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校对)第5部分在线阅读

但我怎么也无法说服自己，爱玛·包法利竟会是一个农夫的女儿。确实，她身上有某种世人皆有的东西。在回答爱玛原型为谁时，福楼拜说：“包法利夫人其实就是我本人。”确实，我们每个人都曾有过可笑而不切实际的幻想，幻想自己是富裕的、漂亮的、成功的，或是浪漫传奇中的男女主人公。也许正是我们大多数人太理智、太胆小或者太不喜欢冒险的缘故吧，所以并不会让幻想过多影响我们自身的行为。然而包法利夫人却是个例外，不唯她本人活在幻想中，连她的美貌亦是世所难见。其实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并非都具有福楼拜所追求的必然性。比如，在她对她的第一任情人失望的时候，竟患了脑膜炎，且一得就是四十三天，差一点进了鬼门关。据我所知，脑膜炎在那个年代就连医生们都不怎么熟悉。小说家们一直惯用某种特殊疾病作为搁置人物的借口，我推测福楼拜用这种病折磨包法利夫人，不过是想以这场既痛苦又费钱的病给她点训诫，但其实效果不大。此外，包法利医生的死也一样，他的死只是因为福楼拜想结束这本书罢了。
很多人都知道，福楼拜和出版商曾被起诉过，理由是《包法利夫人》不道德。我曾看过当时检察官和辩护律师的法庭发言记录。检察官还将一些被认为色情的章节当众读了出来，而这些章节在今天来看只会让人付以一笑，在当代小说中那比比皆是的性爱描写面前，它们显然太规矩了。然而在1857年，检察官却如此震惊，实叫人难以相信。至于辩护律师的辩护词称，这些情节为小说所必需，且小说的总体道德倾向还是好的，虽然包法利夫人的行为比较放荡，但她最后还是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法官采纳了辩护律师的看法，最后宣判福楼拜等人无罪。不过，当时他们好像没想过，包法利夫人的悲惨结局是由她欠债导致的，而非通奸。另外，有关她的欠债也存在问题。由于福楼拜将其描述成农民的女儿，而以法国农民那样的经济头脑，没理由不圆滑地周旋于她的情人之间，以设法还清债务。
以上这些话，并非是对一部伟大的作品吹毛求疵。我只是想说，福楼拜想做的事情完全没有达到预期，因为那种事情本身就不可能完全做到。一部小说基本上是一连串事件的直观展示，小说家在叙述事件的过程中塑造出生动的人物，以吸引读者。小说并非现实生活的复制品，就像小说中的对话不能照搬现实生活中的交谈，它必须得提炼、概括出对话内容的基本要点，并赋予它现实生活中少有的简明扼要。也就是说，小说家对现实生活中的事物需加以变形，以适应其计划中的安排并维系读者的注意力。小说中，必须舍去不相干的东西，重复的事情亦然。还有那些在现实中断断续续的、没什么关联的事，那些偶然和必然的事，往往也得在小说中进行重组。所以小说基本难免涉及那些现实中似乎不可能发生的情节。即使有些读者早习以为常的情节，并被当作是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一样理所当然地接受了，其实也是出自小说家的有意安排。小说家从来就无法提供现实生活的文学化摹本，他们只能尽可能勾画出一幅逼真的图画，这一点即便是现实主义小说家也不能例外。如果你相信了他勾勒的图画，那就是他的成功。
这方面，福楼拜可以说相当成功，其《包法利夫人》就表现出了极其真实的效果。之所以如此，我想不仅是因为他笔下的人物极其逼真，同时也因为福楼拜凭着异常敏锐的观察力，准确地运用每一个必要的细节，使其完美体现出他的基本意图。这部小说的结构也是一个亮点。小说的主角是爱玛·包法利，但小说以其丈夫包法利的早年生活和第一次婚姻作为开端，又以他的精神崩溃和死亡作为结尾。有些批评家对此颇为诟病，我却不这么认为，其实福楼拜应该是故意设计把爱玛的故事包裹在她丈夫的故事里，就如同把一幅画嵌在画框里一样。我深信，他一定感觉到这样做不仅能使小说圆满，同时也能给予作品艺术上的完整性。如果这真出于他的精心设计的话，那么，若非小说结束得匆忙和武断，这一设计意图恐怕会更为明显。
小说中有一个点，迄今还没有批评家注意到。所以现在我想提醒你，因为这是体现福楼拜写作技巧的一个绝佳例证。那是在爱玛结婚后的前几个月，当时她居住在一个叫道特的村子里，她极其讨厌那里，但为了小说的平衡性着想，福楼拜不得不拿出与其他部分相当的篇幅来细致描写她在那里的生活。这种描写按说是很难的，因为既要一直描写令主人公厌烦的事情，又要保证情节不会真的让读者觉得厌烦。而福楼拜显然成功做到了这一点，当你阅读那一长段描述时，竟完全没有沉闷的感觉，反而会兴致盎然。我很好奇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于是试着把那一长段描写重读了一遍。然后我发现，福楼拜描写的一连串异常琐碎的事情中，每一件都是新鲜的，没有一件是重复的，你不感到厌倦是因为读到的描写始终是新鲜的；同时，每件事情又的确是那样琐碎平淡，毫无激动人心的东西，那么从这里你就会确实而直观地，甚至震惊地体验到爱玛心中的厌烦情绪。包法利夫妇离开道特后，住在永镇。小说中那段对永镇的描写就显得有点游离于情节之外，不过也就仅有这一段而已，其他对乡村或市镇的描写都十分优美，并且和情节叙述珠联璧合。它们都为情节服务，也应该如此。福楼拜善于通过人物的活动将人物介绍给读者，所以我们往往是循序渐进地了解他们的真实面目、生活方式和家庭背景的，就如同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与人相识、相知一样。
我在前面说过，福楼拜十分清楚，要写一部展现庸人的小说，有落入枯燥乏味中去的风险。但他决意要写一部艺术作品，并认为唯有用优美的文体才能克服题材的卑琐和人物的粗鄙。我不确知世上是否有天生的文体家，但福楼拜肯定不是。他的那些在其去世后才面世出版的早期作品显得啰唆又浮夸，至于他写的那些信件，不仅没有体现出他任何非凡而优雅的语言能力，甚至还有不少文法错误。然而，就凭一部《包法利夫人》，他使自己跻身为法国最伟大的文体家之一。当然，一个外国人再怎么精通法语，充其量也只能评判出一个大概，若想翻译这部作品，必然会疏漏许多细节，很明显，原作的音乐性、用语的精妙贴切、韵味，肯定要失色不少。尽管如此，我觉得仍然有必要告诉读者，福楼拜所为之努力的目标是什么，以及他又是以何种方法达成目标的，因为所有国家的小说家都可以从他的理论和实践中获益匪浅。
福楼拜的座右铭来自布封的一句格言：想写得好，就得感觉到位，思考到位，叙述到位。他以为，要表达某样东西，只存在唯一贴切的词，不可能有第二个，措辞必须像手套适合手一样恰到好处。他想把散文写得既畅达又精确、既简洁又多样，像诗一样富有韵律、节奏和乐感，又不失散文的本色。为达到以上优美的效果，他不仅打算使用日常用语，若有必要，还打算使用粗俗的俚语。
当然，这一切他都做得相当出色，人们甚至一度认为他走得太远了。他曾表示：“当我读一个句子感到有些不顺畅或者重复时，我就知道它一定是写错了。”同一页中，他尽量不重复使用同一个词，这就显得有点吹毛求疵了，若一个词在两个不同的地方都显得很贴切，那就该使用它，另找近义词代替或者婉转表达未必就好。他还尽量使自己做到不被韵律束缚住（避免像乔治·穆尔在其后期著作中那样），并费尽心思使韵律多样化。他有一种特殊的能力，即让词语和语音交织在一起，使得他笔下的句子能给人传达出或快速，或缓慢，或倦怠，或紧张，以及任何他想要表达的情绪状态。在这里，纵使我有充足的知识，也没有足够的篇幅让我进一步谈论福楼拜文体的特殊性。但接下来我要说的是，他是怎样成为文体大师的。
首先一点，他非常勤奋。在写一部小说前，他势必要先找到所有相关材料阅读，并记下大量札记。然后，他会大概列出他想要表达的主要内容，拟出大纲，再在大纲基础上推敲、架构、删修、重写，直到达到预想的效果为止。做完这些，他就会走到外面的露台上，大声朗读之前写下的词句。他确信，若听上去有任何一点不那么顺耳，或读起来不那么通达的，那肯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若碰到了这种情况，他就会立刻返回房间修改、重写，直到最终满意为止。他曾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说：“我整个星期一和星期二都在推敲两行句子。”这自然不是说他两天里只写了两句话，事实上，他很可能写了十几页，他的意思是说他花了两天时间的精力终于写出了两句像他预期中那样很完美的句子。这样一来，也就不必惊讶于《包法利夫人》竟用了四年零七个月的时间才完成。
好了，能说的都说了。继《包法利夫人》之后，福楼拜还写了一部《萨朗波》，但普遍认为并不成功。然后他改写了他多年前的作品《情感教育》，对这部小说他一直不甚满意。在其中，他再度将他对艾莉莎·施莱辛格的爱慕描写了一遍。法国许多著名批评家将此作品视为杰作，可外国人并不这么看，甚至觉得它乏味难读，因为其中许多内容并不让今天的外国人感兴趣。此后，他又三度重写了《圣安东尼的诱惑》。说来也真怪，一个如此才华横溢的小说家，具备如此完善的写作技巧，却在新作构思上如此贫乏。他总是一次次地重拾从年轻时就困扰他的旧主题，似乎只有当他最确切地把它们表达出来的时候，他的灵魂才能就此解脱。
