决鸦片问题的种种诺言究竟何在？
汝言外而断绝通商，并未断绝，内而查拿犯法，亦不能净尽，无非空言搪塞，不但终无实济，反生出许多波澜，思之曷胜愤懑。[44]
林则徐试图把战争的罪责推卸给义律。他指出这位英国商务总监犯了罪，承认做了丢脸的事而自动交出鸦片，可是他又欺骗自己的政府，说鸦片是被非法没收的。（后来清帝令琦善调查此一辩解之词，琦善否定了它。）战争是事件的必然结局，而且现在战端终于来临，那便要由他林则徐来负全部责任了。他所请求的就是任命他去收复舟山，把英国人赶出去，不惜任何代价来对付外夷。因为在他看来“抑知夷性无厌，得一步又进一步，使威不能克，即恐患无已时”。[45]也许清帝可能私下同意这种估计，[46]但是，他不再认为林则徐可称此职。无论如何，停泊在大沽口的英国人要求撤这位钦差大臣的职。因此在9月4日清帝下诏道：
上年，钦差大臣未能仰体大皇帝至正之意，措置失当。现已逐细查明，重治其罪，定能代伸冤抑。[47]
林则徐直到1841年5月3日才离广州受审。7月1日他被判决充军到地近中亚的俄国边境的伊犁。然而，在1845年，他又被召回授予要职；此后效忠清帝达五年之久才病逝。
任何一个处在林则徐地位的官员都会同样地遭到失败和受到处分。在这些年间，对钦差大臣的每一次任命都体现着清帝的这样一个决心：在不损害他自己所提条件的情况下保持和平与秩序。因此，鸦片战争的历史就是这种决心受到英国人反复打击的过程。最后，清帝的这个愿望终将破灭，但是在此以前，他派的代理人员面临着一种矛盾的要求：既要讲和，又不许让步。这就是林则徐进退维谷的处境及其继任者的悲剧之所在。
被选出来代替林则徐的琦善是博尔济吉特氏族的一位侯爵，他担任着令人羡慕的直隶总督之职，而且是中国最富有的人士之一。他是一位很有教养的学者，也是一位知名的善于斤斤计较的官员；向北京转呈巴麦尊的照会的就是他。到这时清帝才不得不承认英国人的不满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不满应归之于他们受到的那种待遇，不应归之于与他们的关系的性质本身。归根到底，他们的基本要求是完全办不到的。割让一个岛屿吗？那是荒唐的。要开放几个新港口吗？那是违反“日制”的。要偿还行商欠债吗？政府并未挪用商业款项。赔偿鸦片价款吗？它本来就是违禁品。由于没有先例，清帝也就不能与这些前所未闻的敌人进行谈判。反之，他反复强调说，当务之急是排除这场危险，使夷兵返回广东。这就只有靠琦善的伶牙俐齿来诱使英国人回到南方去之一法了。
琦善本人的确也意识到帝国面临种种危险，因此一再试图使清帝了解，从18世纪以来外夷问题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急剧变化。但他只是有了表面的认识。他看到中国正在进入一个熟悉本国历史的学者们为之痛心的外患频仍的漫长时期；但是他又认为，必须以某种方式迫使英国人重新回到一种稍微新颖而又是按常规形成的外夷管理制度中去。目前，他不能轻率地作出清帝禁止作出的让步，但至少他必须想出权宜之策来使英军离开天津。琦善十分坦率地向军机处说明，要做到这点就得用“绥抚”之法，即变相的纳贡方法，它实际上变成了以后十年中对外夷实行“羁縻”政策的第一步。由于这政策强调要用灵活的阿谀逢迎辞令来密切与外夷谈判者的个人关系，进而产生一种个人义务，所以这种做法也是中国社会习惯的一种表现形式，即依靠私人之间的感情来缓和政治集团之间或者经济集团之间的对立的原则冲突。这种政策一般被认为是琦善施用于英国人，又被后来的外交政策专家耆英所充分发展。它在这两种情况下只能成功地拖延因双方目的不同而形成的冲突的最后解决；因为英国使者以一种被出卖的愤懑心情得悉，这些阿谀奉承的中国外交官员们一方面佯称是他们的朋友，另一方面却又向北京陈情说，要克服对那些必须打交道的性格粗野而形体污秽的外国人的自然憎恶心理实在很困难，这时就使英国人更加感到不愉快了。但这个办法暂时还行得通。1840年9月17日，琦善可以把英国战舰将回广州并将在那里完成谈判的事上奏朝廷了。清帝对这消息感到高兴，派琦善本人从陆路南下妥善办理此事。他的足智多谋获得了成功，致使人们感到，与英国人打交道只用智谋就绰绰有余了。
