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和平(校对)第125部分在线阅读

在俄国军事将领之间，除了库图佐夫，没有一个人懂得这个道理。在已经判明法军是沿着斯摩棱斯克大路这个方向逃跑，那么，科诺夫尼岑在十月十一日预见的事情就开始实现了。所有高级军官都想立功，都想切断、截击、俘虏、歼灭法国人，都要求进攻。
只有库图佐夫一个人全力（凡是总司令的力量都不大）反对进攻。
他不能对他们说我们现在说的话；何必去厮杀，何必封锁大路，使自己的人受损失，残酷地斩尽杀绝不幸的人？既然从莫斯科到维亚济马不战而失掉了三分之一的军队，又何必多此一举呢？他对他们说了一些从他老年人的智慧中引出的他们能够懂得的话，他跟他们讲“网开三面”[20]，可是他们讥笑他，中伤他，他们暴跳如雷，火冒三丈，在被打死的野兽面前逞威风。
在维亚济马附近，叶尔莫洛夫、米洛拉多维奇、普拉托夫及其他人等，离法国人很近，按捺不住要切断和歼灭两个法国兵团。他们送给库图佐夫一封信，说明他们的意图，但信封里装的不是报告，而是一张白纸。
库图佐夫不管怎样约束军队，但是我们的军队仍然尽力堵截敌军，发动进攻。据说，一些步兵团队，冲锋时奏着乐，敲着鼓，杀死了几千人，自己也损失了几千人。
但是，切断——并没有切断和歼灭任何人。法国军队在危险面前抱得更紧了，继续走那条通往斯摩棱斯克的毁灭的道路，沿途不断地在减员。
第三部
一
波罗金诺战役，接着莫斯科失陷和法军逃跑，以后再没有打仗，——这是一连串的最富有教训意义的历史现象。
所有史学家都认为，国家和民族在对外活动时，彼此之间发生冲突的表现形式为战争；战争胜利的大小，直接影响国家和民族的政治力量的消长。
史书的记载令人不胜惊奇：某某国王或者皇帝和另一个国王或者皇帝发生了争执，于是集结军队同敌军厮杀，战胜了，杀死了三千、五千，以至数万人，于是征服了人口以数百万计的国家和整个民族；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相当一个民族力量的百分之一的军队战败，就使得整个民族屈服，——所有的历史事实（就我们所知道的）都证实这个道理：一个民族的军队在同另一个民族的军队作战时所取得的战果大小，是这个和那个民族实力消长的原因，或者至少是最重要的标志。军队打了胜仗，战胜的民族的权利由于损害战败者立即增长了。军队打了败仗，那个民族立刻按照失败的程度被剥夺权利，它的军队彻底失败，它就彻底被征服。
从远古直至现代，都是如此（从历史上看）。拿破仑的历次战争都是这个规律的证明。按照奥军失败的程度，奥地利丧失了自己的权利，而法国的权利和力量增长了。法国人在耶拿和奥尔施泰特的胜利，取消了普鲁士的独立。
出人意外，一八一二年法国人在莫斯科附近打了胜仗，占领了莫斯科，在这以后再没有打仗，但是毁灭的不是俄国，而是拿破仑的六十万军队，然后是拿破仑的法国。编造事实以符合历史规律——硬说波罗金诺战场是在俄国人手中，莫斯科被占领后又有几次歼灭拿破仑军队的战役，那是不可能的。
在波罗金诺法国人战胜以后，不仅没有打一次大仗，甚至连一次像样的战役也没发生，而法国军队就不复存在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例子，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个现象不是史实（当问题不合史学家的尺度时，他们总是这样摆脱困境）；如果问题是小部队短暂的冲突，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看作例外；但是这个事件是在我们父辈亲眼目睹下发生的，是祖国生死存亡的大事，这次战争在所有已知的战争中是最大的一次……
一八一二年从波罗金诺战役到赶走法国人整个战争期间，证明了打胜仗不仅不是征服的原因，而且甚至不一定是征服的标志；证明了决定民族命运的力量不在于征服者，甚至不在于军队和战斗，而在于别的什么东西。
