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年(校对)第33部分在线阅读

内战打来打去打了几个星期，富热尔地区尽流传着有关两个人的传闻，这两个人相互对立，尽管为同一个事业，为伟大的革命战争并肩战斗着。
野蛮的旺代战争还在进行，但旺代军方面连连失利。尤其在伊勒-维莱纳省，那位年轻的司令抓住战机，在多尔以勇对勇，用一千五百爱国之师，打败了六千之众的保王军队。这样一来，叛乱虽不能说已经扑灭，但至少是势头大减，大大地受到了钳制。那次胜利之后又打了几个漂亮胜仗，这一连串的胜利产生了一种新的形势。
战局已经改观，但突然出现了一种不寻常的复杂情况。
在旺代的这个地区，共和势力占了上风，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是，是哪一派共和势力呢？在初步奠定的胜局中，出现了两种形式的共和势力：一种恐怖的共和势力，一种宽容的共和势力。前者主张严酷制胜，后者主张温和制胜。二者哪一个将占上风呢？这两种方式，宽容妥协的方式和铁面无情的方式，由两个人分别代表，而这两个人各有各的影响和权威，一个是军事指挥官，一个是特派员，这两个人谁将占上风呢？这两个人之中，那位特派员有着令人生畏的后盾。他来的时候，带着巴黎公社给桑特尔兵团的咄咄逼人的命令：“不得宽容，不得饶恕！”为了使一切服从他的权威，他还带着国民公会的法令：“凡放走或帮助被俘叛军将领逃跑者，一律处以死刑。”救国委员会更授予他全权，并且命令所有官兵都必须服从这位特派员，这纸命令是由罗伯斯庇尔、丹东和马拉签署的。两个之中的另外一个，那个军人，只有一种力量——怜悯。
他只有臂膀是打击敌人用的，他的心是用来宽恕敌人的。作为胜利者，他觉得自己有权宽恕战败者。
这样，两个人之间便存在了潜在的深刻冲突。他们两个人踏在不同的云头上，两个人都在为平定叛乱而战斗，两个人各自掌握着自己的霹雳，一个是胜利，一个是恐怖。
在整个林区，人们谈的尽是他们俩。使四面八方投向他们的目光尤其显得焦虑不安的是，这两个人完全对立，但同时又是紧密相连的。这两个对头是一对朋友。一种从未有过的高尚而深厚的同情，使两颗心彼此接近。性情粗暴的那位，救过性情宽厚的这位的命，他脸上现在还留着那条刀痕。这两个人一个代表死亡，一个代表生命；一个是恐怖的根源，一个是和平的根源。两个人彼此热爱。问题好生奇怪。请想象一下慈悲为怀的俄瑞斯忒斯和铁面无情的皮拉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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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请想象一下奥尔缪斯的兄弟利曼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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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
值得补充的是，这两个之中被大家称为“凶恶”的那一个，同时也是最富有博爱精神的人。他包扎伤员，照顾病号，日日夜夜经常在急救所和医院里度过，见到打赤脚的孩子非常同情，把一切都给予穷人，自己一无所有。打起仗来，他勇往直前，身先士卒，哪里战斗激烈去哪里；他是有武装的，因为他腰带上挂着一把军刀，两支手枪；他又是没有武装的，因为从来没有人见过他拔出军刀或摸过手枪。他冒着子弹上，不见他反击。人们说他曾经是教士。
这两个人，一个是郭文，一个是西穆尔登。
这两个人之间存在着友谊，但他们各自奉行的原则之间却存在仇恨。这好比一颗心被劈成两半，一人分一半。事实上，郭文接受了西穆尔登的心的一半，不过是温和的那一半。可以说郭文是拿了半颗白色的心，西穆尔登留下的那一半可以说是黑色的。这样，亲密之中便产生了不和。这场暗中的战争不可避免地要公开爆发。一天早晨这场战争打响了。
西穆尔登问郭文：
“目前形势如何？”