义律和豁律从琦善的和蔼可亲的态度推测到清帝的意旨，他们相信林则徐的“主战派”已被比较理智的人们组成的“主和派”所取而代之。但他们并没有充分地认识到，北方的压力一减轻，清帝的惊恐心就会减退，朝廷中的好战分子就会更加大胆。因此，由义律在12月（他这时是唯一的全权大使）倡议的广州谈判会议向琦善提出了一些尖锐的问题。在北京，一些年轻性急的御史和几位年长的保守官员仍然坚决主张把这些英国人消灭掉。最糟糕的是，有少数几个人背地里暗示琦善本人是一个姑息分子，他受外国人的蒙蔽或者甚至被他们腐化了。可是，英国人在广州以其全部军事优势施加压力以取得具体让步，其中最危险的一条就是准备让英国人占领香港。因此琦善首先是试图使北京认识，广州的军事防御已经危险到了毫无希望的地步。当时他作了一个非常错误的估计。他认为交一笔赔款和新开放一个像厦门那样的港口给欧洲人通商，以此作为交换条件，他最后可以不交出香港，甚而可以从英国人手里收回舟山。他通过强调不把中国领土交给外国人的重要性的办法，希望他的君主相信仅在商业上和钱财上作点让步姿态是无伤大局的。然而甚至在他得到北京消息之前（这两个城市之间的通讯要花一个月时间），英国人已经十分明确地表示他们坚持无论如何要占据香港。义律认为需要使琦善明白他军事上的软弱无力，竟在1841年1月7日命令英军占领了虎门炮台。这时琦善才绝望地认识到，只有虎门要塞才能把英国人与广州隔开。为了避免他认为可能发生的一场屠杀，他无可奈何地于1841年1月20日同意了穿鼻草约。英国人在这项协议中提出的条件是割让香港；赔款600万元；两国官员在平等的基础上直接交往，并且开放广州贸易。义律因胜利而兴高采烈。在他看来，中英关系问题没有过多地流血就已得到完全的解决。然而他的胜利感还是为时过早了一些。当这个草约最后报请审批时，结果两国政府都不愿意接受。
早在1月初，道光帝已经感到英国人“反复鸱张，恐难理喻”。[48]甚至你如此彬彬有礼地对待过这些粗野的人，他们还是要继续进行海盗式的征服，而且甚至敢于进攻广东的要塞。因此，中国人打定主意在谈判中用无休止的辩论拖住对方，从而给南方的官军以重新武装的时间，以便最后征服外夷。1月6日，道光帝命令邻近省份的四千援军开赴广州；并于1月30日派遣了他的堂兄弟奕山率领一支靖逆军去消灭敌人。在琦善同意英国人占领香港两天之后，他收到了这个决定，这使琦善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他发狂地要加以制止。首先，他设法说服驻广州的大部分官员和他共同签署一份送呈北京的奏折，说广州差一点被英军所占领。用陈旧大炮设防的要塞建筑在一些岛上，很容易从背面受敌。自吹自擂的“水勇”（林则徐招募）不是晕船就是必须得些彩头钱才去打仗；而城市里汉奸又多如牛毛。按照穿鼻草约的条款，义律毕竟已同意退还舟山及虎门炮台，因而此时他们将有一个较长的喘息时间来准备清帝要求的“靖逆”工作。但是琦善在那时失去了他的最主要同僚之一的支持。当广州人中间谣传钦差大臣用香港做交易而收了一大笔贿赂时，广东省巡抚怡良向京师奏报了琦善背着他秘密割让香港之事。清帝2月26日看到奏章时勃然大怒。他遂下诏道：“朕君临天下，尺土一民，莫非国家所有。琦善擅予香港。”[49]于是草约被否决（虽然此时英国人实际上已占据了香港），琦善的大量财产被没收。3月13日，琦善戴着镣铐离开了广州。
当巴麦尊接到送回伦敦的穿鼻草约副本时，断定义律把他的训令完全置之不顾。义律既占领了舟山，他已经有条件定出自己的条款，但他却用这个重要基地换来了那个干燥多石的岛屿香港。那时22岁的维多利亚女皇在她致姻亲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的信中说：“中国的事件很使我们懊恼，巴麦尊极其感到羞辱。如果不是由于查理·义律的那种不可思议的、奇怪的举动，我们所要求的一切或许已经到手了。……他完全不遵守巴麦尊给他的训令，却尝试着去取得他能够得到的最低的条件。”[50]
此后，义律被一位做事沉着、52岁的爱尔兰人璞鼎查爵士所代替，后者曾在信德当过几年政治代表。他从巴麦尊得到的训令[51]非常明确。他在占领舟山并且绝对确信与他打交道的那些人都有进行谈判的全权以后，他即着手争取得到以下的让步：赔偿鸦片价款618.9616万元；收回行商欠债300万元；付远征军费用约250万元；至少开放四个新港口；保持香港，以及割让更多供免税卸货的岛屿；每个条约港口均开设英国领事馆；取消公行；以及如果有可能的话，“为了中国政府本身的利益”而解禁鸦片。[52]
赎回广州