时光荏苒，到他外甥女卡罗琳都出嫁的时候，他仍和母亲一同住在克瓦塞，之后他母亲也去世了。1870年法国战败后，卡罗琳的丈夫经济上出了问题。为使这对年轻夫妇不至于破产，福楼拜把自己名下的全部财产都转移给了他们，只给自己留下那幢他不忍舍弃的旧房子。以往富有的时候，他总对金钱嗤之以鼻，现在由于无私，他落入到了贫困之中。他开始为疾病担忧，于是十年未发的顽疾又开始经常复发。如今，不管是去巴黎还是出去吃饭，莫泊桑都会陪他一道，之后再把他送回家。他的一生虽然总是情场失意，但在社交场上，他却颇有一批忠实而热心的朋友。但随着这些人一个个地逝去，他晚年的时光也就越发孤独了。他极少离开克瓦塞，经常抽烟，酒也喝得多。
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作品是由三个短篇小说组成的短篇集，同时，他还在写一部名为《布法与白居谢》的长篇小说，打算最后再讽刺一下人类的愚蠢。依照其写书前勤奋和谨慎的惯例，他事先翻阅了一千五百本书，从中获取他认为必要的材料。这篇小说他计划写两部，且第一部已接近完稿。然而，1880年5月8日上午11点钟，当女仆到他书房里去送午餐时，发现他正躺在沙发上，嘴里嘟囔着胡话。她赶紧请来医生，但医生也已无力回天。不到一小时，福楼拜便溘然逝世了。
一年之后，他的老朋友马克西姆·杜·冈独自一人到巴登度夏。一天，他外出打猎，途中不知不觉来到一家名为伊累诺的疯人院门口。大门正敞开着，病人们在进行每天的例行散步。他们两两并排地从大门里走出来，其中有位女病人忽然来到杜·冈面前，并朝他鞠躬。杜·冈仔细一看，发现那个女病人竟是艾莉莎·施莱辛格——福楼拜生前曾那么热烈、长久而又如此徒劳地爱着的女人。
读《战争与和平》，兼谈托尔斯泰的为人与信仰
在我心中，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家是巴尔扎克，但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这本小说描写的场面如此恢宏，描述的历史时期如此重要，小说中出现的人物又如此众多，简直前无古人，我想，大概也后无来者。这本小说被称为史诗显得理所当然，除此之外，我不知道还有哪部小说更配得上这个称谓。托尔斯泰有位才华出众的批评家朋友——斯特拉霍夫，曾用这样有力的语言评价过《战争与和平》：“一幅人类生活的完美图画，一幅该时代俄罗斯的完美图画，一幅供所有人感悟的有关欢乐与悲哀、伟大与耻辱的完美图画，这就是《战争与和平》。”
托尔斯泰在36岁那年开始创作《战争与和平》，一般情况，这个年龄的作家正处于创作鼎盛时期，可他仍旧花了六年之久来完成这部小说。小说以拿破仑战争时期为时代背景，以拿破仑入侵俄国、莫斯科大火和法军的溃败与撤退作为高潮。最初，托尔斯泰只是想讲述一个以历史事件作为背景的贵族家庭的故事，按刚开始的这种设想，男女主人公将历经各种变故与不幸，饱受精神上的影响，最后得到灵魂净化，过上宁静的生活。然而，写到后来，托尔斯泰逐渐将小说叙事的重点转移到两个大国间的军事冲突上，并依托自己广泛涉猎的资料从而构想出一种历史哲学，关于这一点我将在后面简单讲述。
据说，整部小说中大约有五百个人物。每个人物都被作者赋予鲜明的个性，一一呈现在读者面前，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与阅读其他小说不同，读者在阅读这本小说时不能仅仅注意两三个主要人物，而要把注意力分给四个贵族家庭，即：罗斯托夫家族、保尔康斯基家族、库拉金家族和别素号夫家族。由于小说主题上的要求，作者需要描写的就不止一组人物了，如何使一组人物到另一组人物的过渡描写显得自然，以便顺利地引导读者跟随他的叙述，便是他必须克服的一大困难。此外，作者在向人们介绍某组人物的同时，还得提前使他们做好准备，以便接受另一组人物的信息。托尔斯泰在这些方面有着十分巧妙的安排，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几乎察觉不到过渡，始终感觉在一条故事线索上。
和大多数小说家一样，托尔斯泰在塑造人物的时候也是以自己认识或熟悉的人为原型。当然，这些生活中的人只是他塑造人物的模特儿，在他丰富想象力的作用下，他们一个个成为他独创的艺术形象。据说，小说中挥霍铺张的老罗斯托夫伯爵便是托尔斯泰以自己的祖父为原型塑造的，尼古拉·罗斯托夫的原型是他的父亲，而他的母亲到了小说中便化身为那位哀婉动人的玛丽公爵小姐。人们通常认为，《战争与和平》中的两个男主人公（彼埃尔·别素号夫和安德烈公爵）身上同时有着托尔斯泰本人的影子。这种猜测并不离奇，我想可能是托尔斯泰有意识地塑造出相互对照的两个人物，表现自己性格中矛盾的两面，以此来呈现和探索自己的内心世界。这两个主人公有一个相同之处，他们都像托尔斯泰一样，想追求精神上的平静，找寻生死之谜的答案；也像托尔斯泰一样，他们最终都没有找到答案。除这点外，他们之间就大相径庭了。安德烈公爵是一个颇有骑士风度和浪漫色彩的形象，以自身的血统和门第为荣，气质高贵，但难免有些骄纵傲慢，甚至有一点狭隘和不近人情。然而，这些缺陷也正好构成他吸引读者的魅力。彼埃尔不像他，他善良，温和，宽宏，谦虚，文雅，且富有自我牺牲精神。但他有着优柔软弱的性格缺陷，易轻信别人且易受欺骗，简直令人难以接受。彼埃尔一心向善，这固然令人感动，然而有必要为此把他写成一个傻瓜吗？他一直深陷谜一样的疑团中，为找寻答案，他加入了共济会，之后书中光对他在共济会里的所见所闻便着墨了大量篇幅，实在沉闷至极。
两位男主人公共同爱上了罗斯托夫伯爵的小女儿娜塔莎，娜塔莎可以称得上是小说中最可爱的少女形象。要塑造一个迷人而又有趣的少女形象本就不易。许多小说中，作者塑造的少女形象不是太苍白（如《名利场》中的爱米莉），就是太古板（如《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的芬妮），不是太伶俐（如《利己主义者》中的康丝坦迪亚·杜兰姆），就是太蠢笨（如《大卫·科波菲尔》中的朵拉），这些少女要么卖弄风情、不知羞耻，要么就天真无知得让人难以置信。少女形象的拿捏是最让小说家头痛的。这不难理解，她们过于年轻幼稚，尚未形成自己的个性。画家可以在画纸上为一个饱经俗世风霜、脸上写满人间世事的人赋予深意，却不能为一名少女画出除一张美丽脸庞和一点青春活力之外的任何东西。然而，托尔斯泰对娜塔莎的塑造却极为自然。她温柔，敏感，富于同情心且满怀希望；她稚气未脱，却已微露出女性的气息；她满怀理想，又性情急躁；她乐于助人，既任性又富有主见，方方面面都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托尔斯泰塑造过许多真实、生动的女性形象，但没有谁能比娜塔莎更令人倾心如此。
由于篇幅浩大，托尔斯泰花费了多年的时间完成小说，小说创作过程中，他的热情难免会有所减弱。我之前说小说中关于彼埃尔在共济会的所见所闻的描写显得冗长乏味，一直到小说将近结尾时，我似乎感到托尔斯泰对他自己塑造的人物失去了兴趣。他开始转移笔锋，阐述一种历史哲学。他有一种不同于一般人的看法，他相信影响历史进程的是一种神秘的无可名状的力量，而非常人所认为的那些伟大的人物，这种神秘力量在各个民族之间游走，不知不觉中引导它们走向胜利或失败。不管是亚历山大、恺撒或者拿破仑，他们全都是这一力量的傀儡，这和傀儡一词的本义相同，他们被一股不可抗拒又无法驾驭的力量所驱使。致使拿破仑打胜仗的，不是他的计谋智慧，也不是他麾下的百万雄兵，事实上，很多他发号的施令并未及时传达，有些命令甚至在送达后也未被执行。他取胜的关键在于敌人的作茧自缚，敌人总是莫名其妙地认为自己已经战败了，便主动放弃阵地。托尔斯泰认为俄军总司令库图佐夫才是这场战争中真正的英雄，因为他什么都没有做，只是静静等候着法军自己毁灭了自己。托尔斯泰的历史哲学有正有误，这很像他在《什么是艺术》一书中阐述的艺术哲学，既有真知灼见，也有偏见谬误。虽然我的学识还不足以详细探讨他的历史哲学，但我从不怀疑，他之所以花费大量篇幅描述莫斯科大撤退，目的在于阐明他自己的历史哲学观点。这也许能算是优秀的历史文献，却不能说是出色的小说。
我们在这部巨著的最后部分看出托尔斯泰的创作激情开始减退，但在小说结尾处，他充沛的创作力被再次激活。《战争与和平》的结尾称得上极富新意、精彩绝伦。之前的小说家习惯在讲述完故事之余，为读者交代主人公的最终结局，最常见的便是男女主人公从此在一起过上幸福的生活，并生养一群可爱的孩子；对于小说中那些反派，若惩罚还未降临，就简明交代他们终会恶有恶报，一贫如洗，甚至娶一个终日唠叨的丑陋老婆，等等。很多时候，这种交代显得十分草率，只有三言两语，简直像小说家随便扔下一点残羹剩饭就打发了读者，草草收场。显然，托尔斯泰赋予小说的结尾一种真正重要的意义。小说结尾，他重新把读者引进尼古拉·罗斯托夫（老伯爵的儿子）的庄园，七年后的尼古拉娶了一个有钱的妻子，并有了孩子；此时，彼埃尔和娜塔莎也住在尼古拉斯家里，同样结婚，生子，但却再也没有了过去的激情和理想，曾经对于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也一去不返。尽管他们依然相爱，但他们变成了庸人。经历过生活的艰难困苦，他们开始变得平静，也陷入一种中年人的自足。过去漂亮、活泼、招人喜爱的娜塔莎，变成了一个婆婆妈妈的家庭主妇。过去英俊潇洒、神采飞扬的尼古拉·罗斯托夫则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乡下地主。彼埃尔变得更胖，还是那副好脾气，一点都没更聪明。这个结局虽稀松平常，却有着深刻的悲剧意味。我想，托尔斯泰没有故意设置一个更加激烈昂扬的结尾，只是因为他明白，人生的结局不过如此。他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托尔斯泰生于一个极少产生伟大作家的乡村贵族家庭。作为尼古拉·托尔斯泰伯爵和玛丽亚·伏尔康斯基伯爵夫人的五个孩子之一，他最小。他出生在母亲的祖宅——雅斯纳雅·波良纳，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父母便离世了。他最初随一个家庭教师接受教育，后来进入喀山大学读书，随后又转入圣彼得堡大学。他成绩很差，以至于没有拿到任何文凭。是他那些贵族亲友带他进入社交界，起初在喀山，后来是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他也去舞厅跳舞，去剧院看戏，还经常参加一些在贵族家庭举办的宴会。他在高加索山区服的兵役，并参加了克里米亚战争。