法国的史学家在描述法军退出莫斯科之前的情形时说，大军一切都很好，只有骑兵、炮兵和辎重兵除外，因为没有草料喂牲口。对付这种灾难毫无办法，因为郊区的农民把干草烧掉了，不留给法国人。
打了胜仗并未带来通常的结果，因为农民卡尔普和弗拉斯在法军撤退之后赶着大车进莫斯科进行全城大抢劫，并未显露个人的英雄气概，像这样的农民多得不可胜计，他们不为能卖好价钱把干草运到莫斯科，而是把它烧掉。
我们可以想象，两个佩剑的人按照剑术的全部规则进行决斗：击剑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忽然交手的一方感觉他受了伤——他知道这非同小可，是性命交关的事，于是扔掉剑，顺手抄起棍子挥舞起来。但是可以想象，这个为了达到目的明智地使用最好、最简单的工具，同时为骑士精神所鼓舞的人，想要隐瞒事情的真相，硬说他是按照剑术的全部规则打赢的。可以想象，如果这样描述决斗的经过，会引起多么大的混乱和含糊不清。
要求按照击剑规则决斗的剑术家是法国人；他的对手，扔掉剑拿起棍子的人，是俄国人；极力按照击剑规则说明一切的是论述这场战争的史学家。
从斯摩棱斯克大火起，就开始了一场不符合任何先前战争传统的战争。烧毁城市和村庄，且战且退，在波罗金诺打了一仗又撤退，莫斯科大火，搜捕法国抢掠兵，拦截运输队，游击战——所有这一切都是违反战争常规的。
拿破仑感到这一点，自从他在莫斯科摆出正确的击剑姿势，看见对手举在他头上的不是剑而是棍子的时候起，就不断地抱怨库图佐夫和亚历山大皇帝，说这场战争违反了一切规则（就好像杀人也有什么规则似的）。尽管法国人埋怨不遵守规则，尽管俄国上层人士不知为什么觉得用棍子战斗是可耻的，希望按照规则站好第四或者第三姿势，摆出第一姿势来一个巧妙的冲刺等等，但是人民战争的棍子仍然以其可怕而威严的力量举了起来，不管合不合某人的口味和规则，以近乎愚鲁的纯朴，然而却以明确的目标，不问三七二十一地举起和落下人民战争的棍子，直把法国人的侵略打退为止。
这个民族多么好啊，他不像一八一三年的法国人，按照击剑的规则行礼，调转剑柄，优雅地、彬彬有礼地把剑交给宽宏大量的胜利者；这个民族多么好啊，他在经受考验的时刻，不管别人在这种情形下按规则是怎样行事的，却憨厚纯朴地、轻巧便利地举起随手抄起的棍子抡了过去，直打到把胸中屈辱和复仇的感情出净，换成蔑视和怜悯的感情为止。
二
有一种背离所谓战争的规律最明显也最有利，那就是分散的人群攻击缩作一团的人群的行动。这类行动常常具有人民战争的性质。这种行动乃在于不是一群人打一群人，而是一群人分散开来，单独地进行袭击，遇到大部队攻击时，立刻就跑，一有机会，又袭击。西班牙的义勇军是这样做的；高加索的山民是这样做的；一八一二年俄国人也是这样做的。
这类战争叫作游击战，这个名称的本身就说明了它的意义。这类战争不但不符合任何法则，而且与已知的和公认绝对正确的战术法则相违背。法则规定，攻击的一方要集中兵力，以便在战斗时比敌人更强大。
游击战争（历史证明游击战争常常是胜利的）完全违背这个法则。
这种相悖是由于军事科学认为军队的力量和它的数量是一致的。军事科学说，兵越多，力量就越大。权利永远是在人数多的军队一边。
军事科学这种说法，正如力学在研究运动的物体时，仅仅以物体的质量为依据一样，说两种运动的物体力量是否相等，要看彼此的质量是否相等。
力量（运动量）是质量乘速度的乘积。
在军事上，军队的力量也是质量乘某种东西——乘未知数X的积数。
军事科学在历史中发现无数军队的质量与力量不相符——小部队打败大部队的例子，于是不得不含糊地承认有一种未知的因子存在，并且极力在几何阵形、在装备、最普通的——在统帅的天才中寻找这种因子。但是，把这些数值来代因子，并不能得到与历史事实相符合的结果。
其实，只要屏弃那为了讨好英雄对最高当局在战时所发布的命令所持的不正确看法，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个未知的X了。
