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696部分在线阅读

[403]见皮埃尔—厄蒂安尼·威尔：《水利基础设施管理中的国家干预：以帝国晚期湖北省为例》，载S.施拉姆编：《中国国家权力的范围》（伦敦和香港，1985年），第285—347页。
[404]这里我同意皮埃尔—厄蒂安尼·威尔的观点，见其：《中国的水力循环：16—19世纪的湖北省》，载《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68（1980年），第261—287页。不过应该提出，汉口同时因其内地日益重要而得益匪浅。见谷口规矩雄：《汉口镇的建立》，载布目潮风：《唐宋时代行政经济地图的构成（研究成果报告）》　（大阪，1981年），第111—119页。
[405]职务有塘长、坝长和垸长，垸在湖南是指圆形的小低洼地。
[406]在华容县，工程从48个增至100个（至嘉靖晚期，在16世纪后半期）；巴陵县（岳州府治地）在15世纪从20个增至50个。
[407]见吴金成：《明末洞庭湖周边的水利开发和农村社会》，山根幸夫译成日文载《中国水利研究》，10（1980年10月），第14—35页。
[408]例如在湘阴，原来的小土地所有者的一半逃离其居住地或变成佃农，而有一半移民已变成土地所有者。丘浚（1420—1495年）已经要求把后者纳入湖广的税册，但实际上这些税册很少被修正。见《明人传记辞典》，第249—252页丘的传记，和吴金成《明末洞庭湖周边的水利开发》。关于丘浚见朱鸿林：《丘浚及其〈大学衍义补〉：15世纪中国的经世思想》（普林斯顿大学论文，1983年）。
[409]我同意保罗·J.史密斯：《公元2年至1948年长江上游的商业、农业和中心形态》，载《晚期中华帝国》，9，第1期（1988年6月），第1—78页；他试图用某些明代材料，再进而外推到自宋至清的时代，来研究明代的四川。我把史密斯所用的宋代名称改成明代的和现在通行的名称。
[410]进士功名的名单也说明类似的变动，除了成都周围地区外，还有重庆周围地区也得到照顾。
[411]例如，见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北京，1961年），傅主张是推进因素；罗斯基：《农业变化》，主张是牵制因素。
[412]甘薯从吕宋引进，1594年歉收后，金学曾（1568年科进士）大力推进在贫瘠土壤上种植。见吴震强：《福建南部的小农社会》，第195页。
[413]在1490年，龙岩、长泰、南靖和漳平仍见不到商人；但在16世纪，据说福建人口中有一半不得不在村外活动中谋生，米和银成为与外界联系的重要纽带。又见吴：《福建南部的小农社会》。
[414]前田胜太郎观点，引于吴：《福建南部的小农社会》；又见吴：《贸易和社会》。
[415]棉花的马来语（原来为梵语）为kapas或kapok，很早就在福建种植，但不很普遍。见吴：《福建南部的小农社会》，第211页；又见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第237页。
[416]张彬村：《晚明福建的海上贸易和地方经济》，载E.B.弗尔梅尔编：《17—18世纪福建省的发展和衰落》，载《莱顿汉学》，22（莱顿，1990年），第63—82页。张的文章也很重要，他发现1620年的一次紧缩，并把它归因于商品供过于求。
[417]吴：《贸易和社会》；《福建南部的小农社会》。
[418]自1450年以来，特别在海澄（又称月港）被指定为官方港口以后，福建在海外贸易方面已占支配地位。1590年前后，福建年进口值估计超过100万两，此数甚至排除贪污的因素。见张彬村：《海上贸易：16世纪的福建》（普林斯顿大学论文，1983年）；张：《海上贸易和地方经济》。
[419]关于造成不在本地的地主数增加的情况见本章一田数主制之文。福建的乡村地主还直接住进城市，部分原因是城市生活更有吸引力，部分原因是他们非常害怕海盗。见滨岛：《明代江南农村社会》，第2章注23。
[420]关于这一解释，见吴：《贸易和社会》；《福建南部的小农社会》，第200页。
[421]沿袭国家的指导方针，一名士兵可得到25—30亩，大大地超过了他的需要。
[422]在有的情况下，福建寺庙的支配地位是如此牢固，以致有的作者断言，向寺庙奉献的祭祀礼仪的负担比正规的税赋更沉重。吴：《福建南部的小农社会》，第204页。
[423]黄启臣：《明清珠江三角洲商业与商人资本的发展》，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3（1984年），第37—50页。
[424]见此处注释。
[425]见叶显恩：《略论珠江三角洲的农业商业化》，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1986年），第16—29页。
[426]这说明了为什么这个地区的大量土地被划定为“塘”（1581年在龙山乡占土地的18％），对它征的税也更高。