这段时期，他沉迷于狂饮滥赌，甚至卖掉雅斯纳雅·波良纳庄园里的房子，只为偿还赌债，那还是他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部分家产。他性欲旺盛，曾在高加索时染上过梅毒。根据他自己日记里的记录，在一个狂欢之夜，他赌博，玩弄女人，和吉普赛人一起狂饮烂醉——从很多俄国小说里可以看出，这种狂饮普遍上呈现的是（或过去是）俄国人寻欢作乐的一种传统方式。对自己这种行为，他怀有强烈的悔意，但一有机会还是会重蹈覆辙。托尔斯泰身体健壮，可以整天走路，连续骑马十到十二小时也不会觉得疲劳，但他的身材并不高大，相貌也很普通。“我知道，我长得并不好看，”他曾经这样写道，“我也因此感到绝望，世界不会施舍幸福给一个宽鼻梁、厚嘴唇且长着一对灰色的小眼睛的人的，我只求能有奇迹降临，让我变得英俊一些。我可以为了拥有一张漂亮的脸而放弃我现在拥有的以及将来可能得到的一切。”他那张朴实的脸其实很有活力与精神，也很吸引人，他对此并不自知；再加上眼神和谈吐，他甚至颇有魅力。那时候，他对穿着很讲究（他和可怜的司汤达一样，寄希望于用时髦的穿着来弥补相貌上的丑陋），还经常炫耀自己高贵的门第。他在喀山大学读书时的一个同学曾经这样描述他：“我刻意回避这位伯爵。第一次见他时，他的冷漠和傲慢，那短而硬的头发，和那眯着眼睛的神情，以及眼中露出的犀利目光，很不讨人喜欢。我从未见过摆出这样一副傲慢而奇怪的样子的年轻人，这真令人难以理解……他对于我的问候几乎从不理睬，似乎在表明我和他出于某种原因是完全不平等的……”托尔斯泰在军队时，对待那些军官同僚也是这样一种轻蔑态度。“开始，”他写道，“我对这里的很多事情感到惊奇，想慢慢适应这里的环境，我必须和那些先生保持距离。我选择一种恰到好处的中间姿态，对他们既不太亲近，也不太疏远。”
托尔斯泰在高加索和塞瓦斯托波尔先后写下一些随笔和短篇小说，还有一篇充满浪漫气息的关于自己童年生活的中篇小说。这些作品在一本杂志发表后，受到广泛的好评，也因此，在他离开战场回到圣彼得堡时，受到了当地文人的热烈欢迎。然而，他却不怎么喜欢他们，直到后来他们也不喜欢他了。他自认为是一个坦诚的人，却从不相信他人的坦诚。他与当时的流行观念格格不入。他动辄就要发火，粗暴地驳斥他人，全然不在乎别人的感受。屠格涅夫曾说，托尔斯泰习惯用审判官似的目光打量他人，这让人不胜困窘。这种审判官似的目光，再加之刻薄辛辣的挖苦，足够叫人恼羞成怒。他总是对他人近乎苛刻地非难，可一旦读到一封提到他时不太尊重的信，他就会立刻向写信者提出挑战。他的朋友曾费了很大的劲才阻止他进行一场荒谬的决斗。
那段时间，俄国刮起了自由主义的大风，解放农奴在当时是压倒一切的大事。托尔斯泰在首都过了几个月放荡的生活后，回到雅斯纳雅·波良纳。他向庄园里的农奴提出一项计划，要给他们自由，却遭到拒绝，因为农奴们不相信他。后来，他为农奴们的孩子开办了一所学校。他的教育观念很新颖：学生可以不上学，在学校里也可以不听教师讲课，没有人会因为不遵守纪律而受到惩罚。他整天和学生们待在一起，亲自教他们读书，晚上陪他们一起玩，给他们讲故事、唱歌，一直到深夜。
正是在这期间，托尔斯泰与一个农奴的妻子生下了一个私生子。多年以后，这个名叫提摩西的私生子成了他的几个孩子的马车夫。托尔斯泰的传记作者们对此兴趣颇浓，因为托尔斯泰的父亲也曾有过一个私生子，而且这个私生子在后来也成了家里的马车夫。以我之见，托尔斯泰在道德上是有过失的。我本以为托尔斯泰想解救农奴，让他们脱离贫穷、困苦和接受教育是出于真诚之心，但既然他抱着一种自我谴责的道德良心，至少也该为他的私生子做些什么吧。屠格涅夫也有一个私生女，可他很照顾她，让她接受教育，始终关心她的幸福。我时常怀疑，托尔斯泰在看到自己的私生子（他至少和他有血缘关系）在为小儿子们（他们不过是合法婚姻的产物）驱赶马车时，心里会不会感到丝毫的羞愧？
托尔斯泰的性格有个很大的特点：对新鲜事物总是满怀热情，却又很快归于厌倦。他缺乏一种坚韧持久的沉稳品质。因为对自己的努力结果感到失望，他的学校在开办两年后就关闭了，因为常常疲倦和不满，身体状况也越来越差。他后来回忆说，要不是结婚这件他尚未尝试的事情吸引着他，他的人生只怕早已陷入绝望。
他决定试着结婚了。那一年，34岁的托尔斯泰娶了18岁的索尼娅为妻，索尼娅是贝尔斯博士的小女儿。贝尔斯博士作为一名内科医生，在莫斯科的上流社会中颇有声望，也很受欢迎，他也是托尔斯泰家的老朋友。婚后，他们在雅斯纳雅·波良纳定居。最初的十一年间，索尼娅生了八个孩子，后来十五年她又生了五个。托尔斯泰热爱骑马和打猎，骑术也很不错。结婚后他的经济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于是他买下位于伏尔加河东面的一座新庄园，算起来，他拥有的土地大约有一万六千英亩。他开始过上了如大多俄国乡村贵族一样的按部就班的生活。那时的俄国，大多数贵族的经历无非是这样：年轻时赌博，酗酒，玩弄女人，结婚后便定居在庄园里，生儿育女，骑马打猎，经营自己的产业。和托尔斯泰一样，这些贵族中间的不少人有自由主义倾向，他们为农奴的无知、贫穷以及恶劣的生活状况感到忧虑，一心想改变农奴的命运。然而，托尔斯泰有一点与他们不同，在过着相同生活的同时，他写下了世界上最伟大的两部小说——《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对于这种事情的发生，我们无法解释，这就好比苏塞克斯郡的一个老派绅士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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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然能写出《西风颂》一样。
据说，年轻的索尼娅极富魅力，她有着姣好的身材、漂亮的眼睛、性感的鼻子，还有一头乌黑发亮的秀发；她活力四射，精神饱满，嗓音悦耳动人。婚前，托尔斯泰写过一段时间日记，日记中有他自己的希望和思考、祈求和自责，也记录了他的一些过错，例如酗酒、嫖妓和其他事情。与索尼娅订婚后，本着不向未来的妻子有所隐瞒的精神，他向她公开了自己的日记。索尼娅大感震惊，流着泪看完，彻夜未眠。第二天，她把日记还给他的同时宽恕了他。然而，宽恕并不等于忘记。两人都属于容易激动的人，而且个性都很强，一般来说，这样的人总会有一些脾气令人难以承受。索尼娅苛刻，占有欲强，嫉妒心重；托尔斯泰则是既严厉又固执。在孩子出生后，托尔斯泰坚持要索尼娅亲自给孩子喂奶。她本来也愿意这么做，只是有一次，由于刚生完孩子，她的乳房疼得厉害，就把婴儿交给奶妈喂养，谁知托尔斯泰竟为此大发脾气。他们时常吵架，但最终又会和解。他们始终深爱着对方，总体而言，他们拥有着美满的婚姻。托尔斯泰的工作很辛苦，既要管理庄园，又要从事写作。由于他的笔迹很潦草，在完成每张手稿后，索尼娅都要誊写一遍。因此，她越来越善于辨认他的笔迹，甚至仅凭自己的猜测，就能整理好他那些仓促记下的简短笔记和不完整的句子。据说，她整整誊抄过七遍《战争与和平》的手稿。
西蒙教授曾经这样描述过托尔斯泰的一天：“早饭时，全家人聚在一起，男主人的妙语连珠使得用餐气氛既轻松又活泼。饭吃完，他起身说一句‘该工作了’，便倒杯浓茶，钻进书房。一直到下午，他再次出来锻炼身体，通常是散步和骑马。到五点钟，回家吃晚饭，经常是狼吞虎咽。吃饱以后，他会讲述自己散步时的所见所闻，讲得生动有趣，令所有人开怀大笑。饭后，他回到书房读书，到了晚上八点，他和家人及来访者一起喝茶、听音乐、朗读，或者和孩子们玩游戏。”
之后的许多年里，托尔斯泰一直持续过着这样的生活，这是一种忙碌而有益的、令人心满意足的生活：妻子养育孩子，料理家务，帮助丈夫誊抄手稿；丈夫则骑马打猎，管理庄园，搞自己的小说创作。然而，托尔斯泰正一天天逼近50岁，对任何男人而言，这都是一个危机时期。青春已逝，回首过往他不禁自我询问，这一生究竟得到了什么；展望前路，暮年将至，他又不免对暗淡的前景心生沮丧。他这一生，总有一种恐惧如影随形——那正是对死亡的恐惧。人固有一死，除非遇险或者身患重病，绝大多数理智的人平时是不会想到死亡的。然而，在托尔斯泰眼里，死亡却是一种近在眼前的凶兆。他在《忏悔录》一书中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心境：
五年以前，我感觉到某种非常奇怪的事情开始在我身上发生了。最初，我有时候会感到困惑，感觉到生活压抑，简直像不知道该怎么生活，自己该做些什么似的。那种空虚而不知所措的感觉令我变得气馁起来。但好在这种情况总算过去了，我又回归到以前那样的生活。然后，那种困惑的时刻，越来越经常地，总是以同样的方式出现。它们总是表现为这样：我常常会有一些疑问，比如，活着是为了什么？它意味着什么？我觉得我一直赖以立足的地基坍塌了，在我脚下什么都没有了。我赖以生存的东西不再存在了，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立身。