这个X就是军队的士气，也就是组成军队的人们所具有的或多或少的斗志和甘冒危险的决心，这种斗志和决心不依赖人们在战斗时是受天才还是不受天才指挥，是排成三路还是排成两路，是用棍子还是用一分钟射三十发的枪炮。具有最大的斗志和决心进行战斗的人们，总是具有最有利的战斗条件。
军队的士气这个因子乘数量，就得出力量的积数。确定和阐明这个未知因子——士气的价值，是科学的任务。
这个任务若要得到解决，只有当我们不再用那些显示力量的条件，如统帅的命令、军事的装备等，当作因子的价值，任意地用它来代替未知的X的价值，而是毫无保留地承认这个未知数不是别的，而是为战斗和赴汤蹈火所表现的或多或少的决心。只有用方程式来表明已知的历史事实，比较这个未知数的相对价值，才有可能确定这个未知数的本身。
十个人，十个营或者师，同十五个人，十五个营或者师战斗，战胜了十五个，也就是把对方全部打死和俘虏，而自己损失了四个；由此可见，一方损失四个，另一方损失十五个。于是，四个等于十五个，于是，4x=15y。于是x：y=15：4。这个方程式并未表明未知数的价值，但是它却表明了两个未知数的比例。可以援引各种不同的历史单位（战斗、战役、战争的各个阶段）列成这样的方程式，从其中得出许多系列的数据，在这些数据中一定存在而且可以发现一些规律。
进攻时要群体行动，退却时要分散行动，这个战术法则无形中肯定了一个真理，那就是军队的力量在于它的士气。带领军队冒着枪林弹雨行进，比打退进攻需要更严的纪律，而这样的纪律只有在群体行动中才能实现。然而忽视士气的战术法则，不断地被证明是不正确的，特别是在全民战争中军队士气高涨或者低落时，那种法则与事实相矛盾的现象，就显得特别突出。
一八一二年法国人退却时，按照战术，本应分散进行防御，但是却缩成一团，因为军队的士气已经低落到只有抱在一起才能把军队维系着。俄国人则相反，按战术本应当集结军队大举进攻，而实际上却分成小股，因为士气已经高涨到个别的人不待命令就去打法国人，不需要强迫就不辞劳苦和甘冒危险。
三
这种称之为游击的战争，从敌人进入斯摩棱斯克的时候起就开始了。
早在游击战还没有被我们政府正式认可之前，已经有数千敌军——掉队的抢劫兵和马秣采购员——被哥萨克和农民杀害，他们打死这些人是不自觉的，就像狗不自觉地咬死乱窜的疯狗一样。杰尼斯·达维多夫，以其俄国人的敏感嗅觉，第一个懂得了这个可怕武器的意义，它不顾战争艺术的规则，消灭着法国人，初步使这种战争方式合法化的荣誉应归于他。
八月二十四日达维多夫的第一支游击队组成了，接着别的游击队也组成了。战事越向前推进，游击队的数目就越扩大起来。
游击队分片地消灭那支大军。他们专找那些从枯树上自动掉下的落叶——法国军队，他们有时摇晃这棵树。十月间，就是法国人往斯摩棱斯克逃跑的期间，这些人数不等和性质各异的游击队有几百个。有些游击队完全仿效军队，有步兵、骑兵、参谋部，带着生活用品；有些只有哥萨克骑兵；有些是小股的，徒步的和骑马的混合在一起，有的是一些谁也不知道的农民和地主。有一支游击队的头头是教堂的诵经员，他在一个月内抓了几百名俘虏。有一个村长的老婆瓦西里萨，打死几百名法国人。
十月底，是游击战争达到高潮的时期。游击战争的第一阶段已经过去了，在那个阶段，连游击队自己都为他们的大胆而吃惊，他们时时刻刻担心被法国人捉住和包围，因此，总是马不卸鞍，几乎是人不下马，躲在树林里，时时提防着有人追击。现在这种战争已经明朗了，人人都懂得对法国人可以采取什么行动和不可以采取什么行动。现在只有那些具有参谋部的游击队队长们才远远地离开法国人，还认为有很多的事是不可能的。那些早就开始行动、并且在近处仔细观察过法国人的小股游击队，认为那些大的游击队队长们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也是可以办到的。哥萨克和农民们潜入法国人中间，认为现在一切都是可能的。