郭文回答：
“你和我了解得一样清楚。我把朗德纳克匪帮打得七零八落，现在跟在他身边的没有几个人了。哼，他退缩到富热尔森林里去啦。再过一星期，他就要被围困。”
“再过半个月呢？”
“他就要当俘虏。”
“然后呢？”
“你看过我的告示吗？”
“看过。怎么样？”
“他将被枪毙。”
“还这么宽大。应该送他上断头台。”
“我嘛，”郭文说，“我是主张按军法处死他。”
“我呢，”西穆尔登反驳道，“我主张按革命的办法处死他。”
他逼视着郭文，问道：
“你为什么放走圣马克-勒布朗修道院的那些修女？”
“我不对女人打仗。”郭文答道。
“这些女人仇恨人民。在仇恨方面，一个女人抵得上十个男人。在卢维涅抓到的那样狂热的老教士，你为什么拒绝把他们送上革命法庭？”
“我不对老年人打仗。”
“一个老教士比一个年轻教士更坏。由白头发的人鼓动的叛乱特别危险。人们都信赖有皱纹的人。不要错误地去怜悯，郭文。杀国王的人才是解放者。用眼睛死死盯住圣殿的钟楼吧。”
“圣殿的钟楼！我想把王太子从里面放出来呢。我不对小孩子打仗。”
西穆尔登的目光变得严厉了。
“郭文你要知道，必须对女人打仗，如果这女人名叫玛丽-安托瓦内特的话；必须对老年人打仗，如果这老头名叫教皇庇护六世的话；必须对小孩子打仗，如果这小孩子名叫路易·加佩的话。”
“恩师，我不是政治家。”
“当心不要做一个危险人物。在攻打科塞要塞时，叛乱分子让·特雷东已经走投无路，要完蛋了，一个人举着军刀向你的整个部队冲过来，而你却喊道：‘队伍往两边闪开，让他过去。’你为什么这样做？”
“因为不能让一千五百人去杀一个人。”
“在阿斯迪耶村的小石园里，那个旺代兵约瑟夫·贝兹耶受了伤，在地上爬，你的士兵要杀死他，你却高喊：‘继续前进，这事由我来解决。’随即你朝天放了一枪。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我们不能杀死一个已经倒在地上的人。”
“你错啦。上面提到的两个人，现在都成了叛军头子：约瑟夫·贝兹耶就是外号‘小胡子’的；让·特雷东就是外号‘银腿’的。你救了这两个人，就是使共和国多了两个敌人。”
“其实我是想为共和国多争取一些朋友，而不是想给它多树敌人。”
“在朗德昂打了胜仗之后，你为什么没有下令枪毙你所俘获的三百名农民军？”
“因为朋桑宽大过俘获的共和军，我希望让人家说共和军也宽大保王军俘虏。”
“那么，假如你抓到了朗德纳克，你也会宽大他吗？”
“不会。”
“为什么？既然你已经宽大过三百名农民军？”
“农民是无知的；朗德纳克知道他的所作所为。”
“可是，朗德纳克是你的亲属啊。”
“法兰西才是最亲的。”
“朗德纳克是个老年人。”
“朗德纳克不是同胞。朗德纳克没有年龄。朗德纳克召唤英国人进来。朗德纳克就是入侵。朗德纳克是祖国的敌人。朗德纳克和我之间斗争的结局，不是他死我活，就是我死他活。”
“郭文，记住这句话。”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一阵沉默。两个人互相对视着。
郭文又说道：
“我们正经历的1793年，将以一个流血的年头载入史册。”
“当心，”西穆尔登嚷起来，“存在种种可怕的责任。不要责怪不该责怪的人。从什么时候开始疾病成了医生的过失？不错，这个不寻常的年头的特点就是没有仁慈可讲。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年头。我们正经历的这个年头是革命的象征。革命有一个敌人，就是旧世界；革命对旧世界就要冷酷无情，正如外科医生也有一个敌人，就是毒疮，外科医生对毒疮也必须冷酷无情。革命就是要消灭国王来铲除君主制，消灭贵族来铲除贵族阶级，消灭军人来铲除专制主义，消灭僧侣来铲除迷信，消灭法官来铲除野蛮，总而言之，就是要消灭暴君来铲除暴政。这个手术是可怕的，革命会稳练地将它完成。至于要舍弃多少健康的肌肉，请去问布尔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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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怎么想的吧。