我的生命也停止了。我虽然还能够呼吸、吃喝、睡觉，当然我不能不做这些事情；但是我没有生命，因为我失去了希望，不再有那种我认为有理由去实现的希望。
这一切开始落到我头上，正是我被那种所谓十全十美的好运气包围的时候。我还不到50岁，我有一个爱我的好妻子，而我也爱她；我有可爱的孩子们，有一个很大的庄园，我没费多少力气就使它得到了改善和扩展……人们称赞我，而如果说我很出名，那也不是太大的自欺……我的精神和肉体一样强壮，这在我的同类中还很少见到：就体力而言，我能够如农民一般同步刈割；在脑力方面，我能够一口气工作八到十个小时而不会生病。
我的精神状态开始以这样一种方式向我显现：我的生命是别人对我开的一个愚蠢、残忍和恶毒的玩笑。
托尔斯泰从少年时代起便不再相信上帝。由于缺乏信仰，他常常感到空虚与烦闷，他需要一种观念帮助他解开生命的谜题。他为此自我追问：“我为什么活着？我应该怎样活着？”却无法找到答案。于是，他再次恢复了对上帝的信仰。他通过一种推理找回这种信仰，对于他这种性格亢奋的人来说，显得有些奇怪。“既然我存在，”他写道，“那就一定有其原因。人们叫作上帝的那个东西，便是所有这一切的最终原因。”这是有关上帝的最为原始的一种论断。在那个时候，他仍然不相信一个具有人格的上帝，也不相信死亡降临后生命还会继续存在。然而到了后来，当他开始认为自我意识也属于上帝的一部分时，他才觉得生命随着肉体的死亡而停止这个观念便变得有点不可理解了。托尔斯泰有一阵子曾坚信俄国东正教会，但不久后他发现那些神职人员的生活和他们所宣扬的教义并不相符时，他对教会开始产生反感。他觉得没必要相信神职人员灌输的那些东西，他只愿意接受能够用简单实际的道理证实的东西。他开始接近那些贫苦、卑微和没有文化的信徒，随着对他们的生活的深入观察，他越来越相信，尽管他们的信仰带有迷信色彩，却是一种纯粹的信仰。对他们而言，产生这样的信仰是必然的，因为它赋予他们的生活唯一的意义，他们只有依靠这种信仰才能生活下去。
在经过几年的痛苦、反省与沉思后，托尔斯泰终于确立了自己的观念。我在这里勉强尝试简明扼要地概括一下他的观念，当然这并非易事。他否定教会的那一套宗教仪式，这种仪式在基督的教诲中找不到根据，施行仪式只不过是给真理抹黑。他还否定教会解释基督原则所形成的教义，认为它们是荒谬的，是对人类理性的侮辱。他只愿相信那些只能在耶稣的言论中找到的真理。他认为耶稣教诲的精髓就包含在“勿抗恶”的箴言中，具体体现为这一命令：“不要发誓”——他坚信，不仅适用于一般的赌咒，“不要发誓”适用于任何形式的誓言，包括证人席上的宣誓和士兵们入伍时的宣誓。另外它还体现在这一训诫中：“爱你的敌人，祝福那些诅咒你的人吧。”根据这种说法，人们不可以向自己的敌人宣战，即使遭受攻击也不能以武力反击。在他看来，坚信一种主张就意味着采取行动，他既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认为基督教的宗旨是爱、谦卑、自我否定和以善报恶，那他就得义不容辞地放弃生命的享乐，投身劳作，经受贫苦，贬低自己，宽恕他人。
然而，索尼娅是一名虔诚的东正教徒，她坚持顺从上帝的旨意，给孩子们进行宗教教育，在自己的位置上做到尽职尽责。她并不是一个很有灵性的女人，实际上，她也没那么多精力去培养自己的灵性，她除了要生养那么多孩子，哺育他们，让他们接受良好的教育，还得管理这么大一个庄园的事务。她对丈夫改变信仰后的观念既不理解也不赞同，可她还是以足够的忍耐包容了它。不过，对于丈夫将信仰付诸行动这点，她无法容忍，也毫不犹豫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托尔斯泰觉得自己不该依靠别人的劳动生活，便自己生炉火，自己打水、料理衣物。他甚至请来一个鞋匠学习制作靴子，只为自食其力。他在庄园里和农奴们一起干活儿：耕地、运干草、伐木。对此，索尼娅很不高兴，在她看来，一天到晚干苦力对托尔斯泰毫无益处，即使在农奴中间，这些活儿也是由年轻人来干的。
“你一定会这么说，”她在给托尔斯泰的一张纸条中写道，“这种生活和你的观念很合拍，你喜欢这样，但这并非一回事。我只想说：愿你过得快乐！可我还是很生气，因为你把精力全浪费在伐木、烧茶炊和做靴子当中。这些事作为休息或者调节一下头脑毫无问题，但你不能把它们当作正事啊。”她说得没错。托尔斯泰那种认为体力劳动在任何方面都要比脑力劳动高尚的想法很愚蠢。即使他认为自己不该写小说给那些闲人阅读，他也完全可以找到比做靴子更有意义的事。况且他做的靴子质量非常差，根本无法穿。他变得像农民一样穿着打扮，不修边幅，邋里邋遢。据说有一次装完粪便后他竟然直接进门吃晚饭，身上散发的臭气熏得人不得不打开窗子。他彻底丢弃了过去打猎的爱好，成为素食主义者。他认为人们不该为了吃就杀害动物摆上餐桌。多年来，他一直节制着自己的酒量，直到彻底戒酒。在经过一场痛苦的自我斗争后，他又成功戒了烟。
孩子们渐已长大，大女儿达尼亚即将到参加社交活动的年龄了。为了孩子们的教育，索尼娅坚持全家搬去莫斯科过冬。尽管托尔斯泰不喜欢城市生活，但还是遵从了妻子的决定。在莫斯科，托尔斯泰见识到了惊人的贫富差距。“我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觉得，”他曾这样写道，“要是我有多余的食物而别人没有，我有多余的衣服而别人没有，我便产生一种不断重复的罪恶感。”若要说服他，世上本来就有贫富之分，而且它们也将永不消失，是无济于事的，他不会认可。托尔斯泰曾访问过一个供赤贫者夜间留宿的地方，亲眼看见了那里的可怕情形后，想到自己回家后将享用有五道大菜的晚餐，身边有两名身穿礼服、戴着白领结和白手套的男仆伺候，他便感到无比羞愧。他把钱分给那些向他求助的穷人，却起到了坏的作用，他们拿着他施舍的钱喝酒、赌博。“金钱即罪恶，”他气愤地说，“施舍别人钱财，也同于作恶。”按照这个想法再往下发展一点，就会产生这样的观念：财产本不道德，拥有财产就是犯罪。
对托尔斯泰而言，下一步的选择变得明朗了：他决定放弃自己拥有的一切。在这个问题上，他和妻子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索尼娅不想让自己沦为乞丐，更不想让孩子们一贫如洗。她威胁托尔斯泰，要到法院去起诉他，要求法院宣布他已丧失管理财产的能力。不知他们经历了多么激烈的争吵，托尔斯泰提出把自己的财产划归给她，却被她拒绝了。最终，她还是同意和孩子们一起分割他的财产。那几年他们持续不断地争吵，托尔斯泰曾不止一次离家出走，但每当念及对妻子的伤害，他又会带着沉重的心情回到家中。他仍旧住在雅斯纳雅·波良纳，尽管家里的生活已相当节制，他仍为这种奢侈而感到羞愧。家庭关系还是处于失和的状态。他不赞成索尼娅安排孩子们去接受所谓的正规教育，索尼娅阻挠他按自己的想法处理财产，对此，他不能原谅她。
在改变信仰之后，托尔斯泰又生活了三十年，由于篇幅所限，我无法细述这三十年间的情形，我不得不将许多重要的事情隐去。总之，托尔斯泰成为一个引发公众崇拜的偶像，不仅被视作俄国最伟大的作家，而且还集小说家、民众导师和道德家等身份于一身，在世界各地都赢得了巨大声誉。有些人出于信奉他的学说想按照他的原则来生活，甚至建立了自己的聚居地。然而，当他们真正实践起托尔斯泰的不抗恶原则时，却遇到很多困难。关于他们有许多滑稽可笑的传言，却也引人深思。所幸托尔斯泰生性多疑，又极为好辩，他坚持认定，这是一些居心不良的人造的谣，为此还得罪了不少朋友。无论如何，托尔斯泰的名声越来越大，大批的学生、朝圣的香客、旅游者、崇拜者，以及信徒、富人和穷人、贵族和平民都涌向雅斯纳雅·波良纳。
我前面讲过，索尼娅是一个有着极强妒忌心和占有欲的女人。由于一直想独占她的丈夫，她对陌生人前来骚扰她的家庭生活感到非常厌烦。她甚至不惜贬低她的丈夫，来表达自己的抱怨和痛苦。“他在向人们讲述他那些美妙的想法时，”她写道，“每逢谈到自己就多愁善感，事实上，他却依然过着和之前一样的生活，既好吃，又热衷于骑自行车、骑马，还有淫欲。”另外一篇日记里，她这样写道：“我没法不抱怨，他为了所谓的人民幸福，把自己的家庭生活搞得乌烟瘴气，对我来说，活得越来越辛苦。为了他的素食主义，我得花费更多的金钱和精力来准备双份晚餐。家里人没兴趣听他喋喋不休的关于爱和善的说教，他就把形形色色的下等人搅到我们的生活中来。”
年轻的切尔特科夫属于第一批接受托尔斯泰思想的人。他很富有，是个近卫军上尉，在信仰不抗恶原则之后便辞去了军队里的职务。他是个诚实的理想主义者，心肠热，却生性专横，喜欢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爱尔蒙·莫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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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说过，凡是和他接触过的人，要么成为他手中的工具，要么就和他起过冲突，要么被迫逃之夭夭。一直到托尔斯泰去世，他们之间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索尼娅为他有着能够影响托尔斯泰的本领而大为恼火。