十月二十二日，游击队员杰尼索夫和他的伙伴们打游击的劲头正是火热的时候。一清早他和他那队人就开始行动。他整天在靠近大路的树林里监视大队人马护送的骑兵运输队和俄国俘虏，这队人远离其他队伍，但加强了掩护，据侦察员和俘虏说，是开往斯摩棱斯克的。知道这支运输队的不仅有杰尼索夫和在杰尼索夫附近活动的多洛霍夫（他也带领一支不大的游击队），而且还有几个设有参谋部的大支队：大家都知道这个运输队，正如杰尼索夫所说的，都对它摩拳擦掌。其中有两个大支队的头头——一个是波兰人，另一个是德国人——几乎同时给杰尼索夫发来信，分别邀请他和他们的支队联合起来袭击运输队。
“不行，老兄，我又不是三岁的孩子。”杰尼索夫读完信说，他写信答复德国人说，虽然他衷心地愿意在英勇善战、大名鼎鼎的将军麾下服务，但是他不得不放弃这个幸福，因为他已经在波兰将军指挥下了。他写了一封同样的信给波兰将军，通知他说，他已经归德国人指挥了。
杰尼索夫作了这样的安排，打算不向上级报告，同多洛霍夫一起用自己不大的兵力袭击并且俘获这个运输队。运输队十月二十二日从米库林纳村到沙姆舍沃村。从米库林纳到沙姆舍沃沿途左边一带是大森林，有的地方树林挨近大路，有的地方离大路一俄里或者更远一些。杰尼索夫骑着马和伙伴们整天在树林里转悠，有时深入到树林中间，有时走到林边，视线始终不放过移动着的法国人。一早，离米库林纳村不远、树林挨近大路的地方，有两辆陷进泥里、载着骑兵马鞍的大车被杰尼索夫的游击队员们截获，然后带到树林里。从这时直到晚上，游击队没有发动攻击，只是监视着法国人的行动。先不惊动他们，让他们安安静静地走到沙姆舍沃村，那时，和多洛霍夫联合起来，多洛霍夫在傍晚要到离沙姆舍沃村一俄里的看林小屋里来商谈，在黎明时分，像雪崩似的打他个劈头盖脑，一下子把他们全部缴获过来。
在后面，在离米库林纳村两俄里，树林靠近大路的地方，安置了六名哥萨克，只要有新的法国纵队出现，他们就立刻报告。
同样在沙姆舍沃村的前面，多洛霍夫也在监视着大路，要弄清楚在多么远的地方还有别的法国军队。运输队大约有一千五百人。杰尼索夫有二百人，多洛霍夫也不过有这么多人。敌方人数占优势并不能使杰尼索夫停止行动。他需要知道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这支部队究竟是什么兵种；为了这个目的，杰尼索夫需要捉一个“舌头”（就是俘虏一个敌人）。早晨袭击那两辆大车，干得太急了，把跟车的法国人全给打死了，只活捉了一个小鼓手，这个孩子是掉队的，一点也说不清那个纵队是什么兵种。
进行第二次袭击，杰尼索夫认为是危险的，为了不惊动整个纵队，他派一名农民游击队员吉洪·谢尔巴特到前面沙姆舍沃村——如果可能的话，哪怕活捉一个在那里打前站的设营员也好。
四
这是一个温暖多雨的秋日。天空和地平线都是一色的混浊水气。一会儿好像是下雾，一会儿忽然落下斜挂着的大雨点。
杰尼索夫骑着一匹精瘦、两肋下陷的良种马，雨水从他身上的毡斗篷和头上的皮帽子流下来。他和他的马一样，歪着头，抿着耳朵，被斜挂着的雨点打得皱着眉头，焦虑地向前面注视着。他那瘦削的、长满又短又黑的浓须的面孔怒气冲冲。
杰尼索夫身旁是哥萨克大尉——杰尼索夫的助手，他骑着一匹肥大的顿河马，也披着毡斗篷，戴着高筒皮帽。
第三个是洛瓦伊斯基哥萨克大尉，也穿着毡斗篷，戴着高筒皮帽，这个人个子颀长，身子像一块板似的平平整整，面色白皙，头发淡黄，眼睛细而亮，脸上的表情和骑马的姿势是安详的，怡然自得的。虽然说不出马和骑者有什么特点，但是只要一看哥萨克上尉和杰尼索夫，就可以看出，杰尼索夫浑身湿淋淋，样子怪别扭的，——杰尼索夫不过是一个骑在马背上的人；再瞧瞧那个哥萨克大尉，就可以看出，他像平时那样感到舒适、镇静，而且他不是骑在马背上的人，而是人和马合成一个整体，是一种力量倍增的生物。
在他们前面不远的地方，走着一个身穿灰色长衫、头戴白色小帽的浑身湿透的农民向导。
在他们身后不远的地方，一个身穿藏青色法国军大衣的军官骑着一匹瘦小的、尾巴和鬃毛都很大、嘴唇磨得出血的吉尔吉斯马。
和他们并排走着的是一个骠骑兵，在他背后马屁股上带一个穿破烂的法国军服、戴蓝色小帽的孩子。这个孩子用冻得通红的双手抓住骠骑兵，不住地摆动着一双光脚板以取暖，他抬起眼眉，惊讶地四外张望着。这是早晨俘虏的法国小鼓手。