[427]包田，见叶显恩：《略论珠江三角洲》。
[428]何炳棣：《中华帝国晋升的阶梯——1368—1911年社会流动的几个方面》（纽约，1962年）；张仲礼：《中国的绅士——他们在19世纪中国社会的作用》（西雅图，1955年）。他们是这场争论中最杰出的学者。
[429]何炳棣只把获得举人及以上功名的人列为精英。如果其父系的前三代未出过任何生员，何就称此精英分子出身“地实寒微”；在明代，这一类人占全部他界定的精英的比率从46.7％下降到19.2％。
[430]费孝通的定义，见《小农和绅士：中国社会结构及其变化的一种解释》，载《美国社会学杂志》，52，第1期（1946年7月），第1—17页。当时它包括人口的1/5。
[431]希拉里·J.贝蒂对此作了明确的阐述，见《中国的土地和门第——明清时期安徽桐城县研究》（剑桥，1979年）。基思·黑兹尔顿声称，地方精英中“偶尔能培养出上层绅士，作为阶段性地证实和巩固其地方精英地位的手段”；黑兹尔顿：《徽州的世系和地方精英》，第6页。
[432]最后一种豁免被认为是非法的，不过有人持相反意见；在当时这是一个热烈争论的问题。
[433]见酒井忠夫《中国善书研究》等著作。当绅士日益以地方为基础时，这种现象变得更加流行，见下文；到那时，大部分地方的投靠还与亲王的庄园有关。
[434]在特权不包括豁免正规徭役（可豁免非正规的徭役）的地方，徭役很重，有时绅士也不愿购买土地；例如海瑞（1513—1587年）就如此评论，据姚汝循的《寄庄议》，这种情况在一条鞭法实行后得到补救。崇田德引其文，见《乡村支配的成立和构造》，再版本第197页和第205页，注44，引自《天下郡国利病书》。关于海瑞，见《明人传记辞典》，第474—479页；米歇尔·卡蒂埃尔：《16世纪中国的改革，1558—1562年海瑞在淳安》（巴黎，1973年）。
[435]当然，著名的艺术家等人避而不与地方上有财有势的人为伍，因此得到超脱的“山人”的名声。参阅威拉德·J.彼得森：《苦葫芦——方以智和知识变化的动力》（纽黑文，1979年），第130页。
[436]例如见张英（1638—1708年）之文，他说投靠土地只是因为这样就更加安全。贝蒂：《土地和门第》。关于张，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第64—65页。
[437]由于这种特权地位经常在不同的家族之中进行再分配，并不是土地所有制的直接结果，情况更是如此。见崇田德：《乡绅支配的成立和结构》；《乡绅的历史性质——乡绅观的由来》，载《船津胜雄教授纪念号（历史学）》，22，第4期（1971年3月），第85—97页。
[438]但是通过他们的随从和代理人，他们仍能与其农村的财产保持联系。
[439]在日本，这场争论称“乡绅土地所有”的辩论。首先提出辩论的学者是佐伯有一（在1957年）和安野省三（在1961年），当时不在本地的地主所有制首先与官员联系起来。见佐伯有一：《明末董式之变——有关“奴变”的性质》，载《东洋史研究》，16/1（1957年6月），第26—57页；安野省三：《明末清初长江中游的大地主所有考察》。有人作出了一些努力，企图把以下现象纳入这一观点，即地主除了对其直接的佃农外，还对小农行使权力，并力图说明绅士支配了地方社会的各个方面。这就是崇田德主张的“乡绅控制”观点：《乡村支配的成立和结构》；此文虽有夸大，但仍是这个题目最易懂的假设；但又见足立启二载于《历史评论》，400（1983年8月）第134—151之文。对在其他方面独立的小农行使权力的方式是土地市场控制、高利贷、市场、强制、与官员的关系、司法程序的影响、灌溉活动和慈善事业。关于对这场辩论的总的看法，见森正夫：《乡绅的土地所有论》，载《历史评论》，304（1975年8月），第11—16页；《日本明清史研究中的乡绅论》，载《历史评论》，308（1975年12月），第40—60页；312（1976年4月），第74—84页；314（1976年6月），第113—280页；吴金成：《日本对中国明清时代绅士层的研究》，载《东亚文化》，15（1978年12月）；日译文载《明代史研究》，7（1979年11月），第21—45页；坛上宽：《明清乡绅论》，载谷川道雄编：《战后日本的中国史论争》，第6章（名古屋，1993年），第192—233页。
[440]关于清代的全面的论述，见瞿同祖：《清代中国的地方政府》（麻省剑桥，1962年）。
[441]对绅士的这种标准看法，可在如宫崎市定的著作中清楚地看出：《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和民众》，载《史林》，37，第3期（1953年6月），第1—33页；参见森正夫：《明代的乡绅士大夫与地域社会关系概论》，载《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周》，《史学》，26（1980年3月），第1—11页；英译文载《亚洲学报》，38（1980年），第31—53页。
[442]是登纳林的用词，见登纳林：《嘉定保皇党》。