托尔斯泰的思想被他身边很多朋友视为偏激之论，只有切尔特科夫一直鼓励他走向更远处，让他更加坚定、执着地实践自己的理想。由于过度思考道德的自我完善，托尔斯泰已无心管理庄园。原本每年能从庄园收入三万美元，现在却不到二千五百美元。这些钱显然无法维持家用，也不够支付孩子们的教育费用。因此，索尼娅说服丈夫，拿到了他1881年以前所创作的全部作品的版权，想借钱开一家出版社，将作品出版发行。这件事完成得很出色，索尼娅如愿赚够了支付家中各种开销的钱。然而，将作品的版权据为己有显然违背了托尔斯泰的理念，在他看来，任何个人财产都是不道德的。与此同时，切尔特科夫一直劝说托尔斯泰放弃他在1881年以后创作作品的版权，并对外宣布它们是公共财产，可供任何人出版。这本就够索尼娅恼火的了，谁知托尔斯泰的要求更甚，他想从她那里重新要回早期作品的版权，连同后期作品的版权一并放弃，这其中包括他很有名的一些小说。索尼娅拒绝了他，因为出版作品所得的收入是自己家庭生活开支的主要来源。就这样，无休止的争吵又在家中开始了。托尔斯泰夹在索尼娅和切尔特科夫之间，不得安宁。他们都有自己的一套理念，无论哪一方说出的理由，托尔斯泰都难以否定。
1896年，托尔斯泰68岁。他已结婚三十四年，孩子们大多长大，二女儿也快要出嫁了。偏偏这时，家里发生了一件极不光彩的事。52岁的索尼娅爱上了一个名叫塔纳耶夫的年轻作曲家。这让托尔斯泰感到无比震惊、羞愧和愤怒，他曾在写给索尼娅的一封信中说：“你和塔纳耶夫之间过分亲密的关系让我感到恶心，我不能无动于衷地容忍它。如果我继续和你在一起生活，我将不久于人世，我的名誉也势必受到玷污。你知道，我已经为此苦恼了整整一年。我曾强忍着愤怒告诉过你这些，请求你不要继续下去。那之后，我尝试保持平静，只是在做了很多的努力后仍然失败了。你们仍然在继续发展那种关系，而且我能想象，它将一直这样发展到头，我实在忍不下去了。很明显，你不肯放弃这种关系，那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了——分离。我已经下定决心要这么做了，只是我必须找到一种最合适的方法。我认为，最合适的方法就是出国，我们总会想出一个最好的办法。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不能再让现在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了。”
然而，他们并没有分开，只是继续让生活变得更加难以忍受。索尼娅仍旧难以脱离情网，狂热不休地纠缠那个作曲家，他刚开始可能也感到兴奋，但很快便厌倦了这种他无以为报、让他显得可笑的热情。索尼娅终于意识到他在故意躲避她，最后，他更是当众羞辱了她。这深深地伤害了她，没过多久，她终于认清他只是一个“厚颜无耻、精神和肉体上都粗鄙不堪”的人。这场不太体面的风流事终于到此结束。
到了这时，托尔斯泰夫妇之间的不和已是人尽皆知。索尼娅为此深感痛苦，因为托尔斯泰的信徒们——他们也是他现在仅有的朋友——都站在他这一边，他们公开表示对索尼娅的敌意，认为她阻碍了托尔斯泰践行他与信徒们共同的理想。然而，托尔斯泰并没有因为信仰的转变而感到任何幸福。他失去了以往的朋友，家庭中又有如此巨大的矛盾，与妻子整天陷入争吵。他的追随者们责备他仍旧过着优越、舒适的生活，他也因此感到羞愧。他在日记中写道：“在我人生的第七十个年头，我全部的希望便是得到平静和安宁，虽然这并非我的本意，但比起生活在实际需求和道德良心的明显矛盾之中，这要好得多。”
他的身体状况开始变得糟糕。之后的十年中，他生了很多次病，有一次严重到差点死去。在这一时期认识他的高尔基曾这样描绘过他：“他身材瘦小，头发灰白，眼睛却比以前更加有神，看人的目光也更加锐利，他的皱纹很深，蓄着一把又大又长的白胡子。”他已经是个80岁的老人了。一年过去，又是一年，他82岁。他衰老得很快，看起来将不久于人世，但夫妇俩仍然为那些无聊的争吵所苦。显然，切尔特科夫并不像托尔斯泰那样视财产为罪恶，他在雅斯纳雅·波良纳附近买了一座庄园，这更加方便了他和托尔斯泰之间的往来。他开始催促托尔斯泰实施那个在死后向社会公开所有著作权的计划。这一行为激怒了托尔斯泰的夫人，因为这样一来托尔斯泰在二十五年前划归给她的那些小说版权无疑会被剥夺。长久以来，她和切尔特科夫之间积累起来的敌意终于爆发成一场公开的争辩。除了深受切尔特科夫的影响的小女儿亚历山德拉，孩子们都站在母亲一边。虽然托尔斯泰早已把庄园分给他们，但他们仍然不想过他所希望的那种生活，更弄不明白为什么非要放弃版权，白白丢掉一大笔收入。面对家里人的施压，托尔斯泰仍旧执意立了一份遗嘱，宣布在他去世后，所有作品的版权都将赠送给公众，存留的手稿也交由切尔特科夫保管，以便他向所有愿意出版他作品的人们提供方便。在这份遗嘱尚不具备法律效力的情况下，切尔特科夫劝托尔斯泰另立了一份遗嘱。他们偷偷将公证人带进家中，为不惊扰托尔斯泰夫人，他们将书房的门紧紧锁好，就在书房里，托尔斯泰亲手把遗嘱抄了一遍。这份遗嘱中，托尔斯泰按照切尔特科夫的提议将所有作品的版权划归给了小女儿亚历山德拉。切尔特科夫后来说起这么做的理由：“我认为，托尔斯泰的夫人和子女一定不愿让一个非家庭成员继承和管理他的版权。”他说的有道理，这份遗嘱会使其他人失去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但是，这仍然没有让切尔特科夫感到十分满意，他自己又起草了一份遗嘱，在他庄园附近树林中的一个树桩上，托尔斯泰又将遗嘱抄了一遍。在这份遗嘱中，切尔特科夫得到了手稿的绝对控制权。
留存的手稿里，最重要的是托尔斯泰晚年的日记。他早期的日记一直由索尼娅保管，但最近十年的日记都交给了切尔特科夫。索尼娅一直想把这十年的日记要回来，一方面因为这些日记的发表可带来丰厚的收入，更重要的是，索尼娅不愿让这些真实记录着夫妻间不和的日记公之于众。她派人到切尔特科夫那里要回日记，被切尔特科夫拒绝了。她甚至以服毒和自缢来威胁，要切尔特科夫归还日记。托尔斯泰无法忍受索尼娅的狂怒，便从切尔特科夫那里把日记取回来，却并没有交给她，而是存入银行的保险箱。为此，切尔特科夫写了一封信给他，关于这封信，托尔斯泰在日记中写道：“我收到来自切尔特科夫的一封充满埋怨和责备的信。他们让我心碎，有时候我真想离开所有这些人，一个人走得远远的。”
很年轻的时候，托尔斯泰便一直想要远离混乱和困苦的尘世，去某个地方隐居，在孤独中进行自我完善。像其他许多作家一样，托尔斯泰把这种愿望的实现交由两个小说中的人物，《战争与和平》中的彼埃尔和《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这两个人物形象就是他自己性格的真实写照。如今，他的生活状况使得他更想及早地实现这一愿望。妻子和儿女们使他烦恼不已。朋友们认为他应该完全践行自己的理想，他们的责备也是他苦恼的来源。甚至有许多人因为他的言行不一而备感痛苦，他们几乎每天给他写信，在信中责备他虚伪，这让他万分伤心。有个虔诚的信徒来信请求他放弃自己的庄园，将自己的财产分给亲戚和穷人，不能留下一个戈比，然后再像乞丐一样去流浪。托尔斯泰写信回复他：“我被你的来信深深打动，我的梦想和你建议的完全一样，但目前我还做不到这点，这其中有太多的原因……最主要的是我必须不能影响到其他人。”其实，人们采取某种行动的根源往往深埋在他们的下意识里，我认为托尔斯泰之所以没有去践行他的朋友的建议和自己的良心要求，是因为他下意识里并不真的想那样做。作家的心理通常有一个特点，虽然对于每个研究作家生平的人来说，这个特点显而易见，但我还从未听人正式谈起过，那便是：对于一个具有独创性的作家，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作品便是他们内心因为某种原因而遭受压制的本能、欲望、白日梦（随便你叫什么）的升华，这些东西以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后，作家便摆脱内心的压力，不再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了。然而，这种发泄方式并不会使他们完全满意，仍然会有某种缺憾留在他们心中。这正是为什么作家大多会赞美体力劳动者，因为动笔的人会怀着一种不自觉的妒意羡慕行动的人。托尔斯泰热衷于体力劳动，很可能就是为了摆脱自己内心某种欲望的压力。也就是说，托尔斯泰通过写作没能发泄掉自己全部的欲望，他想寻求其他的方式去宣泄，而这种无意识的宣泄行为，却被他真诚地认为是做着一件正确的事情。
当然，托尔斯泰是一个天生的作家，他以最动人、最富有戏剧性和趣味性的方式表现自己的作家本能。我想，他是为了让自己的观点显得更加鲜明，才在他那些带有说教性质的论著中失去了控制，如果他好好想一想，这些观点会得出怎样的结论，也许他就不会把它们发挥到如此绝对的地步。他的确承认过，妥协在理论上虽不被允许，但在实践中不可避免。但这样的话，他就必须放弃自己的整个立场，因为既然妥协在实践中不可避免，那么要想彻底践行他的理论就是不可能的事，他的理论就一定有问题。然而，即便托尔斯泰自己想做出某种妥协，那些一批又一批来到雅斯纳雅·波良纳的满怀崇拜心情的信徒也不会同意，这便是托尔斯泰的不幸。信徒们逼迫这位老人做出某种戏剧性的行动来满足他们的愿望，这确实有些残忍。托尔斯泰的学说牢牢地禁锢住他自己。他的著作引起的强烈反响（当然并不全是灾难性的）以及人们对他的尊敬、崇拜和爱戴，这一切都把他推向了一条他并不想走的绝路。