哪有肿瘤要切除而不流血？火灾发生时不拆除部分房屋哪能将火扑灭？这些必须做的事情是可怕的，但它们本身就是成功的条件。一个外科医生像一个屠夫；一个救死扶伤的医生看上去像个刽子手。革命就是要为不可避免的事业做出牺牲。革命要砍杀破坏，但它救世救民。怎么！你居然要求革命赦免害人虫！你居然希望革命宽大凶狠毒辣的恶人！革命才不会听你那一套呢。它抓住过去，一定要把过去扫除。它要在文明身上切开一个很深的口子，从这个口子里就会产生人类的健康。你痛苦吗？一定会痛苦。这会持续多长时间？持续手术所需要的时间。而后你就生龙活虎了。革命就是为世界开刀，所以就有这大流血的1793年。”
“外科医生是心平气和的，”郭文说，“而我所看到的人都很强暴。”
“革命就是需要强暴的人来推动它，”西穆尔登反驳道，“它不要一双发抖的手，而只信赖铁石心肠的人。丹东是令人生畏的，罗伯斯庇尔是不屈不挠的，圣茹斯特是死不回头的，马拉是铁面无情的。注意，郭文。这几个名字是不可缺少的。对我们来讲，它们抵得上好几个军。它们使欧洲发抖。”
“可能也会使未来发抖吧。”郭文道。
他停了停，又接着说：
“其实，恩师，你搞错了，我并不指责任何人。在我看来，真正的革命观点就是无所谓责任问题。没有人是无辜的，也没有人是有罪的。路易十六是一只扔进狮子群里的羊。他想溜，想逃跑，试图自卫，可能的话他会咬人。但是，并非谁想成为狮子就能成为狮子的。他这些没有行动的愿望都被看成是罪行了。这只愤怒的羊露出了牙齿。‘卖国贼！’狮子们怒斥。于是，他们把它吃掉了。吃完之后，他们互相残杀起来。”
“羊是动物。”
“那么狮子是什么呢？”
这一反问使西穆尔登思考了片刻。他抬起头来说道：“这些狮子是意识。这些狮子是观念。这些狮子是原则。”
“它们造成恐怖。”
“有一天，革命将证明恐怖是正确的。”
“只怕恐怖会招致对革命的中伤。”
郭文又说：
“自由、平等、博爱，这些是和平与和谐的信条。为什么要使它们显得吓人呢？我们希望什么呢？我们希望争取各国人民组成世界共和国。那么，我们就不应当使他们感到害怕。恐吓有什么用呢？恐吓不能吸引各国人民，正如稻草人不能引诱鸟雀一样。不要为了做好事而做坏事。推翻王位不是为了保留断头台。杀死国王，让民族生存。打掉王冠，不砍脑袋。革命是和谐，不是恐怖。残酷无情的人很难接受温和的思想。我认为‘宽恕’是人类语言中最美好的字眼。我只在有生命危险时，才愿意流血。尽管如此，我只懂打仗，只不过是一名士兵。但是，如果人们不能宽恕，那么就根本不值得去争取胜利。让我们在战斗中是敌人的敌人，而胜利之后成为敌人的兄弟吧。”
“当心，”西穆尔登第三次这样说道，“郭文，你对于我比儿子还亲，你要当心！”他现出沉思的样子补充道：
“在现在这样的时候，怜悯可能成为背叛的一种方式。”
大家听见这两个人的交谈，仿佛是听见剑和斧的对话。
八　痛苦
这时，母亲正寻找她的孩子。
她只顾朝前走。她是怎样生活的？真没法说，连她自己也不知道。她没日没夜地走，沿途乞讨，以野草充饥，在地上睡觉，在露天里，在星空下，在灌木丛里，有时还要在雨中和北风里过夜。
她一个村庄一个村庄，一个田庄一个田庄地流浪，到处打听，常常停在人家门口。她的衣衫已破得不像样子，有些人家善待她，有些人家轰走她。没有地方可栖身时，她就钻进树林子。
这个地区她又不熟悉，除了西瓜尼亚和阿泽教区，其他地方她都一无所知。她没有行进的路线，经常走回头路，走已经走过的路，走冤枉路。她有时顺着石板大路走，有时循着马车压过的印痕走，有时沿着林间小径走。这样漫无目的地流浪，身上的衣服都穿破了。起初还有鞋子穿，后来就打赤脚走，再后来就拖着一双血迹斑斑的脚走。
她穿过火线，穿过枪林弹雨，但什么也没听见，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不躲避，一心寻找她的几个孩子。所有人都参加了叛乱，再也没有警察，再也没有镇长，再也没有政府机关。她只与过往行人打交道。
她与他们交谈，问他们：
“你在什么地方见过三个小孩吗？”
行人抬头望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