璞鼎查虽于1841年5月接到任命，但直到8月他才到达香港。在这段时间，义律面临奉清帝诏令集结于广州的军队。琦善已由三位官员集体接替：一是皇帝堂兄弟奕山，一是满洲贵族隆文，另一位是七十高龄完全耳聋的汉族将军杨芳，后者因在喀什噶尔擒获张格尔而闻名。整个二月份，军队源源进入广州。他们重新建设防守阵地；设置水路障碍；招募地方兵勇；而且广州士绅也被鼓励对他们的城市进行爱国主义的防御。然而第一个到广州的杨芳几乎立刻看到军事形势已毫无希望：中国海军实际上已经崩溃；新城的城墙正在倒塌；佛山铸造厂新铸造的五吨重的大炮没有架设起来；军队也不可靠。
所有这些行动使义律认为，穿鼻草约并没有受到尊重。他再次沿河而上；在击毁沿途一些炮台之后于3月2日到达广州。于是中国代表不得不再次提出举行谈判，俾使广州脱离英国大炮的威胁。杨芳没有别的选择，只得同意重新开放贸易；虽然如此，他在呈送北京的奏章中对这个协议未敢明言，只是暗示了一下。4月14日，三人中的另外两个好战分子到来，致使这种暂时的休战也不能维持下去了。当奕山和隆文开始准备火木排并武装更多的地方兵勇时，杨芳不得不跟着干。于是，义律再次看到休战受到了威胁，并要求中国方面停止这些准备，但没有得到答复。可是就在他采取行动之前，1841年5月21日奕山终于发动了一场歼灭战，他放出燃烧着的木排，顺江而下冲向停在黄浦江上的英国舰队。在随之发生的战斗中，中国战舰被击毁71只，岸上的炮台失守60座。然后在复仇女神号保护下，运兵船沿城行驶送部队登陆；英军占据了广州旧城外北面的高地。省城正位于这些高地之下，从而有完全听任英军野战炮轰击的危险。在那时，中国人已多次违背诺言，英国陆军少将郭富认为他们应该马上前进占领该城。但义律仍然相信他们会得到“未受冒犯的百姓”在感情上的支持，希望使广州免于一场屠杀。[53]这位全权大使当然占了上风。5月27日签订了一项协定，根据这个协定三位中国钦差大臣及一切外省军队都同意退出这个城市，并答应在一周之内交出600万元的“赎金”以使广州免遭破坏。当这个协定付诸执行时，英国人回到他们的船上，等候璞鼎查的到来。
5月份对广州的进攻，对英国人来说并没有直接的军事意义，但对中国人来说就带来了严重的后果。首先，随着这次袭击（其中有掠夺和混乱），平日无赖的本地盗匪和三角洲的海盗变得比以前更加胆大妄为了。[54]两广的大部分地区——特别是两省之间的丘陵边境——几乎迅速被匪帮占据。所以从1841年至1850年社会秩序日益混乱，这实际上触发了太平军叛乱。[55]其次，产生了一种深深影响到中国后来与西方关系的排外传统。当广州北边的英军和印度军等待中国当局来履行赎买协定的条款时，他们在三元里集镇上和集镇附近掠夺了几处庙宇和强奸了几名妇女。这些具体的刺激，再加上广大人民群众对战争的焦虑，促使对外国人的比较温和的那一套陈旧看法变成了恐外的种族主义情绪。其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在5月份的最后两天，当地绅士召集了大约两万名义愤填膺的农民，试图用锄头、镐、铁头梭镖和大刀去屠杀这些外国兵。在严重的起义发生之前，广州知府命令乡绅领袖们遵守停战协定，解散他们的非正规军。乡勇们满怀愤怒地撤退了，他们相信，如果不是官方干涉，他们能够击败敌人。后来的民间传说和官方报告对这个信念又添枝加叶，以致使很多中国人认为，如果允许三元里乡勇去打仗的话，他们的国家确实会打赢这次战争。因为义律威胁着要炮击广州，广州知府这时解散他们是当然的；可是他并未被欢呼为救星，反而被称作是一个“卖国”的怯懦官僚。总之，求助无门的官员们这时正普遍成为替外夷的胜利承担过失的替罪羊。
在19世纪60年代后期，当排外运动扩展到北方时，同样的事件接二连三地不断发生；通常是好心的地方官充分意识到停泊在他衙门的窗外河流上的欧洲炮舰会勒索多大的代价，可是绅士们却同时在街头张贴声明，声讨地方官“背信弃义”地保护外国传教士使之免于“正义”的暴民的报复。后来，这类事件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即地方官员个人已不再受到斥责，而累及朝廷来遭受非难了。居民中有些人有反满潜意识，这就很容易使人想到：满清“异族”王室为了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以保全他们自己，正在向外夷让步，姑息养奸。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元里事件是一长串群众骚乱事件中的第一件，这种骚乱最终形成了共和革命运动中的反满民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