这是因为，尽管托尔斯泰最后离家出走并在旅途中去世，使他决定出走的并不是良心的感召或信徒们的催逼，而是为了暂时逃离他的妻子。事出偶然，那晚他上床睡觉，不一会儿听到妻子在书房里的纸堆中翻找什么。由于自己不久前瞒着妻子立下了一份遗嘱，这个秘密一直盘踞在他心中，他随即想到，一定是索尼娅听说了这件事，所以她想找到那份遗嘱。于是他在她离开书房后起床，拿了几份手稿，打包了一些衣服，叫醒一位正住在他庄园里的私人医生，说自己打算离家出走。这时，亚历山德拉也醒来了。他们把车夫从床上叫起来，套好马车，在私人医生的陪伴下，托尔斯泰上了马车，驶向火车站。早上五点，火车站很拥挤，天下着雨，寒风凄凄，他们不得不冒着风雨站在车厢末端的露天小平台上。托尔斯泰有个妹妹在沙玛丁的修道院里当修女，他们在沙玛丁下了车，并且和随后赶到的亚历山德拉集合。亚历山德拉带来消息，母亲已发现他们的出走，并且想要自杀。这件事索尼娅以前可不止做过一次，只是每次她都下不了决心，不过是在家里引发一阵忙乱和纷扰而已。亚历山德拉建议托尔斯泰继续赶路，一旦母亲知道他在哪里，肯定会匆匆赶来。因此，一行人登上了去罗斯托夫的火车。由于之前就感冒未愈，经过火车夜行的折腾，托尔斯泰病得更加严重了。同行的私人医生只好让托尔斯泰在中途一个名叫阿斯塔波夫小车站下车。站长在听说病人是托尔斯泰后，马上把自己的房间让了出来。
第二天，托尔斯泰发电报给切尔特科夫。亚历山德拉则偷偷写信给她的哥哥，要他从莫斯科带一个医生过来。由于名气太大，托尔斯泰的一举一动实在很难保密，不到二十四小时，索尼娅就从新闻记者那儿得知了他所在的地方，带着孩子们赶到阿斯塔波夫，这时，托尔斯泰已病得十分严重，为避免打扰到他，医生没有让她走进房间。很快，托尔斯泰生病的消息便传到了世界各地。短短一个星期之内，阿斯塔波夫的车站上挤满了政府代表、警察、官员、新闻记者、摄影师和其他形形色色的人。他们临时居住在侧线上停靠的火车车厢里，当地的电报局一时也忙得不可开交。陆陆续续来了更多的医生，托尔斯泰的床边最后有五个医生同时照看。他经常处于昏迷中，清醒的时候则在担忧妻子，他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也不知道索尼娅就在房间外面，他只知道自己命不久矣。他一生都惧怕死亡，可现在他不再害怕。在清醒的时候，他不断地叫喊：“逃吧！逃吧！”索尼娅被允许进房间探望他的时候，他已失去知觉。她跪在地上吻他的手，他叹了一口气，但是没有迹象表明他意识到了妻子在自己身边。1910年11月7日，一个星期天，早上六点过几分，托尔斯泰离开了人世。
为写这篇文章，我反复读了几遍爱尔默·莫德创作的《托尔斯泰传》，还有他翻译的托尔斯泰的《忏悔录》。莫德和托尔斯泰及其他的家人都熟识，这是他的有利条件，关于托尔斯泰的生平，他的叙述也十分有趣。但遗憾的是，大多数人想知道他的看法，他却很少谈到。此外，我还阅读了西蒙教授写的托尔斯泰传记，这本传记内容翔实，详尽而可信地提供了许多有关托尔斯泰的事实。也许出于谨慎，这些事在爱尔默·莫德的《托尔斯泰传》里没有提及。在我看来，西蒙教授的托尔斯泰传记是英语传记文学中的经典之作，必将长久地流传下去。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苦难生涯与《卡拉马佐夫兄弟》
费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于1821年，他的父亲是贵族，在莫斯科的圣·玛丽医院当外科医生。他对自己与生俱来的贵族身份相当重视。服刑期间，他的贵族身份曾被剥夺，为此他深感苦恼，于是一从狱中获释出来，他就竭尽全力求助几个颇有影响力的朋友为他恢复身份。和欧洲别的国家的贵族制度不同，在俄国，人们可以通过多种不同的途径获得贵族头衔，有的在政府部门谋到适当的职位，或是使自己比农民和商人更加富有，都可以自封为贵族。事实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属于一般的白领家庭。他的父亲性格严厉，放弃自己的一切享受和闲暇只为使自己的七个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在他们还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教会他们适应生活的不幸与艰苦，做好承担生活职责和义务的准备。孩子们一起挤在医院两三间医生宿舍中，不允许单独外出，更没有零花钱。他们没有一个朋友。父亲除了在医院任职外，还靠私人营业获得一些额外收入，最终在距莫斯科几百英里外买下一座小小的庄园。到了夏天，母亲才带着他们去庄园生活，也正是从那时起，他们第一次感受到自由的滋味。
费多尔16岁那年，母亲便去世了。父亲将家里年龄较大的两个儿子米哈依尔和费多尔送去彼得堡一家军事工程学校读书。哥哥米哈依尔由于身体太弱被拒绝入学，费多尔不得不和他亲爱的哥哥分开。他常常感到孤独和苦闷，父亲不愿意，也没能力再给他钱，他也因此连书籍、靴子等生活必需品也买不起，甚至交不起学校规定的费用。在安置好两个大儿子后，父亲又把另外三个孩子寄养到孩子们在莫斯科的姨妈家里，他关闭了私人诊所，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住进了乡下的庄园。他开始酗酒，对孩子们变得非常严厉，对庄园里的农奴更是十分残暴。终于有一天，他被几个农奴杀死了。
那是1839年。费尔多虽说对待工作缺乏热情，却总算得心应手。他完成学业后找到了一份工程局绘图处的工作。他一年有五千卢布的收入，这其中除了自己的薪水，还包括从父亲那儿继承的部分家产。他自己租了一套房间，开始沉迷于打撞球和赌博，大肆挥霍钱财。这年年末，他对自己绘图处单调、乏味如削马铃薯一般的工作终于感到厌烦，便辞职而去。可这时的他早已欠了一屁股债。也正是从这时起，他一直困在债务中，直到去世。他一直难以改掉花钱大手大脚的这个习惯，即使因为挥霍无度而陷入绝境，也从不懂得自我克制，他的性情亦反复无常。曾有一位对他颇有研究的传记作家认为，他对金钱的需求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一点连他自己也认同。一旦觉得自己有了钱，就会千金散尽，只为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后面我们就会看到，他是如何屡屡陷入自己陋习的泥沼而难以自拔的。
还在学校读书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开始创作一个中篇小说，也正是在写完这篇小说时，他下定决心当一名作家。这篇小说便是《穷人》。那时的文学圈里，他只认识格里戈罗维奇和涅克拉索夫。后者曾向他约写一篇评论，他却将自己的小说拿给了他。那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很晚回到家中，在和朋友们朗读和讨论了一整晚他的小说后，大概凌晨四点的时候，他才走回住处。由于毫无睡意，他便坐在敞开的窗前欣赏夜色，直到一阵门铃声响起。“是格里戈罗维奇和涅克拉索夫！他们激动地冲进房间，眼含泪水，不停地拥抱我。”那天晚上，他们轮流大声地朗读了他的小说，读完之后已是深夜时分，他们还是决定马上去找他。“就算他睡觉了也没事，”他们说，“我们必须得叫醒他，这可比睡觉重要得多。”第二天，小说手稿就被涅克拉索夫送到了当时最著名的批评家别林斯基手里。别林斯基在读完小说后表现得像那两人一样，兴奋不已。就这样，这篇小说得以发表，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因此一举成名。
他并不为自己的成功而感到得意。有位名叫巴纳耶娃·戈罗夫耶娃的夫人这样描述她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印象，她当时邀请他去她的公寓做客：“一眼就发觉，新来的客人极其羞怯、敏感，他身材瘦小，一头金发，脸色略微有些病态，小小的灰色眼珠转来转去，显得很不安，嘴唇苍白而且不停地抽搐。他几乎认识在场的每一个客人，却羞于和他们交谈。有几个常客甚至想以赶他出去的方式来提醒他，应该和大家打成一片。那晚过后，他便常来拜访我们。他也渐渐不再胆怯，直到后来，他甚至……热衷于进行完全自相矛盾的辩论，借机放纵自己，满口胡言。事实上，即使他失去自制力，开始标榜自己作家的身份，傲慢而自负地炫耀自己时，仍旧带着年轻人的那种羞怯。换一种说法，突然从一个灯光耀眼的入口走上文学舞台，赢得世界上许多一流文学家的赞美后，他被冲击得恍恍惚惚、头昏目眩了。他是一个极其敏感的人，在那些二流的年轻作家面前，他无法掩饰自己的得意感……他用略显苛刻、自负的口气，尽情地在同行们面前炫耀自己不可估量的才能……尤其是，他怀疑所有的人都想要蔑视他的天才。他对别人的每一句话都仔细分析，一旦发现有人想要狡猾地贬低他，或者哪怕用某一个字眼侮辱他时，他便怒火中烧，立即发起一场争吵，向想象中那个侮辱他的人发泄自己心头冒出的怒火。就这样，他成了我家的常客。”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一个简单平常的客人，也不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贵客。当时他踌躇满志地签了合同，准备写一部长篇和几个中篇。他肆意挥霍预支的稿费，生活放荡不羁。他不听朋友们的劝告，而是不断地和他们争吵，哪怕是帮助过他的别林斯基也不例外。他从不相信人们会“真诚、纯粹地赞美他”，他说服自己，坚信自己是天才，是俄国最伟大的作家。与此同时，日益累积的债务逼迫着他不得不快速写作。一种神经性疾病长期纠缠着他，他不得不担心疾病发作后自己会发疯或者得上肺病。受此影响，他创作的短篇小说均以失败告终，长篇小说也令人不忍卒读。那些之前赞美他的人达成共识般开始转而攻击他，他的创作生涯宣告结束。