在后面，沿着狭窄的、泡着水的、被踩烂了的林间小道三五成群的行走着骠骑兵、然后是哥萨克，有的披着毡斗篷，有的穿着法国军大衣，有的头上顶着马被。那些马，不论是火红色的还是枣红色的，因为淋了雨，一律变得乌黑。鬃毛淋湿了，马脖颈变得出奇地细。马身上蒸发着热气。衣服、马鞍、缰绳——全都打湿了，滑溜溜的，浸透了水，土地和路上落叶也是如此。人们缩颈耸肩骑在马上，尽可能一动不动，以便焐暖流到身上的水，同时不让新的水从座位下面、从两膝、从脖子后面流进去。在拉得很长的哥萨克队伍中间，有两辆套着法国马和带鞍子的哥萨克马的大车在树桩和枯枝上颠簸着，在积满了水的辙沟里发出扑哧扑哧的声音。
杰尼索夫的马为了要绕过路上的水洼，向旁边一拐，把他的膝盖碰了一下。
“咳，该死的！”杰尼索夫恶狠狠地骂了一声，他龇着牙把马鞭抽了三四下，溅了自己和同伴一身泥。杰尼索夫心情不好：由于雨也由于饿（从早晨起谁也没吃东西），主要的，由于到现在没有多洛霍夫的消息，派去捉“舌头”的人也没有回来。
“像这次袭击运输队的机会，恐怕不会有第二次了。单独地干太危险了，但是延迟到第二天——那就会让某一支大游击队从我们鼻子尖下把战利品截了去。”杰尼索夫想，他不断地往前望去，希望看见多洛霍夫派来的人。
杰尼索夫驰到向右边可以远眺的林间小路上，停了下来。
“有个骑马的人。”他说。
哥萨克上尉朝杰尼索夫指的方向望去。
“两个骑马的人——一个军官，一个哥萨克。但是不敢肯定是少校本人。”哥萨克上尉说，他爱用哥萨克们不懂的词儿。
两个骑马的人下了山坡，看不见了，几分钟后又出现了。前面那个军官衣着破烂，浑身湿透，裤脚卷到膝盖以上，他挥着鞭子，赶着那匹迈着疲倦的步子的马。他后面一个哥萨克站在马镫上奔驰着。这个军官是一个年轻的孩子，他有一张宽阔、红润的脸，一对愉快、灵活的眼睛，他驰到杰尼索夫跟前，递给他一个湿透了的信封。
“将军送来的，”那个军官说，“请原谅，不很干……”
杰尼索夫紧皱眉头，接过信，开始拆开。
“人们老说危险，危险，”杰尼索夫读信的时候，那个军官对哥萨克上尉说，“其实，我和科马罗夫，”他指了指那个哥萨克，“都有准备。我们每人都有两支手枪……这是什么人？”他看见法国小鼓手，问道
，“是俘虏？你们已经打了一仗了？可以和他谈话吗？”
“罗斯托夫！彼佳！”杰尼索夫匆匆看过信，喊道，“你怎么不说你是谁？”杰尼索夫微笑着转身向那个军官伸过手去。
这个军官是彼佳
·罗斯托夫。
彼佳一路上都在琢磨，他应当怎样才像一个大人和军官的样子，应当用什么态度见杰尼索夫，同时不露出过去曾经相识。但是杰尼索夫对他一露出微笑，彼佳立刻容光焕发，高兴得脸通红，忘了已经准备好的军官架子，开始讲他怎样从法国人旁边走过，交给他这样的任务他怎样高兴，讲他参加了那次维亚济马战斗，一个骠骑兵在那儿立了功。
“我很高兴看见你。”杰尼索夫打断他的话，脸上又露出焦虑的表情。
“米哈伊尔·费奥克利特奇，”他对哥萨克上尉说，“原来这又是那个德国人送来的。他是他部下的。”杰尼索夫向哥萨克上尉讲了讲信的内容：那个德国将军再一次提出联合袭击运输队的要求。“如果我们明天不把它拿下来，他就会在我们鼻尖下把它夺了去。”他下结论说。
在杰尼索夫和哥萨克上尉说话的工夫，彼佳由于杰尼索夫口气冷淡而感到难堪，以为冷淡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的裤子不像样，他不让人看见，在军大衣底下整了整卷上去的裤脚，尽可能摆出英武的样子。
“大人有什么指示吗？”他对杰尼索夫说，把手举到帽檐上行礼，又玩起他准备好的副官和将军的游戏了，“我是不是应当留在大人部下？”
“指示？……”杰尼索夫若有所思地说，“你能留到明天吗？”
“当然可以……我可以留在您的部下吗？”彼佳大声喊道。
“可是将军究竟怎样吩咐你的——立即返回吧？”杰尼索夫问。彼佳脸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