就这样，他的文学创作突然中止。随后，他加入了一个年轻人的秘密小组。深受当时西欧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这些年轻人试图进行社会改革，尤其针对俄国的农奴解放和书报检查制度。他们并没有采取任何反政府行为，只不过每星期组织一次聚会，对种种社会问题进行讨论。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被警察盯上了。全体成员被捕，并在不久后便被判处死刑。执行死刑的士兵刚要举枪行刑，信使送来命令，改死刑为流放西伯利亚。就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判处在鄂木斯克监狱服四年苦役。刑期结束，他又被勒令去服兵役。在被押往彼得堡要塞执行死刑的那天，他曾给哥哥米哈依尔写过这样一封信：
今天是12月22日，我们集体被押送至谢米洛夫斯基广场，准备执行死刑。十字架送来让我们亲吻，匕首在我们头上折断，丧服（白衬衫）也已准备妥善，随后命令我们中间的三人站到木栅前被处死。我是这一排的第六个，我们被分成三个组，我属于第二组，我没几分钟可活了。我想念你，哥哥，想念你的一切！生命的最后时刻，唯有你占据在我的心中。我第一次意识到我有多爱你，我最爱的哥哥！我还有拥抱帕来斯契耶夫和杜洛夫的时间，他们就站在我的身边，在向我道别。最后，另一个命令传来，那几个本来准备到木栅跟前受刑的人又被带了回来。传令的人向我们宣读了文件，说是皇上准许我们活命，又一一宣读了最后判决。只有巴姆一人被完全赦免，他被带到与他的判决相同的那一排人中间去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写过一部成功的作品，描述了自己在监狱服刑的可怕经历。我们在他的描述中看到，入狱不到两个小时，他这个新犯人就和那些老犯人如家人般相处得亲密无间了。他解释道，这和跟贵族绅士们的相处不同，面对他们，不论他怎样谦卑、忍耐，或者怎样显示智慧，得到的始终是鄙视、痛恨、不被理解和信任，更不会被当作朋友或者同伴。然而，尽管服刑的几年中他渐渐不再成为众矢之的，他依然感到痛苦，像个陌路人一样，孤独始终如影随形。他曾经历过短暂的荣耀，现在却再也不是一个像样的绅士了。他在狱中的生活卑微、穷困而潦倒，正如同他的出身。他的朋友（同时也是狱友）杜洛夫深受众人的爱戴，这令他更加觉得痛苦和孤独。陀思妥耶夫斯基向来自负、多疑而急躁，他性格上的弱点正是导致这种状况的部分原因。尽管有众人的陪伴，他仍觉得孤独，这种孤独让他开始自我反省。“这种精神上的游离，”他写道，“给我机会去回顾以往的生活，细察自己每一个微不足道的行为动机，无情地、严肃地审判自己。”在狱中，他唯一能够读到的书是《新约圣经》，他反复研读，深受每一个字句的影响。也正是从那时起，他开始宣扬基督教义，在自身性格所能允许的范围内，他逐渐变得谦卑而虔诚，不断压制自身的普通人性需求。“不管经历了什么，你都得始终保持谦卑，”他写道，“要想着你过去的生活，想着你将来的生活，想着你的灵魂里深藏着怎样的卑劣和邪恶。”狱中生活使他变得不再傲慢和自负，出狱后，他不再是一个革命者，反而成为一名坚定的教权和法律的维护者，同时也变成一个癫痫病人。
苦役刑满后，他接着被送往西伯利亚的驻防部队中服兵役，继续服刑。那里的生活极其艰苦，但在他看来，这些艰苦正是对他自身罪孽的应有惩罚。他曾谋求的社会改革是一大罪孽，对此他已认定。他在写给哥哥米哈依尔的信中说：“我并不抱怨，这是我的十字架，我必须背负它。”1856年，得益于一个老同学为他说情，他离开原先的部队，生活条件有了改善。他开始自己的社交生活，还爱上一个名叫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伊沙耶娃的女人，她已经有孩子了，是一个政治流放犯的妻子。她的丈夫后来死于酗酒和肺病。据说，她是个相貌美丽的金发女人，个子中等，身材苗条，高贵而多情。除了这些信息，人们对她知之甚少，只知道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样生性多疑、嫉妒心强，且喜欢自怜。他成了她的情人。但没过多久，她就跟随丈夫移居到四百英里以外的另一个边境驿站去了。而她的丈夫也不久便死在那里。在获知她丈夫的死讯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立即写信给她，向她求婚。但她犹豫不决，一方面是因为两人的贫穷，另一方面是因为她已移情于一个名叫瓦格诺夫的“品德高尚而富有同情心”的年轻牧师，并已成了他的情妇。尽管深陷热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嫉妒得发狂，但是在自我贬抑的强烈冲动下，又或是小说家将自己当成小说人物的幻想，他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他郑重宣布，瓦格诺夫是他情同手足的朋友，他恳求另一位友人出资，帮助瓦格诺夫和玛丽亚·伊沙耶娃完成婚礼。
无论如何，他想扮演一个为了挚友的幸福可以牺牲自己、纵使自己心碎也在所不惜的角色，相比之下，玛丽亚则是一个自私的人。虽然瓦格诺夫“品德高尚而富有同情心”，却身无分文。那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已当上军官，再加上他在这件事上表现出的宽宏大量，他成功地挽回玛丽亚的芳心，她心甘情愿嫁给他，而不是瓦格诺夫。终于，他们在1857年结婚。由于没有什么钱，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得不到处借债，直到再也没有可借钱的地方。他打算重新开始文学创作，但受限于囚犯的身份，发表作品必须得到特别许可，这并非易事。更何况，他们的婚姻生活也很不如意。陀思妥耶夫斯基将此归咎于妻子的多疑、抑郁和想入非非，却忘了自身性格的急躁、易怒和神经质。他试着写一些小说片断，写完随手一搁，又开始写新的。最终，他只发表了少量并不重要的作品。
1859年，在经过自己不断的上诉以及朋友的帮忙后，陀思妥耶夫斯基获准回到了圣彼得堡。关于此事，欧内斯特·西蒙曾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中公正地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了恢复自由，运用了十分卑劣的手段：“他写过一些‘爱国诗歌’，一首庆贺亚历山德鲁皇后的生日，一首赞颂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加冕，还有一首哀悼老沙皇尼古拉一世去世。他给当权者写信，甚至直接写给新沙皇本人，恳求赦免自己。在这些信中，他表达了自己对年轻君王深切的、坚定不移的拥护与爱戴，称其为‘永放光芒的太阳’。他还信誓旦旦地说，不论这位君王有何旨意，他都准备为其献身。对于使他受苦役的那些‘罪行’，他表示随时愿意认罪，更是不断强调自己一直以来的悔过之心，为过去的所作所为深感万分痛苦，等等。”
他与妻子，以及妻子之前所生的儿子在首都圣彼得堡住下来，并和哥哥米哈依尔一起创办了一份刊名为《当代》的文学杂志。他创作的两部小说《死屋手记》和《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均发表在《当代》上，且大获成功。随后两年，他的经济生活渐至宽裕。1862年，他去西欧周游，杂志就留给哥哥米哈依尔主办。西欧并未给他留下什么好印象。他认为巴黎是“最令人厌烦的城市”，那里的居民心胸狭隘、嗜钱如命；在伦敦，他震惊于穷人的惨状和富人虚伪的体面；他去了意大利，却对那儿的艺术毫无兴趣。为了阅读维克多·雨果的四卷本长篇小说《悲惨世界》，他特地在佛罗伦萨待了一周，随后他没有去罗马和威尼斯，直接返回俄国。在这期间，他的妻子患上了慢性肺结核。
西欧周游的前几个月，40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认识了一个年轻女子，她曾在他创办的杂志上发表过一篇短篇小说。这位名叫波琳娜·沙斯洛娃的年轻女子20岁，还是处女，长得十分漂亮，也许为了凸显自己很有学问，她的头发剪得很短，还戴着一副黑框眼镜。陀思妥耶夫斯基结束西欧的游历，返回圣彼得堡后，两人就成了情人。后来，由于发表了一篇内容不得当的文章，杂志惹了麻烦，不得不停刊，陀思妥耶夫斯基便决定再出国一次。他说自己出国治疗癫痫病，他这病的确时有发作，但这不过借口而已，他真正的目的是去威斯巴登赌博，他认准了赌博是个赚钱的好办法。同时，他和波琳娜·沙斯洛娃约好在巴黎会面。于是，从杂志的作者基金中借到一笔钱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离开了俄国。
果然，他在威斯巴登赌得不亦乐乎，根本离不开赌桌，能让他稍离赌桌的只有他对波琳娜·沙斯洛娃的炽烈热情。他们本计划一起去罗马，哪知这个年轻而轻浮的女孩在巴黎等待他的期间竟和一个西班牙医科大学生打成一片，后来在他弃她而去后，她不禁心烦意乱。一个轻浮放荡的女人的情绪是很不稳定的，她突然提出要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分手。陀思妥耶夫斯基只好接受了她的要求，提出两人“以兄妹的身份”同游意大利。她想着自己无事可干，便答应了他的提议。然而，终是因为缺钱，计划不得不搁浅，他们不得不靠典当衣服度日。在经历“饱受折磨”的几个星期后，他们终于分道扬镳。陀思妥耶夫斯基返回俄国，发现他的妻子此时已病入膏肓。又过了六个月，她离开了人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他这样写道：
我的妻子，那深爱着我的人，和我深深爱着的人，在我们仅仅住了一年的莫斯科寓所中离开了人世。整个冬天，我都一直守在她的床边，从未离开过她的枕畔……我的朋友，她对我的爱是无限的，我对她的爱也无法用言语表达，但我们的结合并不幸福。日后待我和你见面时，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现在，让我抛开这些，抛开我和她之间的种种不愉快。我们间的爱恋从未失去，我们一向爱得深沉笃定，直到遭此不幸。听了这些，你大概会感到奇怪，她是我这一生见过的最高尚、最善良的女人……
这份关于爱的热烈表白多少有些夸张。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哥哥一起创办了另外一份杂志，为了联系杂志的相关事务，那年冬天他曾两次去往圣彼得堡。这份杂志的风格看上去比《当代》要更加带有偏见，注定要失败。他的哥哥米哈依尔在患病不久后也去世了，留给他两万五千卢布的债务，同时他还得赡养哥哥的遗孀和孩子，还得在生活上接济哥哥的情妇和私生子。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有钱的姨妈借给他一万卢布，即使这样，到了1865年，他依然宣布破产。除了手中一张一万五千卢布的借据，他还有另外五千卢布的口头债务。债主们很难对付，为了躲债，他不得不从杂志的作者基金中再借一笔钱，并拿到一部长篇小说的预支稿费（他签订合同，确定了交稿日期），他打算再去威斯巴登的赌桌上碰碰运气，也顺便和波琳娜·沙斯洛娃见见面。他向她求婚，但她对他的感情早从爱恋转为憎恨。人们一度以为她会答应他的求婚，毕竟他是个知名作家，又是杂志的编辑，这都是为她所欣赏的。然而，现在杂志早已停刊，何况他的相貌也被时间摧残得不成样子：头发掉光的同时，还患有癫痫病。她难以忍受甚至异常厌恶他强烈的性要求。毕竟，在女人眼里，再没有比失去肉体吸引力的男人提出的性要求更加难以忍受的了。于是，她离他而去，回到巴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赌桌上把钱财尽数败光，甚至典当了自己的手表。因为没钱买面包，他一个人静坐在房间里，以此抑制食欲。这时，他开始创作另一部小说。他说，那部小说是忍受着饥饿的折磨和时间的催促而完成的，他身无分文，又经常卧病在床，几乎陷于绝境。那本小说就是《罪与罚》。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不得不到处求助于人，甚至跑到与他发生争吵的、他心中本极其轻视厌恶的特杰涅夫那里求助，借到他的钱后才回到俄国。当时他正埋头写作《罪与罚》，突然想起自己曾在一份合同中定下一本书的交稿日期，这份合同对他极不公平，如果他逾期不交稿，出版商就可以随便出版他往后九年间的全部作品而无须向他支付分文。在几个乐观的朋友的建议下，为了赶写书稿，他雇用了一个速记员。两人仅仅花了二十六天时间，就完成了一部名为《赌徒》的长篇小说。那位速记员是一个20岁的年轻女子，长相普通却十分能干，富有耐心和献身精神，这深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赞赏。1867年初，他们结婚了。他的亲戚们对这桩婚事大为不满，担心他婚后会减少对他们的接济，对这位新娘百般挑剔。正因为这点，同时也为了躲避债务，她劝他离开俄国。
这次出国，他们整整在外待了四年。一开始，安娜·格利高里耶芙娜（他的妻子）就知道，和这位知名作家在一起生活会很困难。他的癫痫病愈发严重，再加之他平时便脾气暴躁，处事草率，却又极度自负。另外，他在婚后还和旧情人恢复了书信往来。对于可怜的安娜，要做到坦然面对这一切并不容易，但作为一个品格极不平凡的年轻女性，她硬是把所有的苦果都咽了下去。他们一同前往巴登，在那里，他又陷入对狂赌的痴迷而无法自拔。他输光了一切，又和过去一样，写信给每一个可以求助的人，向他们借钱。然而，钱一寄到，便立刻被他输光在赌桌上。他们把所有值钱的物品都典当了，不断地搬家，寻找租金更便宜的公寓，有时甚至没钱吃饭。安娜·格利高里耶芙娜怀孕了。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他刚赢了四千法郎）写在一封信里的一段话：
安娜恳求我，拿到这四千法郎就该知足了，她想让我们马上离开此地。然而还有补救一切的机会，那么简单，有那么大的可能性，不是吗？一个人除了自己赢钱外，每天还能看到别人赢了两万或者三万法郎（他看不到那些输钱的人）。谁是圣人呢？要我说，钱才是最重要的，我下的注不仅包含我输掉的钱，还包含我输掉的最后一点理智，我简直愤怒到了极点。我输得精光，我典当了自己的衣服，安娜也典当了她所有的东西，甚至包括她最后的一件小首饰。（这是怎样的一个天使啊！）她给予了我多么大的安慰！在可恶的巴登，我们不得不住在铁匠铺上面的两间陋室里。她是那么累！最后，什么都输光了。哦，那些卑鄙的德国佬！他们无一例外全是放高利贷的，一群恶棍和无赖。房东在知道我们无处可去的情况下，竟然提高了房租。我们只好逃离了巴登。
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于日内瓦，他为此欣喜若狂。但他仍然在赌。每当赌输了，他就一直沉浸在后悔中，认为自己无药可救，竟然输光了妻子和孩子急需的钱。然而，只要身上还有几个法郎，他便忍不住回到赌场去。孩子在出生三个月后不幸夭折，这让陀思妥耶夫斯基痛不欲生。尽管安娜·格利高里耶芙娜再次有了身孕，他却觉得，对于另一个孩子，他再也拿不出给第一个孩子的那样深刻的挚爱了。
《罪与罚》大获成功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着手创作另一部小说——《白痴》。出版商在一个月里寄给了他两百卢布，却依然无法使他摆脱困境。为此他不断要求预支稿费。《白痴》出版后，结果不尽如人意，他又着手写一部中篇小说——《永久的丈夫》。之后，他又开始一部新长篇的创作（便是在英国被称为《群魔》的长篇小说）。
据我所知，这时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已经花完了所有的贷款。他不得不带着妻子和孩子不停更换住所，他开始思念故乡。他从未停止对西欧的厌恶，巴黎的文化和荣耀、惬意舒适的生活、德国的音乐、巍峨雄伟的阿尔卑斯山、明媚深邃的瑞士湖、优雅的多斯加尼，还有佛罗伦萨辉煌的艺术珍品，一切都令他心生厌恶。他认为，西欧的资产阶级文明是腐败的、颓废的，并且在不知不觉间同化着他。“在这里，我变得越来越褊狭、迟钝，”他在米兰时写道，“我和俄国断了联系，我接触不到俄国的空气和俄国的人民。”他认为，倘若自己不回到俄国，将永远无法完成《群魔》的创作。安娜也想回国，只是苦于没有钱作旅费，他们已经从出版商那里预支了所有的稿酬。出于无奈，陀思妥耶夫斯基只好再次求助于出版商。这时候，《群魔》的前两章已在杂志上发表，出版商出于对中断连载的担忧，只好为他们寄来了回国的旅费。就这样，他俩总算回到了圣彼得堡。
在去世前十年的187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50岁。他成了热忱的斯拉夫派成员，寄希望于俄国能够拯救世界。《群魔》出版后，大获成功，斯拉夫派的朋友们为陀思妥耶夫斯在小说中对激进派的大肆攻击而喝彩。他们觉得可以利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政治斗争中反对当时激进派的改革主张，便提供给他优厚的报酬，委任他主编一份叫作《公民》的杂志。由于和上司在某个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在工作一年后，他便辞职了。虽然同样是反对改革，但他不能接受上司对某些问题的观点。这时，富有实干精神的安娜开始参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出版事务，她自己通过筹资出版了丈夫的作品，竟然赚了不少钱。正因如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晚年时经济上相对宽裕，最后几年的生活也过得比较简单。他写了一系列以《作家日记》为题的随笔，反响很好，他便扮演起了导师和先知的角色，尽管很少有作家愿意这样做。除此之外，他创作了长篇小说《少年》和他一生中的最后一部长篇《卡拉马佐夫兄弟》。在1881年去世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忽然声名鹊起，同时代的许多伟大作家都向他表示了深切的敬意，他的葬礼被认为是“一个让圣彼得堡永远悲痛的最不寻常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